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即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①这里的“宋明理学”其意即指明朝王阳明心学。经过明末清初之儒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之批判，阳明心学逐渐退向边缘，这种学术风向的转变，客观上让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大行其道，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清代统治者对于朱熹思想的再三追捧，亦提供了闽学逐渐成为显学的重要机会，以至于清代大凡学有所成者言必称朱子，故有顾炎武所称“经学即理学”之语。在某种程度上朱子之学于清初的复兴，实谓统治者之悉心提倡及巧为之计。这种学术风向的转变势必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台湾的闽学传统建立的方方面面。
  1．清代学术风向转变中的闽学传统及其在台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
  自明代开始，尤其是在清代儒学研究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化，其中最复杂的莫过于宋学与清学之间的关联问题。在这方面，用一句简单而明了的话进行概述，就是清代学术话语转型从宋明时期的理气心性之学向清代的经史考证之学的转变。尤其是面对明朝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推翻的事实，对清初整个知识阶层所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心理震撼，宋明理学的学术理念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闽学传统在清代并没有失去影响力，一方面思想界在对心学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在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作用下，这方面的思考指向了一条“由王返朱”的道路。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王懋竑、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便力图通过批判王学来复古朱学。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统治上的需要，清代自康熙朝开始致力把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思想塑造为官方学说，先后汇编了《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同时更是利用理学味极浓的科举取士来推行朱熹思想。清代学术风向的转变并没有动摇闽学传统，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官方思想中的地位，这一特点在闽学向台湾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台湾在光绪十一年（1885）建省之前，一直是福建省的一个辖区，这就为将闽学作为传统合法性思想资源而系统和完整地引进，并努力使其在台湾的土壤里生根，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法缘基础。1683年康熙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台湾初归，百废待兴，思想教化当为重中之重的内容。虽然台湾的儒学起源于明末，但清代两百年期间才是台湾儒学的发展期。台湾师范大学潘朝阳教授认为：“就台湾而言，儒学与儒教始于明末漂流来台的浙儒沈光文，但以国家形式而在台湾始播儒学、儒教者，应推明郑漳浦儒生陈永华之立圣庙、建太学于台南。……康熙领台之后，台湾承大量闽儒之东来传教，乃成为朱子儒学传播宣敷之区。通过在台儒吏、儒士的努力以及书院、义学、文社的设立，朱子儒学遂从福建而普化于台地，成为数百年来台民的文化常道、台湾的文化主体。”①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一方面闽、台两地地缘相近，每一个时期台湾移民中人数比例最多的几乎一直是福建人，读书人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明清两代的许多主管台湾官学、书院的官员基本上来自福建，这实在是有利于将闽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传入台湾，其中的主要人物有陈瑸、蓝鼎元，以及虽然未到台湾，却曾受邀为台湾诸罗县庙学撰写碑记，并有多篇文章收录在台湾地方志的闽学主要人物蔡世远，等等。②
  闽学对台湾的文化影响，清代最集中于书院建设方面。而书院建设在当时条件下，主要是官方或在任官员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和文化理想而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一特点充分说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闽台的法缘关系是通过官学合一的方式，达到在闽学基本精神引导之下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及个体日常生活之归化目的的基础。对于台湾书院由福建移植而来，这一点在今天两岸学术界中没有争议。当时台湾官员基本上都由福建选员派出，闽学亦因此随着派赴台湾的官员而传入台湾。清朝初领台湾之时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府设府儒学，县设县儒学。康熙年间台湾共有四座学宫，到清代末期增加到十三座，这种儒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府学、县学是地方最高学校，皆设有孔庙大成殿、明伦堂、泮池等设施，并从祀诸儒与文昌帝君。除府、县儒学之外，还有至少四十五所官办或私办的书院①，书院之下尚有分布各村落与原住民小型学校，称为社学、义学或义塾，这类小型学校为数众多，有的一个县便有200多所。而且就府、县设立的儒学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台湾西部地区，面向大陆，呈现了以福建为方向的地理方位，且其师资基本上也来自福建东南沿海地区。
