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代学术以汉学最为辉煌，是作为宋学的对立面出现的，顾炎武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顾炎武试图以经学家的见地来改造理学，朱子在他心中的形象，与其说是理学家，倒不如说是重视训诂、明于典章制度的经学家。顾炎武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对经学考辨精审。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的观点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转向。清代朴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疑经的传统，传统儒家经典无不遭到质疑、考辨。如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古文尚书》及其《孔安国传》为伪书，这发展了朱子疑《古文尚书》的观点。毛奇龄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专辨象数图书；胡渭的《易图明辨》，专辨《河图》《洛书》。由于“无极”“太极”《河图》《洛书》是“宋学”的根本，宋代理学家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所以毛奇龄、胡渭对图书的考辨无疑触及了宋代理学的基石。姚际恒著有《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毛奇龄著有《四书改错》，专门针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认为朱子注几于无一条不错。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这些著述无不继续发扬着朱子的疑经作风，只是他们大都以批判朱子的经学传注为目标。
  汉学家在全力批判朱子经注时，并不意味着贬抑朱子。阎若璩曾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惠士奇尝手书楹联曰：“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可见他们虽尊汉但并不反宋。江永也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作《近思录集注》，对朱子著作进行阐释。陈澧著有《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并不排斥注疏，相反提倡读注。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批驳汉学，尊崇宋学。清儒除批判朱子著述外，又有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对朱子的生平进行考证，是以汉学路子研究朱子的典范。
  总起来说，从朱门后学对朱子学的阐发至颜李学派对朱子学的批判，无不从朱子学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说、经学传注等方面入手的，他们述朱攻朱的出发点无不从“经世致用”的儒学角度出发，直到清代早期顾炎武、阎若璩等虽以考证方法治经但仍在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与理学家由格致诚正以求修齐治平的为学目标是一贯的。这种治学的目标和方式与近现代“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并不一致。随着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汉学家渐渐放弃了“致用”的幻想，而走向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治学路径。因而，梁启超先生说：“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①又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②这种“科学精神”已经接近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了。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同上书，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