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渐渐被西方学科分类所取代，于是，朱子学研究出现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划分，其中以哲学研究朱子学的成就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前朱子学研究方法多样，视野广阔，成就斐然，特别突出的是一些哲学家运用西方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和发展朱子学，进而提出新的哲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去看待和评介朱子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对朱子学基本持批判、否定态度，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乏善可陈。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环境日趋宽容开放，学者对朱子学的各种研究也逐渐能够秉持客观公允的基本立场，不仅对朱子学的哲学研究成果突出，而且从史学、文献学角度对朱子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辉煌的学术成果。以下将从哲学、史学、文献学及其他四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国内朱子学研究方法做一归纳。
  一 哲学角度
  大陆从哲学上研究朱子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冯友兰，他通过对朱子理学的深入剖析，创立新理学体系，从理论体系上发展了朱子学。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则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朱子学的某一方面进行归纳分析，向现代读者展示出异彩纷呈的朱子学。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估朱子学；以陈来为代表的学者专注于分析朱子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张立文为代表的学者着重于比较朱子学与其他学者或学派的异同；以蔡方鹿、朱汉民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西方解释学角度出发分析朱子学。
  （一）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结合相关文献，深入剖析朱子理学，从而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冯友兰为代表。
  冯友兰在抗战时期著成《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了新理学体系。所谓新理学就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所谓“接着”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的理学。一方面，冯友兰把朱子学的精髓转换为“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内在要素；另一方面，他又以哲学家的视域反观朱子学。冯友兰运用“以西释中”的框架对朱子学进行了诠释，他说：“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著力。”①冯友兰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朱子学当中的理、气、心、性等概念进行分析。在《新理学》中，他依照“新实在论”把理世界解释的真际世界，气世界解释为实际世界，认为理世界与气世界构成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朱子学进行重新评价，主要体现在建国后大陆编纂的《中国哲学史》之中，以任继愈、侯外庐、邱汉生、冯友兰等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自古存在唯物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从唯物、唯心角度评价朱子哲学的。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年版）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63年版）中，朱子都是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被批判的。侯外庐、邱汉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1987年版）也受到哲学史研究的影响，由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发展出“理学与反理学”的模式，继续表彰反理学的思想家，朱子学仍是作为唯心主义者受到批判。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1980年版）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四书集注》做了论述。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诠释框架，对朱子学做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道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朱子学既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也是后期道学的肯定阶段。他还说：“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②
  另外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1981年版）、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影响。
  （三）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基本兼采哲学范畴的分析与文献资料的考证的方法，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朱陆异同等问题的产生、演变做了深入的考辨和分析。陈荣捷认为此书“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特别提到陈来对理气先后的考证足以“补冯友兰等学者逻辑推究说之不足”①。
  近年来有学者引入发生学的概念，对朱子学进行分析。2010年丁为祥发表《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在他看来，牟宗三、刘述先对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指其“哲学理论逻辑（所谓内在必然性、架构性）或思想谱系性的展开，与朱子本人的人生现实并不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于是他主张从朱子的生存心态、学术性格等主体性因素出发，对朱子思想进行发生学的解释，试图解答朱子的哲学视野、思想体系、历史影响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等问题。2012年丁为祥出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阐发。
  （四）比较方法研究朱子学。
  张立文的《朱熹与退溪思想之比较研究》（1995年版）将朱子与朝鲜的李退溪进行比较。又有不少学者常常将朱子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如冯友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等范畴来解释朱子的理气说，他认为朱子所谓“月印万川”与柏拉图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都是为了解释一与多的关系，朱子的修养方法，也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2011年刘光顺以《宇宙生成论的中西比较——以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例》为题对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比较。潘德荣则将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进行比较，他在《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中指出，朱子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视为经典解释的第一目标，施莱尔马赫则把揭示作者的原意视为解释的根本目的。
  （五）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研究朱子理学和注经的关系，一方面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注经与创立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出中西解释学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从2000年出现延续至今，以蔡方鹿、朱汉民等为代表。
  有的学者对朱子学的解释学进行归纳概括，如蔡方鹿分析了朱子经学、理学、哲学的关系，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学融合了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形成较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潘德荣在论文《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提出“理”是朱子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朱汉民则在论文《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中，指出朱子是运用“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刘笑敢以《论语集注》为例，提出“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概念，强调在一般的经典诠释中，有“两种定向”“两个标准”。朱熹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形式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何俊以《论语·学而》篇首章的四种诠释为例，论证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他认为朱熹以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归宿，融合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使宋代儒学在方法和思想两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①
