南平市图书馆

这种研究方法虽不似考证学研究和史学研究那般忠于朱子思想原典，却仍然是立足于原典，进而做一些义理阐发。在传统意义上，这种阐发表现为基于道统意识发明朱子思想的元素。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学术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朱子学在欧美的崛起，朱子学的义理阐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哲学思想研究的形态，表现为将朱子思想对象化并予以客观考察，其基本形态是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当然，传统的义理方法也并未因此消亡，而是有了新的目标，即坚持以朱释朱，尽量避免西方语词对朱子学的渗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传统研究式的和哲学研究式的——在当代的各个海外朱子学研究地区（日本和欧美）都不乏传承者，也就是说，20世纪前在义理分析方法上偏于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界在当代吸纳了欧美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而当代的欧美朱子学界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传统的义理分析方法。这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海外朱子学界在运用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上取得的卓著成果。可以说，义理分析方法是当代海外朱子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①。
  义理分析方法在日本朱子学中的影响力是与东京大学学派（以下简称“东京学派”）的贡献分不开的。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长期执教于东京大学的已故汉学专家宇野哲人及其弟子后藤俊瑞、友枝龙太郎等。在1990年以前，该学派与九州大学的体认派并称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流派。东京学派不但于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研究上建树颇多②，而且是用义理分析方法研究朱子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学派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的主要朱子学著作有：宇野哲人的《儒学史》③及其续篇《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④，后藤俊瑞的朱子哲学系列论著⑤，山根三芳的《朱子伦理思想研究》⑥，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⑦，大滨皓原的《朱子的哲学》⑧，等等。
  宇野哲人在《儒学史》和《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围绕“宇宙论”“心理学说”“伦理学说”和“名分论”四个范畴展开了对朱子哲学的考察，并将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一书中，分三部分——“规范论”“德论”“实践论”——探讨了朱子的伦理思想，主要考察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成及其在朱子文本中的意义和现代意义。后藤的弟子山根三芳在《朱子伦理思想研究》中延续了后藤的思路，从道德意志论和朱子的“敬”“天”“共生伦理”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朱子伦理学。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讨论了朱子思想中的意识、存在、知识与实践等问题，分析了朱子知识论体系里“格物”与“反省知”“悟觉知”的关系以及朱子的格物说与他的政治实践的联系，并另辟蹊径地从朱子和陆九渊的不同生活背景为朱陆学说的差异寻找根本原因。大滨晧原的《朱子的哲学》颇有创见地提出了“理气合离”的思维方式，为化解朱子理气说中的诸多矛盾提供了依据①。
  当然，除了东京学派的学者之外，日本的朱子学中运用义理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其中，走传统义理分析路数的名作如垣内景子的《「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②。垣内是日本为将《朱子语类》翻译为现代日语版本而专门成立的译注出版中心的骨干成员，也是当代朱子学中主张朱子哲学为广义“心学”③的代表人物。她的这本著作分为“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和“作为理学的朱熹思想”两个部分，考察了朱子的“心”“敬”“理”等主要概念，特别强调了朱子思想中的“心”层面，是作为广义心学的朱子学的代表作④。而采取哲学式义理方法的研究名作也有不少，如，安田二郎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⑤、汤浅幸孙的《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⑥、木下铁矢的《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①，等等。
  《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收录了安田二郎四篇关于朱子的论文。安田在将朱子学文献烂熟于心②的基础上，将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于他的朱子学分析中。在其中一篇讨论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题的论文中，安田用法国哲学家Félix Ravaisson的习惯论分析朱子《论语集注·学而篇》的首章，指出朱子对“学而时习之”的解释与格物说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论及习惯在打通道心与人心、弥合“理”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的两面性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本书另一篇讨论朱子理气说的文章中，安田把朱子的理解析为“意义”，而把朱子的气描述成一种瓦斯状的气体。安田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日本学界饱受争议，但由于他的结论是基于对朱子文献的梳理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所以他的这本书至今在日本朱子学研究领域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中，精通德国哲学的汤浅幸孙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存心伦理” （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 （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考察中国伦理思想，并将朱子的伦理思想归于“存心伦理”。木下铁矢的《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则从西方哲学的理论角度对朱子的时间观、道论、易学、理学等思想给出了独特的解读③。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个误解。大陆学界多以为日本朱子学偏重于文献（主要体现在考证研究和史学研究）而缺乏对义理诠释的关注。经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日本朱子学对文献的重视是基于文献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的“第一序”的意义，即任何脱离文献解读的义理阐发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日本朱子学也并未因重视文献而忽视义理，相反，如我们从东京学派以及垣内景子等学者的论著中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日本朱子学者的著作中，文献和义理是互为支撑的，文本解读中蕴含了某种解释理论或义理分析，而义理分析也多从解读文本处着手。
