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港台地区的当代朱子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当代新儒家及其弟子③，以及钱穆、劳思光①等。1958年，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阐明了当代新儒家的主要学术精神。他们上承孟子至宋明儒学的哲学思路，注重内在超越和道德实践，致力弘扬儒家道统的活的生命，追求“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并以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为儒学的“神髓”（为儒学的超越性提供了形上学保证）。同时，他们对西方文化保持一种开放性，肯定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民主和科学方化的成分，以返本开新、重建被注重道德主体的传统儒学忽略的政治主体和认识主体。尽管有这种文化担当的共识，新儒家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具体内容的理解和评价却不尽相同，关于朱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的看法亦有差异。下面就从研究方法角度对港台地区当代朱子学研究成果作一归纳。
  一 会通中西方哲学，在对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宋代理学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以牟宗三为代表
  与冯友兰依托西方实在论提出自己的“新理学”不同，牟宗三则在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细致梳理和解读基础上，将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进行会通。在对宋明理学判教的基础上，提出“道德的形上学”的儒学体系。在《心体与性体》中他提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心性问题，说：“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依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②由此出发，他认为朱子继承伊川理学，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还创立了儒家诠释方法，即“以客观了解为理解原则，融合根据文献和扣紧问题这一中西哲学研究特点，生命存在地呼应为进路，主客观统一为整体性、方向性原则”①。
  二 采取传统学案体，借助于文化史、思想史视角，对朱子的生平、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穆、余英时等
  钱穆的《朱子新学案》（1982）是继王懋竑《朱子年谱》后的史学大作，其基本立场是反对牟宗三关于朱子是“别子为宗”的观点，认为朱子“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可谓其乃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在他看来，朱子学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并不符合事实。该书有以下特点：第一，朱子对于前人的思想多有继承，并能折衷调和。朱子对伊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他对其他儒学家的思想，亦能善加摄取。第二，朱子的学问博雅深广，不仅在哲学方面建树很多，而且对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均有深入而精细的研究。第三，朱子对理学的主要概念——如，理、气、心、情、太极、阴阳，等等——均有细致而深入的剖析，并多能取一最圆融的立场。他的一个最有特色的主张，是朱子学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他的“已发未发”说、“涵养”、“省察”诸说，皆来自于他的“心”学。由此，理学与心学的区分并不像学界一贯认为的那么明显，并且，朱子的心学较陆王的心学更为圆融。后来金春峰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朱子新学案》在目录上颇像《朱子语类》，内容包罗万象，有理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学等各个方面；文献资料的选择异常广泛，几乎涉及朱子的所有相关著述，包括朱子经注以及《文集》《集注》《语类》等书。
  余英时在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通过对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政治主体。余先生认为，一般哲学史论述只涉及心性、理气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缺乏对理学家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的研究分析，而此书则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在论述心性、理气之外，还有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对于现代人全面了解朱子学乃至宋明理学都具有纠偏的现实意义。
  三 立足于中国哲学史，对程朱、朱陆思想进行对比，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对朱子学与西方哲学家进行比较，展现出朱子学的哲学特质
  徐复观在《程朱异同——平铺地人文世界与贯通地人文世界》①中提出，朱子确实是儒家的正统道德谱系中的集大成者，但是朱子与程伊川有所不同，程子主要强调“百理俱在，平铺放着”②，并着眼于现世的一重世界，而朱子则在成德工夫上强调上下层级的贯通，并着眼于现世后面的世界、而成为二重世界。唐君毅先生热衷于会通朱陆、朱王，他的《朱陆异同探源》《朱子与陆王思想中之一现代学术意义》都表达了这种思路。唐君毅在《朱陆异同探源》③一文中表明其宗旨就在于尊朱学。唐君毅认为，“心属于气”的说法只适用于朱子的宇宙论立场，而在心性论上说，朱子并不是以气言心，而是有超乎气之动静之上的“本心”的说法，这种本心具万理、应万事，甚至不无陆王“心即理”的意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传统上认为的程朱、陆王之间的界限。在《阳明学与朱子学》中，唐君毅强调阳明的发生背景应放到朱子学背景下才有意义，才能见出前者如何比后者更进一步提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道德形上学、形上的道德学。要之，唐君毅试图证明在新儒家之中，“可以兼容并包程朱陆王等不同形态的思路，彼此不必互相冲突，而可以相反相成”④。
  劳思光结合了文化思想比较，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⑤中，劳思光阐述了朱子的主要思想及其敌论（湖湘学派和事功学派），其间将朱子的思想与佛教的“空”论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对比，指出朱子思想与佛教“空”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超经验领域（即“理”领域）“须有道理”，而后者的超经验领域（即“空”领域）并无经验对象，另外，朱子的思想与亚氏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的思想更为接近（柏拉图断然区分经验世界和超经验世界，而朱子思想中的“理”与“事”并非截然二分）。不过，他对朱子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朱子治学规模虽大，但是“通过一系统性之曲解，而勾划一与历史绝不相应之‘道统’面目……实亦是构成儒学内部最大之‘混乱’也”①。
