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道德秩序的强调，这是闽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传统。长期以来，我们在探讨闽学尤其是朱熹思想时，为了强调这一精神体系如此根本性地忠实于一种道德框架，以致在专注于他们内在性地完成道德培养的过程中，忽视了传统闽学对公共服务与政治运作的关注。就此而言，闽学在台湾的一个重要现实作用就是推动台湾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化。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大的视野，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闽学人物在政治施行中的更为出色详细的文本。在这方面，来自福建漳浦儒生的蓝鼎元是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叛乱，经过闽学琢励涵养而成的儒生蓝鼎元随其族兄南澳总兵蓝廷珍渡海平叛。他认为当时台湾社会秩序不良，民众喜犯法健讼，闽粤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时有冲突，其根源在于文教衰败：“台人未知问学，应试多内地生童，然文艺亦鲜佳者”，①“台湾之患，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日之急务也”②。作为幕僚，蓝鼎元走的是一条儒生与权力结盟的道路，通过出谋划策的方式直接干预了当时的一系列政治运作。重要的是他更深层次地看到了政治的治理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根本的措施应当落实在文教方面，即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教化作用，由教化而达至“文治社会”。
  蓝鼎元提出了在整个台湾社会逐级建立起闽学教育场所，并由此形成上下有序的较为完整的文教体系。按照蓝鼎元的设计，台湾的闽学教育应分成两个层次。上层属于对年轻人的学校教育，即以府、县儒学为中心，广设义学，这里的义学包括社学、私塾等启蒙教育机构，对学生进行闽学教育，学习优秀的选拔到府城书院深造。下层属于城镇村庄中男女老少咸宜的社会教育。二者均以讲明五伦道德为主，通过教化使百姓知道是非善恶，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消除动乱根源。应当说，蓝鼎元真正看到了儒学教育的根基问题，即所谓“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旨能易也”①，直指宗法伦理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宗法伦理意识，由宗法家庭的道德规范推广到宗法等级制的礼法名教等社会政治规范，就是儒家所谓“成人成己”“内圣外王”的思想重心。也就是说，蓝鼎元在他的文教大纲里并没有把儒家思想教育仅仅看成一种学术思想或精神资源，而是更重要的把它看成依附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伦理规范、社会风习、文化心态、价值标准等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涵盖面广，渗透力强，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支配作用。当时平乱之后的台湾社会，十分需要发掘这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再生活力，通过推广儒学教育来达到维持等级秩序、限定等级特权、调节内外矛盾，从而使台湾在较短的时间内由移民社会向“文治社会”转化。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提出并实施的传统台湾儒家教育，蓝鼎元在一个时期基本上在台湾做到了每一个聚落阶层中，均有师儒秀才担负教育庶民以朱子儒学的责任，从而真正在清代台湾儒家教化通过各级书院、村塾、家学等方式，而将孔孟常道慧命播种繁衍于台湾乡土之中。
  如果说蓝鼎元作为一个幕僚已经十分真切地看到儒学教育在治理的重要意义并下大力气推广之，那么作为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则可能更深刻地知晓其中的统治之要。几乎是与蓝鼎元在台湾推展文教的同时，曾任福建巡抚且与鳌峰书院关系甚深的陈瑸，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调任台湾知县，之后又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再任台厦道兼理学政而回到台湾。陈瑸是清代初期对儒家思想最有思考并在治理地方中最彻底实践儒家思想的一个地方官员，尤其是对朱子学说的推崇更是其儒吏生涯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内容。由陈瑸撰写的《新建朱文公祠记》，作为一篇集中反映其本人对朱子学说的看法并权威叙述朱子学说从福建渡海而开始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文献，在台湾儒学思想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中陈瑸直截了当地强调孔孟以后，儒学失传，唯有朱子思想承接了孔孟之道的正统，由此而进一步主张朱子学说必须成为台湾儒学教育的经典思想。“惟是信之深，思之至，切已精察，实力躬行，勿稍游移堕落俗边去，自能希贤、希圣，与公有神明之契矣。”①应该说，朱子学说中的礼教思想，伦理至上主义，有其重视道德自觉、强调教化作用、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等可取的因素，陈瑸从治理社会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及个体的日常生活皆以朱子学说的基本精神为引导或指导。比如在义、利问题上，陈瑸认为这是一个儒生的头等大事，而在具体的区分义、利关系方面，他明确提出所谓义就是无所为的观点，这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消弥台湾民众海岛性格中易起争端的强悍、抗争一面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主敬闲邪、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理想主义，一直都是朱子学说的最基本精神，陈瑸在台湾府城以台湾最高教育长官的身份，兴建了台湾首座朱文公祠，并撰写了充分展示朱子学说基本精神的文告，这也是清代朱子学说从福建传入台湾，并在台湾全面推展开来的一个最主要象征。
  应该说，清代台湾儒学并非只有闽学，甚至并不存在统一的儒家思想，这一方面因为对传统儒学思想的诠释的多样性，一开始就在台湾存在；另一方面闽学在台湾的推展过程中也融合进当地儒吏儒生的因地制宜的观点。比如陈瑸在《新建朱文公祠记》碑文中，对“义利之辨”提出了“义固未尝不利，利正不容假义”的灵活解释。这是随着移民大量入台，祖籍地的中华传统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之后，为了不断推进台湾进入与内地相似的“文治社会”，儒家一系列思想面对现实必然需要做出的调适。在这方面，陈瑸是第一个对民间带有迷信色彩的文昌崇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通过儒学思想对之进行阐述和道德实践消弭了其中的神秘色彩的地方官员。台湾是个民间信仰十分发达的地方，在文教领域由于文昌信仰中的科名思想、敬字思想和儒生阶层的具体生活关联很大，至使文昌这一既指天神，也指人鬼的信仰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以崇祀文昌为晋身之阶的意识甚至铭记于多篇书院碑文之中。因此，文昌信仰与儒家道统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亦是由来已久。面对这种情况，陈瑸等人在正视文昌信仰的影响情况下，为了维护朱子学说在文教领域的主导地位，采取了诸种折中调和的方法抚平对立情绪。最早在台湾的庙学内建朱子祠的是陈瑸，同时他也是台湾第一位建文昌阁于儒学的人。其建朱子祠的目的在学统的意义上突出闽台儒学的关系，而建文昌阁的动机则很简单，就是希望在文昌信仰与朱子学说之间平等相待，从而达到了再将文昌信仰合理化的前提下，进一步使之道德化、儒学化，从而消解民间信仰中必然带有的功利性色彩。但是，这些特定条件下对朱子学说诠释的多样性不排斥诠释的对象仍有其历史的统一性，因为诠释者总是生活、思考在统一历史的行程中，而被诠释的对象总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现实社会的约定性。

①（清）蓝鼎元：《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平台纪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第49页。 ②（清）蓝鼎元：《东征集》，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第39页。 ①《史记·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①（清）陈瑸：《新建朱文公祠记》，收于《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