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闽学进入台湾就其形式而言，除了注重本体意义上的思辨的义理体系，同时亦十分强调闽学的政治社会理念对现实生活的干预。这实际上就是闽学思想体系通俗化的内容。这一以推进民间社会家族制和家族伦理建构的通俗化特点，是闽学在发展与传承过程中所呈现的另一思想特征，可以看成闽学秩序观和伦理观得以在台湾广泛传播的重要起点。正如我们很难否认整个儒学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一样，闽学作为一种普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家思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为了当时台湾现实社会的慧命常规。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宋代，仅就当时宗族组织的影响力来看，“宋代不同于汉唐，这一时期宗族制度开始民间化和普及化，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不可与此前同日而语”。②其中重建宗族制度，改革祭祖办法，“一道德同民俗”是“治天下”的重要内容。北宋时代的这种社会基层状况与治理思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因此朱熹的道德学问一开始便十分重视对民间社会的渗透意义，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把儒学的道德性思想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种思想特征在闽学向台湾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特殊的人文历史社会条件形成了十分契合的相互呼应。即使到了现代，台北孔庙每回祭孔之后便是祭朱。
  台湾文明开发较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发展偏于务实，忙于开垦而无暇为文，所以有许多台湾学者时常感叹台湾之无史或有史而不全。但是，历史上台湾的文化发展虽然于文史哲之人文素养有所缺憾，其思想人伦则并非无所维系，日常礼节与风俗习惯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广义的台湾民众精神世界。连横在其所著《台湾通史》一书中认为：“礼，所以辅治也，经国家，序人民，睦亲疏，防祸乱，非礼莫行。……台湾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烁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①又认为：“风俗之成，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远至千年。潜移默化，中于人心，而萃为群德，故其所以系于民族者实大。”②因此，闽学进入台湾的真正意义，与其在思想学说的本身上去寻找，不如到当时台湾的经济的下层土壤和民众生活的精神深处去寻找。
  在清代台湾的社会治理实务中，推行以闽学为主导的儒家思想通俗化，地方士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当时的士绅在台湾所从事职业千差万别，有执掌书院的山长，从馆授徒的塾师；管理宗族祠堂的长者；更有乡居行医、包揽词讼者；等等。他们相同的条件是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具备一定水准的经济基础——田产和房屋。他们身居乡里既要为百姓的道德楷模、行为表率，又要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维护地方利益。台湾地处边陲，皇权的控制能力受到限制，由于统治的成本和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难以健全，实际上朝廷的政治权力从未真正深入到当地县以下的社会中，广大乡村的直接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是宗族组织和士绅，它们充当了沟通民众文化与闽学思想的中介作用。尤其是闽学思想中细化为大量具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的内容，使得身负乡村文教事业管理身份的士绅拥有了较强的政治号召力。
  因此，闽学在台湾的存在方式并非是单纯的学术传播，在社会基层更多是通过日常教化过程中接续下来的中原生活方式，把闽学的观念浸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民众自然地生活于孔孟常道，虽日用而不知。从史料上看，荷兰人占领时期，台湾的移民基本上以福建百姓为主；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的移民中也仍然以福建人为绝大多数。而且这些来自福建的移民大多数集中于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较快地成为成熟稳定的农业社会，并呈现出与内地并无二致的中原社会的内涵与形貌，充分突显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极其深厚的根本作用。而闽学传统在民间的存在，是这一思想得以在早期以最纯朴的方式在台湾社会传衍开来的最根本原因。但是，尽管闽学的这种存在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台湾人文社会，但作为一种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样一种文化透入的过程会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相反，当闽学的传播开始在民间社会中发生影响时，它也会开始在学术思想层面产生一些崭新的和导引性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特点是向平民社会发展，陈来教授称之为“近世化”。“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①所谓近世化，强调的是中国自唐中期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平民主义文化转向，这种“近世化”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了闽学的形成与发展上。正是在这种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理性化的转变过程中，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集濂、洛、关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新的国家文化重心，使儒学逐渐由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解释型的思想重新转变为创造性的思想，并在后期的一系列演绎中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文化趋向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重新将儒学制度化并建立起儒家对于社会的干预性和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制度发展的贡献。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闽学思想无论是通过移民的自发传播，还是后来清代官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台湾全力推广，都与这一思想体系突出的社会适应性与干预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9页。 ①连横：《台湾通史·典礼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1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7页。 ①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