  北美方面，陈荣捷的《朱学论集》①和伽德纳（Daniel Gardner）的两本论朱熹解经的著作是运用传统义理分析方法的名作，但这两位学者的传统义理方法又各有特色。而孟旦（Donald Munro）则是运用哲学式义理研究方法的代表学者。
  陈荣捷的《朱学论集》②延续了我们在之前介绍的他用史学研究方法写就的三本著作的理念，即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他对程朱之异的讨论、对朱子近思录的考察、对朱子仁说之来源的考证及其与张栻仁说的比较等，都是他填补以前朱子学研究空白的创见之作，虽然这本论文集不乏他用史学方法研究朱子的痕迹，如，对朱陆鹅湖之会的补述、对早期明代程朱学派的考察等，但这本书的亮点更多在于他从哲学义理方面对朱子学的研究，陈荣捷可谓“以朱释朱”的典型，他的义理分析“不用西洋名词或概念，不愿以洋冠洋服加诸朱子”③。但他同时强调本文集的意图“为申述朱子。不在宣传，亦不事辩护”④，所以又与旨在接续道统的体认式研究方法略有不同。
  与陈荣捷“以朱释朱”的进路不同的是，孟旦试图把他对朱子的解读置于人性论、道德心理学等当代哲学问题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试图实现朱子思想与当代相关哲学问题的结合。1988年出版的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⑤是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论朱子的著作。孟旦在其中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朱子的人性观及其政治内涵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分析。他首先将朱子的人性观重构为四对“结构性的形象”（structural images）——家庭与流水、明镜与身体、植物与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花大篇幅分析这四对形象的意义。继而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朱子的人性观中可能蕴含的一种张力，即模仿模范的倾向（可能导向极权主义）和自我发现的倾向（可能导向平等主义）之间的张力①。由此，孟旦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见（我们可以将孟旦的这个结论与狄百瑞的朱子“心学”主张做一个对比）：朱子并不相信个体之“心”有得“道”的可能，所以朱子所强调的“立志”并不具有西方“自由意志”的内涵——这可能恰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哲学根源②。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A Chinese EthicsfortheNewCentury（《新世纪的一种中国伦理学》）③中，孟旦延续了他对儒家人性论的关注，只是他转变了之前的哲学人类学视角，转而将儒家人性论与进化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的当代理论相结合，再一次对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伦理学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自然主义的解读。
  伽德纳在朱子学的义理研究方面自成一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所取的似乎是广义的“以朱释朱”的进路，即不似孟旦那般将西方思想观念引入朱子学分析中，而是从注释、理解朱子典籍入手从事义理研究。但他与陈荣捷的“以朱释朱”进路也不尽相同。在陈荣捷那里，对朱子学的义理分析虽以对朱子文本的校勘注释为根据，但并不止于校勘注释。而在伽德纳这里，校勘注释（特别是对朱子解经之作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一种义理分析。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体现在伽德纳的以下两部著作中：ChuHsiand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onthe Confucian Canon（《朱熹与大学：宋儒对儒家经典的反思》）④，ZhuXi'sReadingofthe Ana-lects:Canon,Commentary,and the ClassicalTradition（ 《朱熹的 〈论语〉解读：经典、注释、经典传统》）⑤。我们知道，伽达默尔（H.G.Gadamer）诠释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是，任何诠释都不可避免地与哲学上的前理解相关联。伽德纳的以上两部著作就是这个主张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详细注释朱子对《大学》和《论语》的解经著作，考察了朱子解经的前提，这些前提恰恰就是朱子哲学思想的体现，而伽德纳对这些前提的考察也恰是他对朱子思想进行义理分析的表征。在注释朱子对《大学》的解读时，伽德纳指出了朱子对“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格物”“致知”等的读解如何相异于汉唐古注，从中阐明了朱子在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上的新意。而在注释朱子的《论语集注》时，伽德纳则将朱子的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相比较，以见出朱子作为一名积极阅读者的解经策略（通过解经将自己的哲学观点注入经典中）和传承道统的使命感。通过这些分析，伽德纳让读者看到了注释经典所可能具有的原创力量（这也许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不热衷于构建系统哲学的原因之一），这种力量使解释者与被解释的经典之间——朱子与《大学》和《论语》之间、伽德纳与朱子的《大学集注》和《论语集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互动关系。
