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福建相对于中原地区，开发较迟，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文化发展滞后于北方，一直到了宋代，福建在文化上才具备了与北方相抗衡的实力。闽学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闽学最早形成于福建北部山区，这里的奇山秀水和良好的问学环境使其自宋代以来成为儒生汇聚讲论学问之处。从起源上说，闽学上承北宋程颢程颐之理学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的创始者，程颢程颐在中国哲学史上被认为是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的儒学道统承续起来的思想家，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二程门下，有弟子杨时、游定夫，皆为福建人。由程颢程颐到杨时、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这是宋代儒学中程朱理学一系在福建发展的基本脉络，闽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被定位。由此，当年杨时学成返闽时，才有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①之慨叹。尤其是闽学中的朱熹思想在宋明两代合计六百年的儒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为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儒学发展乃至中国哲学史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知道，一种思想文化的存在与承续不仅体现在其著作、讲学或学生数量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内容，同时更是其思想学说影响性在地域空间上的活跃与拓延。就此而言，闽学乃是河洛之学自北向南传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闽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亦开始了广泛的思想流传，仅在福建区域内便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北部山区向东南沿海转进的过程。朱熹晚年知漳州府，首先将闽学思想从闽北山区系统地延至福建南部沿海，之后又通过游历与讲学使自己的学生遍布于福建中部和东部，尤其是福州更是成为了闽学的沿海中心。这就为闽学后来向台湾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化传衍的一个基本趋向是由成熟、进步区域向发展程度较低区域自然流淌的过程，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而闽学向东跨海传入台湾，除了福建与台湾两地仅一条海峡之隔的地缘优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自宋代以来，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子和由他们所带动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逐渐形成了儒家文化之社会分布密度也因此从北高南低转为南高北低的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福建开始突显出明显的区域文化优势，并成为承接中国文化中心的地区。
  我们可以从宋代福建儒生在不长的时间里由科举入仕的数量快速增长，并居于全国领先位置的现象，看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区域文化高度发展之端倪。据《闽大记》的记载统计，福建人进士及第者唐代有58人，到北宋增至2503人，到南宋又增为3482人。以莆田为例，地方史志称：“莆邑地虽僻小，而文物之盛甲于闽中。其科第自唐贞元七年林藻擢进士第始，历十五代仅十三人而已。至宋时大盛，遂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之语。”“宋代三百年间，莆邑之人，举进士者八百二十余人，预诸科特奏者九百八人。”①当时的福建民间读书著书之风气十分浓厚，据陈衍《福建通志·艺文志》中不完全记载的统计，福建人的著作量，在唐五代只有74部、363卷，到宋代猛增至2268部、21385卷。②这与理学南传和闽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种福建文化的极大发展，是对台湾进行文化输出的前提条件。
  也许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农业或商业上向台湾输出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是一件不太难办到的事，但是要让闽学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系统在台湾原有民众的普遍意识里同样燃起精神上的火焰，却是一件困难许多倍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入必须具有普遍的价值。从儒学史来说，一个学说只有在历史的传承中体现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儒学之发展脉络，才能确立其思想之主导地位。作为传统儒学的新发展，闽学是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福建社会人文相适应，以福建学者为主体创建起来，并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学术思想。可以说自宋以后，福建在海峡区域内自然地被赋予了如汤因比所说的“文化交通中心广场”的资格，从中原大地流传而来的任何一点进入的通路都可以经过任何选择而转换到该范围内的其他任何一点上去。这种一个区域对另一区域的文化传播至为重要的还在于对同根文化的共同认同与接受，以及必然具备的具体时代条件。闽学于明末清初传入台湾，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化传播的这一特性。

①陈昭瑛：《台湾儒学》，台湾正中书局2000年版，第3页。 ①《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二册，第429页。 ①（清）林扬祖编纂：《莆田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 ②姚兰：《从唐到清福建人著作的初步研究》（油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