  还有人将朱子与西方的托马斯·阿奎那进行比较，如1978年黎建球出版的《朱熹与多玛斯形上思想的比较》。
  四 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82）兼采牟宗三的哲学分析和钱穆的考据方法。在他看来，钱穆对朱子的同情以及牟宗三所谓“别子为宗”的说法：“这两个论点分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今日研究朱子自不能不致意于钱先生的考据，牟先生的哲学思考，分析其短长，探讨其得失，则其不能够停止于二家之说，事至显然。然也不能转为调停折衷之论，必须取严格批评的态度，有一彻底融摄，然后可以对朱子产生一全新的视野。”②因此，此书既强调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来了解朱子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又结合哲学分析，只是在继承牟宗三哲学分析方法上，刘述先自言“更喜欢在康德所提供的线索之外”，开拓新的视野。尽管刘述先接受了牟宗三以朱子为“别子为宗”的看法，但他还是从客观历史出发，肯定了朱子“在内圣的修养过程以及教育程序上的贡献”，认为“足以正陆王之学的末流之失”③。
  五 借助于西方诠释学理论，对朱子及其学说进行解释学剖析，展现了朱子在经典诠释上的突出成就以及朱子经典诠释的现代价值
  黄俊杰在研究东亚儒家经典诠释方面成果显著，主编了《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等著述，其论文《朱子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诠释及其回响》《从朱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旧学与新知的融会》都体现出对朱子《集注》的关注。他认为，朱子的《四书集注》是以“视域融合”迈向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的动态平衡，求得“对话的”经典诠释法和“历史的”解释法之间的平衡。①张崑将从朱熹对“颜渊问仁”章的诠释出发，分析了中日儒者对朱熹的解经原则的批判，并指出后儒的解经方法仍然无法解决经典解释的歧异性。②劳悦强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出发，论述了朱熹的诠释学。③也有学者立足于中西解释学差异的角度，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存在异于西方解释学的特点。刘述先指出朱子虽擅长分析，但仍是将知识、存在、价值融贯为一体的中国哲学传统；虽强调认知，但终极目标还是圣学的实践，不是建立客观知识系统。④李清良在《朱子对理解之蔽的认识——兼论中西阐释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一文中认为朱子论理解之蔽展现了中国古典阐释理论的圆融性。梁中和在论文《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中总结出朱子解释学的三大原则：“求本意”；“实理实情”；“以身解经”，并把普通解释学与朱子解释活动进行了比较。白奚以孔子的“仁”为主轴，探讨二程与朱熹对“仁”的解释，从程朱“以体用言仁”“以生意言仁”“心之全德”等三个层次论述程朱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发展。⑤
  六 运用语词分析的方式对朱子学中关键性语词给以哲学分析，凸显朱子学乃至儒学理论的特色
  香港中文大学的信广来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一系列朱子学研究论文。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本考证与义理分析并重，在文本考证的基础上过渡到义理分析。应当指出的是，他所主张的义理分析并不是以达致对朱子思想的精确理解为旨归。他先是发表了一系列朱子文本考证的文章，考察朱子对一些儒家核心概念的看法，如，PurityinConfucianThought（《儒学思想中的「纯粹」观－朱熹论虚、静与私》）①，Zhu Xi on Gongand Si（《朱熹论“公”与“私”》）②，Whole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Zhu Xi onCheng,Zhong,Xin,andJing（《儒家思想中的整体观：朱熹论“诚”“忠”“信”“敬”》）③，Zhu Xi onthe“Internal”andthe“External”：A Re-sponseto ChanLee（《朱熹论“内”与“外”》）④，还有一些对朱子道德理论的整体考察的文章，如，Zhu Xi's Moral Psychology（《朱熹的道德心理学》）⑤。在此基础上，信广来又做了一些建构朱子学现代哲学体系的尝试，比如，他的On Anger-An Experimental Essay in Confucian Moral Psy-chology（《论“怒”一种儒家道德心理学的尝试》）⑥就通过比较朱子对儒家关于“怒”的思考与西方相关概念——如，indignation（愤慨）、re-sentment（忿恨）、forgiveness（宽恕）——之间的可能区别，建构出一种可以为当代人所理解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和境界论。而他的Purity,MoralTrials and Equanimity（《纯粹，道德实验与静》）⑦则是接着之前论“怒”的话题，通过比较朱子关于“诚”“虚”“静”等概念的思考与西方相关概念及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同（包括对双方理论在同一个道德实验中所可能支持的不同结果的分析），探讨一种儒家修养境界的可能性及可欲性。
  七 将文献学分析与哲学理论结合起来，着重对朱熹的著述进行结构和义理的剖析
  香港科技大学的陈荣开教授的朱子学研究旨在通过疏解朱子注解古代经典的方式实现两方面目标：第一，对朱子所注的古典文献有一个系统性的理解；第二，对朱子的学说有一把捉（第二个目标之所以可以通过训诂考据的方法实现，是因为朱子的学说是在他对经典的诠释中建构起来的①）。他先后发表了《朱子〈中庸〉结构说（上）》②《朱子〈中庸〉结构说（中）》③《首尾接续，血脉通贯——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章缜密结构的分析》④《朱子对〈中庸章句〉‘诚明’章的剖析与解读》⑤《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的解读》⑥等一系列文章，对朱子《中庸章句》做了细致的分章剖析和解读。陈荣开指出，虽然朱子对《中庸》的解读是以通贯经书的通篇大义为最终目标的，但朱子同时认为章句离析是义理解读的必要条件，而他则秉承朱子的宗旨，从章句离析入手，对朱子的《中庸章句》进行解读。他的一系列文章均旨在剖析《中庸章句》的复杂结构，并借此重建《中庸》学的整体架构。陈荣开认为，《中庸章句》虽不像《大学章句》那样对经书做出了“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的大胆编排，却将经文彻底地重分为三十三章、一百三十节，比对于既有郑注孔疏版本，分章断节的改动不可谓不大。而对于《中庸章句》本身的分段，陈荣开未采用以往的“四大支”“三大段”“四大段落”等分法，而是采用了五段式分法：首章和尾章各自成一段，第二至第十一章（共十章）为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章（共九章）为第三段，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共十章）为第四段。