  欧洲当代朱子学的义理方法以哲学式见长，在内容上主要是探讨朱子的神学观，这可能与耶稣会的“合儒”传教策略①有关，并经由早期耶稣会在华教士关于God与儒学“上帝”“天”之间关系的大讨论②而进一步深化。在当代欧洲对朱子神学观的探讨中，除极少部分学者否认朱子思想中存在人格神概念——如，李约瑟（Joeeph Needham）③通过详细分析朱子思想的科学倾向论证了朱子对永生与神的否定——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子是有神论者，其中对朱子神学观进行系统探讨的著名学者当属布鲁斯（J.Percy Bruce）和福克（Alfred Forke）二人。布鲁斯在他的文章The TheisticImportofthe Sung Philosophy（《宋代哲学的有神论内涵》）①中指出，朱子之理学中的理、天、太极均有宗教意味；在专著ChuHsi andHis Masters（《朱熹与其师》）②中，布鲁斯更是独立一章专论朱子哲学的有神论意义。而在福克的德文专著Geschichte der neueren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③中，探讨朱子的篇幅比探讨其他任何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篇幅都要长得多，而在对朱子思想的探讨中，对朱子的天、帝、鬼神等神学观念的研究又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然，在欧洲当代朱子学对朱子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中也不乏运用传统义理方法的精品之作。比如，之前提到的布鲁斯的专著ChuHsi andHisMasters（《朱熹与其师》）和福克的德文专著Geschichte der neueren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中，均有对朱子性命、心、仁、道等思想的研究。另外，法国人萨金静（Galen Eugène Sargent）亦在对朱子排佛论以及朱子敬义夹持修养工夫的研究上有值得关注的成果问世④。

①参见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宁天平译，《中国哲学》第7辑，第146—158页；《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と現状》“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卷，第328—329页，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8月版；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历史学研究》第421号，第28—34页、27页，东京：青木书店1975年版。 ②宇野哲人著有《支那哲学の研究》（东京：大同馆1920年版）以及《二程子の哲学》（收录于：井上哲次郎编《哲学丛书》第一卷第三集，东京：集文阁1900年版；后于1920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东京：大同馆）。他的译著《四书讲义：大学》（东京：大同馆1916年版。东京：讲谈社1983年新版）、《四书讲义：中庸》（东京：大同馆1918年版。东京：讲谈社1983年新版）以及《论语新释》（东京：弘道馆1929年版。东京：讲谈社1980年1月新版）等书籍曾多次重版，至今仍拥有广泛读者，影响巨大。 ③东京：宝文馆1924年版。 ④东京：宝文馆1954年版。中译本为马福辰译，《中国近世儒学史》（全二册），收录于“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7年4月。 ⑤《朱子的哲学》， 《世界哲学大系》，东京：圣山阁1926年版； 《朱子的实践哲学》（1937）；《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年版。这本书是后藤的遗稿，由其弟子整理出版。 ⑥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 ⑦东京：春秋社1969年3月版（1979年改订本） ⑧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 ①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4;278—279页。 ②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 ③垣内所说的广义“心学”是与阳明学的狭义“心学”相对的。称朱子学为“心学”意在表明心的问题（或者说心与理的异同分合和相互关系）是朱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而阳明的狭义心学则主张心即是性。 ④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⑤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再版。 ⑥京都：同朋舍1981年版。 ①东京：研文出版1999年版。 ②据记载，安田曾通读朱子文集，并将《朱子语类》翻为日文。参见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宁天平译，《中国哲学》第7辑，第146—1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③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②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③陈荣捷：《朱学论集》，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④陈荣捷：《朱学论集》，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⑤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① Munro,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192-232． ② Munro,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18-19,28,155-191． ③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④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⑤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①这是由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东亚开创的传教策略，通过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方式，拉近在东亚儒学圈中生活的民众与传教士之间的心理距离，方便传教。这一策略后来被美国的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和发展。 ②这一讨论在17世纪到18世纪初就已开始。当时以利玛窦为首的教士们主张，儒家所言的“天”和“上帝”即是天主教所说的“天主”。而以龙华民（Longobardi）神父为首的教士们则以《性理大全》为据，认为儒家并没有真正的作为人格神的God的概念。18世纪初，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著书专论朱子及其门人与基督教哲学家关于上帝的存在和性质之间的区别，释朱子及其门人为无神论者。至此，关于朱子神学观的讨论正式开始。 ③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BookⅡ）：History ofthe Scientif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412、453-493、510、542、558-559、579． ① In:Journal oftheNorthChina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49,1918∶1 1 1-127． ② London:Probsthain,1923． ③ Hamburg:Friederichen,de Gruyter and Co.,1938． ④ 参见萨金静的博士论文TschouHi contre le bouddhisme(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 955） 和论文 “Les Debats personnels de Tchou Hi en matiere de methodologie” ．In:Journal Asia-tique,253.1955:21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