  二 采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借助于传记体等传统形式，对朱子的生平、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束景南、张立文、高令印等
  束景南的《朱子大传》（1992）“是一部心态研究之书，是用传记体的形式研究道学文化心态的著作”②。作者采用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探讨朱子的一生与思想发展历程，所谓“文化还原”法是相对于那种“把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理‘过滤’为一般的哲学原理、人生信条与政治原则”的“古典”研究方法而言，它“是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念与政治追求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具体——可以称为活的文化还原法”③。另外，学界还有两部《朱熹评传》，全面阐述了朱子的生平与思想，一部是陈正夫、何植靖合著，一部是张立文所著。除梳理朱子的思想变化外，还有对朱子的活动、事迹的考证、分析。比如，高令印在1987年版的《朱熹事迹考》，是结合实地调查对朱子的主要事迹做考证。束景南在2001年出版的《朱熹年谱长编》对朱子一生中的重大的学术活动作了详细记述、按评。
  三 从文献学角度，对朱子的著作及其文献学贡献进行考证与梳理，以陈来、束景南、白寿彝等为代表
  由于朱子的著述宏丰，完成时间不详，所以有很多学者对朱子的相关著述的年代进行考证。1989年陈来出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是对朱子书信的年期作考订，陈荣捷评价此书道：“数量之多，考据之实，远出乎王懋竑《朱子年谱》与钱穆《朱子新学案》之上。”①陈来又有《朱熹观书诗小考》《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等论文对朱子相关著述做了考证。束景南在1991年出版的《朱熹佚文辑考》对朱子诗文、书信、著作、语录等的年限进行了考证。对朱子著作进行考证的论文还有：钦伟刚在2004年发表的《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考》、杨文森于2007年发表的《朱熹证伪古文尚书及序、传详考》、李永明于2008年发表《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赵振于2007年发表的《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除此之外，华东师大出版社对朱子著作进行整理出版，为现代朱子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在2010年，为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朱子著述宋刻集成》《朱子全书外编》《朱子全书》（修订版）三套图书。
  除对朱子著述进行研究、整理之外，又有学者对朱子的文献学成就进行归纳总结。白寿彝在1933年出版的《朱熹辨伪书语》所辨书近五十种，体例是将《语类》和《文集》中关于朱子辨伪的资料列于所要考辨书籍之下。1987年，王余光和钱婉约发表《朱熹在辨伪学上的成就和影响》，1988年，孙钦善发表《朱熹与古文献学》都对朱子的文献学成就进行了梳理。相关主题的论文还有叶建华的《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1990），曾贻芬的《朱熹的注释和辨伪》（1993），华星白的《朱熹的古籍注释》，杨绪敏的《朱熹考辨古书真伪的成就、方法及影响》（2006）等。
  四 从地方文化或闽学视角对朱子学进行探讨，以福建学者为代表
  20世纪30年代，福建文化研究会曾探讨过福建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先河。1933和1934年，王治心先后发表了《福建理学系统》系列论文，从地域文化角度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作了系统的梳理。1935年，李兆民发表了《洛学道南系的渊源》，具体探讨了道南系理学的思想渊源。1937年，《福建文化》开辟“福建理学专号”，李兆民发表《福建理学之渊源》《紫阳理学之我见》《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等系列论文，其中《紫阳理学之我见》从宇宙观、心性说、伦理学、鬼神论四方面展开对朱熹的哲学思想作了阐述。李兆民认为周敦颐主太极说，程颐倡理气二元论，“朱子整理二家冶诸一炉，造成二元融合之一元论”，“系一元太极统系下之理气二体”。而郭毓麟在《论宋代福建理学》中则认为，“朱子学说，于哲学上，主理气二元论”。此时的研究除对朱熹及其门人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以及朱熹后学真德秀之外，还对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胡寅、胡宏等人进行研究，体现了对福建的地域文化特色。
  20世纪80年代，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导下，闽学成为福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闽北闽学研究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相继成立，发掘历史文化资料，出版刊物和书籍，组织学术研讨活动，积极推动闽学研究的开展。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委党校等一批学者，采取多种合作方式，进行闽学研究，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与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和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1993）等。《福建朱子学》“将朱熹及其福建籍的弟子、再传弟子和后学汇集在一起，考察其事迹，剖析其思想”①，对福建朱子学的形成、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最有特色的研究福建朱子学的学术著作”①。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1993），探讨了闽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闽学的学术思想渊源、朱熹生平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朱熹思想体系、考亭学派、朱子学的历史命运，并附朱熹门人录（511人），大体勾勒了闽学学派这一文化群体学术流变的脉络。被认为是“对朱熹之学和考亭学派的特点及其源流，作了有特色的具体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将会促进对朱熹及其学派的更深入研究”②的一本书。此外，江西、安徽等省区的学者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朱子学进行了研究。
  五 以朱子其他方面的成就为主题进行归纳整理
  由于朱子本人知识广博，朱子学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对朱子某一方面成就给以归纳总结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如，关于朱子的书院、教育思想，有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李弘祺的《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等。关于朱子文学思想的有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等。归纳朱子的刻书成就的有：曹之的《朱熹与宋代刻书》、方彦寿的《朱熹刻书事迹考》（1995）、史娟的《朱熹对书院事业及图书版本馆藏的贡献——从首刻四书章句集注论及》（2007）、马刘凤、张加红的《朱熹与刻书》等。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蔡方鹿的《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等分别从美学、史学、经学等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自己的研究。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7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①陈荣捷：《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丁为祥：《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8页。 ①陆敏珍、何俊：《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自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③同上书，第8—9页。 ①陈荣捷：《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①张岱年：《福建朱子学》序，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①叶再荣：《福建朱子学一书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8期。 ②陈元晖：《闽学源流》序，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