在《朱子〈中庸〉结构说（上）》中，陈荣开分析了第一、第二段。对于第一段，陈荣开以图表一帧，指示结构，纵分纲领、中、和，横分性与道、教、效，并按类相从地详细引述了《中庸》经文和朱子所加的注，既而指出第一大段纲举目张地指示了性、道、教三个基本范畴的内在联系，中、和的分别是道的体、用，致中、致和分别是涵养、省察的要诀和达致天地位、万物育的基本功夫。对于第二段，陈荣开也以图表一一显示其内在结构，继而按章节分析其内在关联：第二章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原因，第三章指出中庸之为至德久为民所鲜能的事实，第四章根据这一事实剖析道不行和道不明的原因，第五章和第七章分别带出道不明与不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第六章和第八章分别以舜和颜渊为例，说明道之得行、得明的依凭所在，亦即知、仁这两个造道成德之法。第九章以子路之勇为例，指出知、仁若不纯熟，则不可能达到中庸，呼应了第三章中中庸民所鲜能的事实，第十、第十一章以强勇为主题，分别侧重于勇的程度适中的必要性及勇之所发的恰当性。
  在专注于朱子学的学术研究之外，又有对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综述，如，台湾的林庆彰著有《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1992），吴展良著有《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2007），展现了21世纪国内外朱子学研究的丰厚成果。

③所谓“当代新儒家”共有三代谱系。第一代可以追溯至“五四”时期的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等先驱人物；第二代是指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移居港台的儒家学者而言；第三代则由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等唐、牟的学生组成。 ①钱穆和劳思光并不能算作当代新儒家。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先生曾撰文《钱穆与新儒家》，析别钱穆与新儒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钱穆拒绝以西方哲学来诠释和契接儒学。而张丰乾先生也指出，钱穆的视野是打通经学、子学而贯穿中国通史的，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意义绝不是“当代新儒家”这一名号可以涵盖的。而就劳思光先生来说，他本人并不以新儒家自居，主要原因在于他并不认同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构想，认为传统的天道论、本性论以至当代的道德形上学，都会偏离传统的心性工夫论的正路，使儒学强调的“主体性”无法确立。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①罗义俊：《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读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心体与性体·附录》，第515页。 ①参见《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②《二先生语》二上。 ③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序》，第2页。 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①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②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序》，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2页。 ③同上书，第3页。 ①黄俊杰：《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3—112页。 ②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继起争议》，载黄俊杰《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59—211页。 ③劳悦强：《从〈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论朱熹的诠释学》，载刘笑敢《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85页。 ④刘述先：《“朱熹对（四书）与〈易经〉的诠释”重探》。见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第76—87页。 ⑤白奚：《二程与朱子对“仁”的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载黄俊杰《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37—259页。 ① Kim Chong Chong and Yuli Liu(eds.),Conceptions ofVirtue:EastandWest.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2006． ②Dao,Vol.V,2005． ③ On-cho Ng(ed.）,TheImperative ofUnderstanding:Chinese Philosophy,Comparative Phi-losophy,and Onto-Hermeneutics,New York: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2008:261-272． ④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 37.4,2010:639-654． ⑤ 收录于John Makeham(ed.）,Dao Companion toNeo-Confucian 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Verlag,2010:177-195． ⑥ 收录于即将出版的David Jones&He Jinli(eds.）,Rethinking ZhuXi:Emerging Patternswithin the Supreme Polarit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⑦ 收录于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ew Series,40.2,2010． ①参见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②李明辉、叶海烟、郑宗义合编：《儒学、文化与宗教——刘述先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版。 ③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68页。 ④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2009年第5期，第151—184页。 ⑤《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624页。 ⑥《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