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台湾闽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大现象，即受到新儒学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对待朱熹思想与陆王心学的关系问题上，台湾新儒家中的很多学者大体上都站在陆王心学的立场上。这方面的几本影响力比较大的著作如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等等。这其中又以牟宗三的观点最为鲜明与激辩。在他看来，朱熹主张理先气后，理无形无状、无动无静，心只是与性情相对应，而不是作为宇宙大本大宗的本心。这种心性形而上学的基本预设，否定了道德实践直充本心的天命理想，最终只局限于“格物穷理”“涵养用敬”认识方法层面。因此，朱熹思想虽然广博精深，但从道统接续上看，他也只是继承了程颐思想体系，而与儒家的大传统甚至是相违背的。因此，牟宗三把历来被尊为宋明儒学之正统和集大成者的朱熹判为了“别子为宗”。
  比如，在儒家道统论问题上，牟宗三不同意朱熹的道统思想，认为儒家道统中居首要地位的应当是孔子，其所创立的内圣之道乃是儒家“道之本统”，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创立的是“王道”之道，因此他在许多地方讲述儒家道统论时，略去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只把孔子列为道统之首；而对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牟宗三亦有不同的判释，他认为：“据吾看，《论》《孟》《中庸》《易传》是孔子成德之教（仁教）中其独特性的生命智慧方向之一根而发，此中实见出其师弟相承之生命智慧之存在地相呼应。至于《大学》，则是开端别起，只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所谓只说出其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宋明儒之大宗实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中心，只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①牟宗三认为，《大学》没有把心性这一概念放到终极的创造性的层面来理解，更多的是就德行而言德行，而没有能够由德行再往深层次处而提出德行为之超越的根据。他对《大学》中把“致知格物”与“诚意”套在因果关系中讲最不满意，认为这有可能导向“以知之源决定行之源”。牟宗三批评《大学》的目的显然在于批评朱熹，并通过这种否定把传统上一直被尊崇为宋明理学之正统和集大成的朱熹认定为“宋明儒之旁枝”。
  为了确定此说，牟宗三还从闽学的传承体系上强调了自己的新判断。一般的观点认为闽学真传得自于程颢程颐，后由其弟子杨时再传于罗从彦、李侗、朱熹。牟宗三根据李侗开端示人之大要而认定他乃是真能体认天命流行之真机的儒者，他认定：“延平（李侗）‘默坐澄心，体认天地’，此所谓‘天理’……默坐、危坐，固不只是泛泛的静坐，只‘收敛在此，胜如奔驰’之谓；乃根本是一种本体论的体证，借此以见体或立体，以期清澈吾人之生命，由此，以中导和，始有真正的道德行为之引生……”①由此，牟宗三认为李侗的这样一种义理架构，在朱熹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包括在认识的方法方面，朱熹强调以读书、讲解文义为重点的道德实践方式与李侗所倡导的儒者之道德实践固非外在知识之事，亦非徒然讲解文义之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牟宗三甚至认为儒家自孔子以后的道统学脉，正是有了李侗的作用，才得以在南传之后的闽学中得以发扬光大、开花结果。李侗堪称闽学中的濂溪与明道。②不能因为朱熹创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而忽视由杨时、罗从彦到李侗这一道统传承在闽学中的重要性。牟宗三这一评价方式实际上是对闽学思想的一种割裂，通过这种割裂贬低了朱熹并把对宋明理学的研究重心有目的地过渡到了陆王心学一系。事实上，牟宗三向来主张从陆王心学的发展来讲儒学，亦常常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判释和批评其他学派思想。尤其是在他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系统中，真正的自律道德只有在“心即理”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这成为他作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新儒家学者重建儒家道统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牟宗三对于朱熹思想的这些独特见解散见于《心体与性体》《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涵蕴及其发展》《现象与物自身》等著作之中。
  由此，牟宗三提出了他所谓先秦孔孟、宋明陆王、当代新儒学的“儒学三期说”，这种把朱子学说判定为“别子为宗”的思想显然过于偏颇。毕竟台湾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尊崇朱熹思想的地方，一些学者虽然并不是冲着牟宗三观点，但还是正面评述了朱熹学说思想在儒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现代意义。如钱穆（虽然定居香港，但其学术思想在台湾影响颇大）、唐君毅等。其中钱穆撰《朱子新学案》，全书超百万字，搜罗详尽，甚便参考，其作用几乎等于另一本的《朱子语类》。在20世纪60年代港台学界中，此书影响巨大。书中他显然不赞成牟宗三的判断，钱穆认为：“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①他认为朱子学的核心在“心”不在“理”，因此有关理学与心学之分别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钱穆从史的角度把程朱陆王之思想贯穿在一起，强调彼此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朱熹在形上学的解释方面更显圆融。而作为台湾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也是通过强调“心”这一范畴在整个朱子学说中的地位。他认为在纯粹心性论方面，朱熹同样具有超越一般动静之上的本心或本体，甚至主张朱熹思想也不无“心即理”的思考，因此大大缩小了朱熹之“心”与陆王之“本心”的差距。
  台湾在朱熹思想的研究方面，牟宗三、钱穆、唐君毅等新儒家的影响极大，其中以牟宗三的观点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其哲学思辨领域著述数量占多数，起到了观念引导作用；而在哲学取向的研究中，同样也以牟宗三及其弟子的诠释倾向占据多数优势。再加上牟宗三在这方面著作体系完整，思维精深，判教意味十分浓厚，思想上能挡其锋者甚少。其基本的研究方式是，在借鉴西方哲学方法的基础上，以延续宋明理学之学术精神为主旨，不遗余力地使儒家内圣心性之学系统化、理论化，开辟出了一条战后台湾儒学研究的新路径。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19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12页。 ②同上书，第21页。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