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闽学在台湾的推广和传播，除了体现在不断增加讲学场所和直接引用福建书院之学规精神外，更多地还体现在教育体制的确立和教育成效的提高。所谓教育的成效，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道德说教而最终实现政治教化的目的，这一点也是朱熹所毕生强调的。事实上，闽学传统中从未提倡不以道德为核心的为读书而读书，而到了朱熹这里更是主张读书人必须将从家庭主义孕育出来的孝观念及由此而来的家国一体的忠观念看成天经地义的核心的道德，这也是他的《四书集注》历代被称为“圣经章句”的重要原因。清代台湾教育之所以特别重视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闽学，必须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理解。早期台湾的书院多为大陆移民为解决后代识文断字问题而举办，基本上属于乡学性质，朱熹所编写的《小学》《训蒙绝句》和《童蒙须知》成了主要的普及教材，起到了迅速把闽学文化传播到社会底层和妇孺头脑之中的作用。后来随着各地进一步开发与文化的更深入传播，书院的设置逐渐增加。到乾隆、嘉庆年间全台湾新设十四座书院，道光年间又新设十二座，这些书院的祭祀、学规、讲学内容以及建筑风格等都仿似福建的各大书院。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鳌峰书院作为福州讲授闽学的重要场所，一直是台湾儒吏和儒生强调设立书院和衡量书院水准的榜样。清乾隆五年（1740），巡台御史杨二酋为正在建设中的海东书院题写的《海东书院碑记》中描述当时台湾士子一心钦慕福州鳌峰书院时写道：“诸生一仰鳌峰，且不免望洋而叹！”①
  从台湾海东书院的学规（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和文石书院的学规（重人伦、端志向、辨理欲、励躬行、尊师友、定课程、谈经史、正文体、惜光阴、戒好讼）可以看出，制定书院学规的主要精神都自闽学而来，都是从朱熹的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演变而成的。又比如朱熹“居敬”思想在台湾诸多书院中的影响至深至广。我们知道，“主静”出自周敦颐《太极图说》，后二程以“主敬”取代“主静”，而“静”与“敬”在朱熹思想中得到了精妙的统一。这一思想除了在众多台湾教育碑文都有体现之外，彰化县曾在嘉庆年间建“主静书院”；台湾知府褚禄在“重修府学文庙碑记”（乾隆十年）言：“台郡虽僻处海外，入庙者莫不知敬。”②此外，朱熹向来反对科举中的功利观念对实学的伤害的主张亦成为当时台湾教育的普遍理念。如凤山县教谕富鹏在《重修凤山县文庙碑记》（康熙五十八年）中告诫诸生：“修身立行者，大儒有用之学也；砥砺名节者，士人经世之具也。……务使天下之士，崇正学而黜邪说，敦实行而弃虚名。”③
  朱熹的教学一般采用这样的步骤：《四书》、《六经》、史书。他曾经这样指导一名学生：“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④在朱熹看来，读书次序的标准是道德之理的知识，其他知识如果不关系到自我道德修养，那只能是无足轻重的。朱熹的思想体系本身虽然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但这一要求却是一以贯之的，其对后来闽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清代闽学在台湾的传播。比如福建漳浦理学世家蔡世远，作为清代闽学的主要人物，其在对朱子学说进行梳理时，十分强调其中之义利、天理人欲之辨，把养成“浩然正气”看成是正直向上、高尚道德品质的展现。在主持福州鳌峰书院期间，应台湾诸罗知县周钟王宣之约，蔡世远隔海写了一篇《诸罗县学碑记》。在简短的碑文中，除了记录诸罗县学建设过程之用心与成就外，主要阐发自己对朱子学说的理解与心得：
  君子之学，主于诚而已矣。诚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纯粹至善者也，天之所以与我者也。……朱子曰：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不然，虽广求博取，奚益哉。学者率此以读天下之书，则义理浸灌，致用宏裕。虽然未必有出位之谋，尽伦而已矣。……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终，但以为吾读书、得科名，而吾名成矣，荣间里、利身家，而吾事毕矣。……诸罗虽僻处海外，圣天子治化之所罩敷，三十余年于此矣。巨公名人相继为监司守令其间，风俗日上，萃一邑之秀于明伦堂，相与讲经书之要旨，体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诚之方、读书之要、伦理之修。经正理明。则词达气充，科名之盛举积诸，此非徒善人之多也。①
  文中，蔡世远用清晰、准确和十分概要的文字提出了朱子学说中的道问学之目的就是在于尊德性，儒者当以道德实践为其生命本质与生活主轴的基本思想内容。有台湾学者认为，虽然蔡世远没有到过台湾，但他隔海写出的这篇碑文把当时闽地儒者研究朱子思想最新成就从福建渡海而播植于台湾。②
  与闽学教育体制相适应的，是在书院建设普遍推行的同时，闽学文献经学化（主要是朱子学说）客观上将科举制度引入了台湾社会。当时的天兴与万年二州“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大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式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③。虽然科举制作为一种以对于儒家知识和观念的了解程度作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它的种种弊端在大陆已经暴露无遗，但是在台湾文教事业初兴时期，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还是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当时，台湾的秀才必须到福州参加乡试，由于两岸教育水平的差距，台湾秀才康熙年间考中举人的只有9名。后来随着闽学教育的不断普及，道光之后，台湾举人的水平与福建内地已大体接近。

①此文写于乾隆五年（1740），见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第690—691页。 ②此文收于范咸：《重修台湾府志》。 ③《语类》卷十一。 ④此文收于陈文达：《凤山县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124种，第196页。 ①（清）蔡世远：《诸罗县学记》，收入刘良璧编《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第553—555页。 ②陈昭瑛：《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台北正中书局2001年版，第1—48页。 ③江日升：《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