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冯友兰依托西方实在论提出自己的“新理学”不同，牟宗三则在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细致梳理和解读基础上，将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进行会通。在对宋明理学判教的基础上，提出“道德的形上学”的儒学体系。在《心体与性体》中他提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心性问题，说：“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依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②由此出发，他认为朱子继承伊川理学，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还创立了儒家诠释方法，即“以客观了解为理解原则，融合根据文献和扣紧问题这一中西哲学研究特点，生命存在地呼应为进路，主客观统一为整体性、方向性原则”①。

①钱穆和劳思光并不能算作当代新儒家。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先生曾撰文《钱穆与新儒家》，析别钱穆与新儒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钱穆拒绝以西方哲学来诠释和契接儒学。而张丰乾先生也指出，钱穆的视野是打通经学、子学而贯穿中国通史的，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意义绝不是“当代新儒家”这一名号可以涵盖的。而就劳思光先生来说，他本人并不以新儒家自居，主要原因在于他并不认同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构想，认为传统的天道论、本性论以至当代的道德形上学，都会偏离传统的心性工夫论的正路，使儒学强调的“主体性”无法确立。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①罗义俊：《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读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心体与性体·附录》，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