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大陆从哲学上研究朱子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冯友兰，他通过对朱子理学的深入剖析，创立新理学体系，从理论体系上发展了朱子学。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则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朱子学的某一方面进行归纳分析，向现代读者展示出异彩纷呈的朱子学。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估朱子学；以陈来为代表的学者专注于分析朱子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张立文为代表的学者着重于比较朱子学与其他学者或学派的异同；以蔡方鹿、朱汉民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西方解释学角度出发分析朱子学。
  （一）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结合相关文献，深入剖析朱子理学，从而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冯友兰为代表。
  冯友兰在抗战时期著成《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了新理学体系。所谓新理学就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所谓“接着”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的理学。一方面，冯友兰把朱子学的精髓转换为“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内在要素；另一方面，他又以哲学家的视域反观朱子学。冯友兰运用“以西释中”的框架对朱子学进行了诠释，他说：“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著力。”①冯友兰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朱子学当中的理、气、心、性等概念进行分析。在《新理学》中，他依照“新实在论”把理世界解释的真际世界，气世界解释为实际世界，认为理世界与气世界构成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朱子学进行重新评价，主要体现在建国后大陆编纂的《中国哲学史》之中，以任继愈、侯外庐、邱汉生、冯友兰等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自古存在唯物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从唯物、唯心角度评价朱子哲学的。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年版）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63年版）中，朱子都是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被批判的。侯外庐、邱汉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1987年版）也受到哲学史研究的影响，由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发展出“理学与反理学”的模式，继续表彰反理学的思想家，朱子学仍是作为唯心主义者受到批判。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1980年版）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四书集注》做了论述。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诠释框架，对朱子学做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道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朱子学既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也是后期道学的肯定阶段。他还说：“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②
  另外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1981年版）、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影响。
  （三）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基本兼采哲学范畴的分析与文献资料的考证的方法，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朱陆异同等问题的产生、演变做了深入的考辨和分析。陈荣捷认为此书“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特别提到陈来对理气先后的考证足以“补冯友兰等学者逻辑推究说之不足”①。
  近年来有学者引入发生学的概念，对朱子学进行分析。2010年丁为祥发表《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在他看来，牟宗三、刘述先对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指其“哲学理论逻辑（所谓内在必然性、架构性）或思想谱系性的展开，与朱子本人的人生现实并不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于是他主张从朱子的生存心态、学术性格等主体性因素出发，对朱子思想进行发生学的解释，试图解答朱子的哲学视野、思想体系、历史影响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等问题。2012年丁为祥出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阐发。
  （四）比较方法研究朱子学。
  张立文的《朱熹与退溪思想之比较研究》（1995年版）将朱子与朝鲜的李退溪进行比较。又有不少学者常常将朱子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如冯友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等范畴来解释朱子的理气说，他认为朱子所谓“月印万川”与柏拉图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都是为了解释一与多的关系，朱子的修养方法，也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2011年刘光顺以《宇宙生成论的中西比较——以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例》为题对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比较。潘德荣则将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进行比较，他在《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中指出，朱子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视为经典解释的第一目标，施莱尔马赫则把揭示作者的原意视为解释的根本目的。
  （五）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研究朱子理学和注经的关系，一方面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注经与创立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出中西解释学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从2000年出现延续至今，以蔡方鹿、朱汉民等为代表。
  有的学者对朱子学的解释学进行归纳概括，如蔡方鹿分析了朱子经学、理学、哲学的关系，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学融合了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形成较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潘德荣在论文《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提出“理”是朱子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朱汉民则在论文《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中，指出朱子是运用“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刘笑敢以《论语集注》为例，提出“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概念，强调在一般的经典诠释中，有“两种定向”“两个标准”。朱熹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形式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何俊以《论语·学而》篇首章的四种诠释为例，论证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他认为朱熹以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归宿，融合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使宋代儒学在方法和思想两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①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7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①陈荣捷：《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丁为祥：《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8页。 ①陆敏珍、何俊：《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