  据蒋毓英所修《台湾府志》：
  台湾府儒学教授一员，额定取进文武生各二十名。台湾县儒学教谕一员，凤山县儒学教谕一员，诸罗县儒学教谕一员；以上三县学额定取进文武生各十二名。
  台湾府儒学：教授 林谦光，长乐县人，副榜贡生。
  台湾县儒学：教谕 傅廷璋，南安县人，举人。
  凤山县儒学：教谕黄赐英，晋江人，举人。
  诸罗县儒学：教谕 陈志友，长乐县人，几贡生。②
  据统计：“从康熙到嘉庆年间，先后担任府儒学教授的三十六人、训导二十三人，台湾县学儒学教谕三十六人、训导二十五人，凤山县儒学教谕三十四人、训导十一人，全都是福建人。”③而台湾所有书院的创立者，皆为福建籍官员，或虽是外省人但长期在福建为官，这其中亦包括当时许多任直接管辖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分巡台厦兵备道，而书院所授之学无一例外为以朱子思想为代表的闽学思想传统。
  2．以政治教化为主要方式的闽学传入。
  以朱子思想为代表的闽学作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之主要学说，它的传播主要是在一种制度化基础上的集官员、闽学的观念和现实政治结构三者合一的形式而得以进行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清康熙帝对朱熹思想的一再推崇，自称八岁时便开始专注于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在其所作《朱子全书·序》中自称“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并称许“朱子注释，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①。对朱熹思想做如此之推定，后来康熙派到台湾的儒吏大多都是饱读朱子学说之士也就不足为奇了。乾隆初年刘良壁修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与其他台湾地方志的体例略有不同，设有“卷首：圣谟”，其中收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表章朱子”，文中言道：“唯宋之朱子，注明经史，阐发载籍之理，凡所撰释之文字，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朱子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②可见，朱熹思想在台湾一开始就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能够论证清统治下台湾现有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系统。在当时这样一场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性推高朱熹思想运动中，福建作为朱熹思想的源发地充分表现出了其根基深厚的闽学重镇作用。
  闽学思想的最大现实功用之一便是政治教化，这也是判断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闽学思想是否上升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家在倡导“敬宗收族”和重家族制度上尤为专注，他们在分析传统家族形式基础上提出重建一套与前世有所不同的新模式，即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个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中，每个家族要建造一座祠堂，作为供奉同族祖先的祭祀场所；同时要设置公共田产“族田”，以保障春秋祭典费用和赈济穷困宗亲之需；还要订族规、设族长等，把家族建设成社会基层最小的管理组织，使它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稳压器。从清代台湾来看，中后期已经从移民社会基本过渡到了定居社会，宗族组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当时台湾移民宗族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合约字宗族”，又称大宗族；另一种是“阄分字宗族”，亦称小宗族。前者所奉祀的大多是年代久远的大陆祖先，又称“唐山祖”宗族，其成员都是由来自于大陆同一宗族的移民或其后代所组成，有着相当明确完整的系谱关系；后者所祭祀的是世代较近的开台祖，又称“开台祖宗族”，族人一般都是某位开台族的后代，相互之间有着明确的血缘关系。①因此说，当时台湾宗族关系基本上延续了内地传统，其内在规定性即为儒家之伦理理性，通过对伦理理性的强调而突出了宗族的内部伦理关联形式。而闽学则尤其迷信三纲五常的拯救世风、使人性复善的力量，从而把伦理理性的重要性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这种宗族关系的形成与完善，迅速推进了清初台湾向较为成熟的汉文化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中原人文社会的内涵和形貌逐渐在台湾落实与呈现。在这种宗族关系的影响和主导之下，台湾的大姓巨家纷纷致力家族制度的建设，主要表现为兴建祠堂，广置族田，兴修谱牒，设立族长等现象蔚然成风。正是通过这种家族制度的普遍确立与完善，达到以层层祠堂的约束方式将不同地点、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血亲分明、繁而不乱的家族体系。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 ①潘朝阳：《明清台湾儒学论》“自序”，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 ②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7—405页，第406—424页。 ①黄秀政：《清代台湾的书院》，《台湾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29—135页。 ②（清）蒋毓英：《台湾府志》，第193—194页。 ③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①参见清高宗乾隆六年上谕。 ②（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 ①参见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台湾人间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