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台湾党禁报禁的解除，民间社会力量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人们在台湾主体性意识等方面的思考，普遍引起了台湾年轻一辈新儒学研究工作者的反省。许多学者在深入思考和把握传统儒家思想及战后新儒学关于儒家思想现代诠释之余，逐渐要求儒学精神进一步在台湾社会实践中发挥出其思想资源的优势。这里面也同样必然地包含了对朱熹思想的再探讨与再研究的问题。
  这一时期，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人的学生逐渐活跃并主导台湾的儒学研究，与上一代十分突显个性的学术活动不同，这一时期的新儒家学者（学术界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新儒家第三代）绝大多数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工作体制环境，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是由高校教师、研究机构科研人员所组成，是在制度的框架内经由研究与教学过程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而不单纯由个人因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自发地完全由学术主张而兴起思想的组织活动并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使这种活动得以延续。也就是说学术活动不再是自发的，或是表现为自主的事业，而更多的是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制度化、学院化现象，这种特点使得台湾的朱熹研究纳入了现代教育制度与学术分工之中，对朱子学说的研究及其评价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1．后儒学时代的朱子学说研究问题。
  这基本上是一个时间上的规定问题，主要指的是后牟宗三时代。随着牟宗三的过世，一个时代新儒家人物动心忍性、苦心操持的形而上哲学建构工作已和者寥寥、薪火渐熄，一种以多元的现代主义面对朱子学说的趋势正日益兴起。即使是在牟宗三的弟子中间也出现了明显的观点分歧：一是以李明辉、蔡仁厚、杨祖汉为代表的“护教的新儒学”；一是以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林安梧为代表的“批判的新儒学”。前者的观点基本上维护牟宗三将程朱一系判为“别子为宗”，虽不如其师那么不留情面、语气果断，但基本观点并无二致，如蔡仁厚所言：“朱子能贯彻伊川之思路而独成一型，固然非常伟卓，在文化学术上亦有甚大之意义与作用。但朱子之系统，却不是先秦儒家发展成的内圣成德之教的本义与原型。就宋儒而言，朱子亦并不真能集北宋理学之大成（他只继承伊川一人）。”①后者是以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林安梧为代表的“批判的新儒学”，把心性论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内容放入到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以这一以陆王学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上接孔孟的心性修养论，于是形成了由孔孟到陆王，再到当代新儒学，这么一个道统的发展接续过程。这样一来，传统儒学中的荀子、程朱等都不在这个道统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林安梧认为牟宗三思想的主体主义倾向太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想发展，毕竟中国哲学史上除了“心性论”之外，“理”“气”等重要范畴也是不容忽视的。
  2．延续传统的客观平和的方法对朱熹思想进行学理探讨。
  台湾儒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论及近二十多年来最有代表的论著，还得说是陈昭瑛的《台湾儒学》一书。虽然该书着力于体现儒学的台湾本土意识，即儒学的台湾版本或台湾的儒学经验，但其对朱子学说在台湾的传入与发展所做的较为全面的分析，又使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研究“朱熹思想与台湾”的首要之作。书中作者明确提出：“清代是台湾儒学的发展期，经过二百多年的垦殖，儒学已在台湾的土壤里生根，此期的思想主流是福建朱子学，程明道曾视其大弟子杨龟山归闽为‘道南之传’，则朱子学之入台可称为‘道东之传’。就思想的原创性而言，台湾朱子学所浮现的问题，诸如异文化（原住民文化）的邂逅，与民间信仰（文昌帝君的信仰）的遭遇，与移民社会的互动，都使台湾朱子学展现奇异缤纷的色彩。”①虽然从流派上看，台湾儒学界对朱熹思想的评价差异性甚大，但这种延续传统的从正面对朱熹思想所作的深入学理探讨，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还是占大多数的。仅在1997年和1999年由台湾成功大学主办的“台湾儒学国际研讨会”上，尽管会议的主题预先并没有设定为朱熹思想与台湾，但提交会议的论文内容大多与朱子学相关；1992年5月由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和“中央研究院”主办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到国际范围内研究朱子学权威学者论文数十篇，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台湾朱子学的研究状况。由于朱熹思想在台湾影响深广，即使是新儒学对之提出了不同的判教观点，亦无法回避对其学说的正向肯定。尤其是第二代台湾新儒家，如刘述先在其主要著作《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中，虽然大体接受牟宗三对朱熹“别子为宗”的判断，但仍然对朱熹思想在修养及教育上的功能，有着许多不讳传统的认同与理解；对朱熹建立道统的用心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在具体描述基础上，有着合乎传统的论断。他特别强调了朱熹对人性私欲的力量以及工夫的艰困，观照极深。认为按照“主敬穷理双管齐下”的方式实践，最后也可以达到极精微的天理流行的境界。
  3．充满了道德修养与纯粹知识冲突中的朱熹思想研究。
  20世纪以来台湾的文化发展历史表明，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学虽然在台湾没有遭受到全面否定，但朱子学说在现实社会中的逐渐式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台湾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基础之改变外，还主要来自于台湾社会在功能坐标中带来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学能不能作为一种根本的文化精神资源与西方文明相抗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已不再认同儒家伦理的价值。尤其是在一些台湾儒学研究学者从单纯的学术发展角度而提出的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势必从公共论述的领域中撤出的思考之下，朱子学说作为一个十分强调道德的实践问题，强调知与行、为人与为学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最终强调的从来都是为人和学问的表现必须体现在修养的境界上来。因此，朱子学说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朱子学说及其价值传统在现代化社会文化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矛盾问题不解决，朱子学说充其量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导致的价值混乱。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台湾儒学界也积极面对过，但终究没有改变朱子学说走向衰微的方向。
  4．将朱子学说视为多元思想资源中的一元，寻求与其他文化传统的对话、沟通。
  台湾朱子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大量借助西方学术，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新儒学学派，几乎任何一个对朱熹思想研究的独特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其说是得力于传统儒家的学养，不如说是得力于西方哲学方法的训练。这一点在牟宗三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基本上就是在消化康德哲学的基础上，进而阐发中国心性之学的奥义。牟宗三的这种治学方法直接影响着他的弟子，他们的有关朱子学说的阐述无不师承着这一特点。应该说比起自己的前辈师长，台湾新一代朱子学研究者在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方面有着更多的层次和更自由的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能参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与解决的过程之中。基于较好的西学训练基础，台湾学者在面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更迭较快，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的学术形势，能够较为自如地把它们变换为朱子学研究的方法论资源，包括通过将朱熹与西方哲学家（如同样拥有包罗万象思想体系的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等）的比较研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儒学只重体证而忽略抽象的高层次方法论反省工夫的缺憾。

①蔡仁厚：《宋明理学·南宋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6页。 ①陈昭瑛：《台湾儒学》，台湾正中书局2001年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