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区域文化优势成为闽学对台湾输出的前提
  福建相对于中原地区，开发较迟，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文化发展滞后于北方，一直到了宋代，福建在文化上才具备了与北方相抗衡的实力。闽学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闽学最早形成于福建北部山区，这里的奇山秀水和良好的问学环境使其自宋代以来成为儒生汇聚讲论学问之处。从起源上说，闽学上承北宋程颢程颐之理学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的创始者，程颢程颐在中国哲学史上被认为是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的儒学道统承续起来的思想家，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二程门下，有弟子杨时、游定夫，皆为福建人。由程颢程颐到杨时、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这是宋代儒学中程朱理学一系在福建发展的基本脉络，闽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被定位。由此，当年杨时学成返闽时，才有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①之慨叹。尤其是闽学中的朱熹思想在宋明两代合计六百年的儒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为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儒学发展乃至中国哲学史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知道，一种思想文化的存在与承续不仅体现在其著作、讲学或学生数量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内容，同时更是其思想学说影响性在地域空间上的活跃与拓延。就此而言，闽学乃是河洛之学自北向南传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闽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亦开始了广泛的思想流传，仅在福建区域内便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北部山区向东南沿海转进的过程。朱熹晚年知漳州府，首先将闽学思想从闽北山区系统地延至福建南部沿海，之后又通过游历与讲学使自己的学生遍布于福建中部和东部，尤其是福州更是成为了闽学的沿海中心。这就为闽学后来向台湾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化传衍的一个基本趋向是由成熟、进步区域向发展程度较低区域自然流淌的过程，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而闽学向东跨海传入台湾，除了福建与台湾两地仅一条海峡之隔的地缘优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自宋代以来，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子和由他们所带动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逐渐形成了儒家文化之社会分布密度也因此从北高南低转为南高北低的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福建开始突显出明显的区域文化优势，并成为承接中国文化中心的地区。
  我们可以从宋代福建儒生在不长的时间里由科举入仕的数量快速增长，并居于全国领先位置的现象，看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区域文化高度发展之端倪。据《闽大记》的记载统计，福建人进士及第者唐代有58人，到北宋增至2503人，到南宋又增为3482人。以莆田为例，地方史志称：“莆邑地虽僻小，而文物之盛甲于闽中。其科第自唐贞元七年林藻擢进士第始，历十五代仅十三人而已。至宋时大盛，遂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之语。”“宋代三百年间，莆邑之人，举进士者八百二十余人，预诸科特奏者九百八人。”①当时的福建民间读书著书之风气十分浓厚，据陈衍《福建通志·艺文志》中不完全记载的统计，福建人的著作量，在唐五代只有74部、363卷，到宋代猛增至2268部、21385卷。②这与理学南传和闽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种福建文化的极大发展，是对台湾进行文化输出的前提条件。
  也许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农业或商业上向台湾输出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是一件不太难办到的事，但是要让闽学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系统在台湾原有民众的普遍意识里同样燃起精神上的火焰，却是一件困难许多倍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入必须具有普遍的价值。从儒学史来说，一个学说只有在历史的传承中体现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儒学之发展脉络，才能确立其思想之主导地位。作为传统儒学的新发展，闽学是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福建社会人文相适应，以福建学者为主体创建起来，并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学术思想。可以说自宋以后，福建在海峡区域内自然地被赋予了如汤因比所说的“文化交通中心广场”的资格，从中原大地流传而来的任何一点进入的通路都可以经过任何选择而转换到该范围内的其他任何一点上去。这种一个区域对另一区域的文化传播至为重要的还在于对同根文化的共同认同与接受，以及必然具备的具体时代条件。闽学于明末清初传入台湾，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化传播的这一特性。
  二 清代学术风向的转变与闽学传统在台湾的建立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即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①这里的“宋明理学”其意即指明朝王阳明心学。经过明末清初之儒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之批判，阳明心学逐渐退向边缘，这种学术风向的转变，客观上让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大行其道，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清代统治者对于朱熹思想的再三追捧，亦提供了闽学逐渐成为显学的重要机会，以至于清代大凡学有所成者言必称朱子，故有顾炎武所称“经学即理学”之语。在某种程度上朱子之学于清初的复兴，实谓统治者之悉心提倡及巧为之计。这种学术风向的转变势必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台湾的闽学传统建立的方方面面。
  1．清代学术风向转变中的闽学传统及其在台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
  自明代开始，尤其是在清代儒学研究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化，其中最复杂的莫过于宋学与清学之间的关联问题。在这方面，用一句简单而明了的话进行概述，就是清代学术话语转型从宋明时期的理气心性之学向清代的经史考证之学的转变。尤其是面对明朝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推翻的事实，对清初整个知识阶层所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心理震撼，宋明理学的学术理念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闽学传统在清代并没有失去影响力，一方面思想界在对心学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在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作用下，这方面的思考指向了一条“由王返朱”的道路。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王懋竑、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便力图通过批判王学来复古朱学。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统治上的需要，清代自康熙朝开始致力把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思想塑造为官方学说，先后汇编了《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同时更是利用理学味极浓的科举取士来推行朱熹思想。清代学术风向的转变并没有动摇闽学传统，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官方思想中的地位，这一特点在闽学向台湾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台湾在光绪十一年（1885）建省之前，一直是福建省的一个辖区，这就为将闽学作为传统合法性思想资源而系统和完整地引进，并努力使其在台湾的土壤里生根，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法缘基础。1683年康熙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台湾初归，百废待兴，思想教化当为重中之重的内容。虽然台湾的儒学起源于明末，但清代两百年期间才是台湾儒学的发展期。台湾师范大学潘朝阳教授认为：“就台湾而言，儒学与儒教始于明末漂流来台的浙儒沈光文，但以国家形式而在台湾始播儒学、儒教者，应推明郑漳浦儒生陈永华之立圣庙、建太学于台南。……康熙领台之后，台湾承大量闽儒之东来传教，乃成为朱子儒学传播宣敷之区。通过在台儒吏、儒士的努力以及书院、义学、文社的设立，朱子儒学遂从福建而普化于台地，成为数百年来台民的文化常道、台湾的文化主体。”①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一方面闽、台两地地缘相近，每一个时期台湾移民中人数比例最多的几乎一直是福建人，读书人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明清两代的许多主管台湾官学、书院的官员基本上来自福建，这实在是有利于将闽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传入台湾，其中的主要人物有陈瑸、蓝鼎元，以及虽然未到台湾，却曾受邀为台湾诸罗县庙学撰写碑记，并有多篇文章收录在台湾地方志的闽学主要人物蔡世远，等等。②
  闽学对台湾的文化影响，清代最集中于书院建设方面。而书院建设在当时条件下，主要是官方或在任官员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和文化理想而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一特点充分说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闽台的法缘关系是通过官学合一的方式，达到在闽学基本精神引导之下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及个体日常生活之归化目的的基础。对于台湾书院由福建移植而来，这一点在今天两岸学术界中没有争议。当时台湾官员基本上都由福建选员派出，闽学亦因此随着派赴台湾的官员而传入台湾。清朝初领台湾之时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府设府儒学，县设县儒学。康熙年间台湾共有四座学宫，到清代末期增加到十三座，这种儒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府学、县学是地方最高学校，皆设有孔庙大成殿、明伦堂、泮池等设施，并从祀诸儒与文昌帝君。除府、县儒学之外，还有至少四十五所官办或私办的书院①，书院之下尚有分布各村落与原住民小型学校，称为社学、义学或义塾，这类小型学校为数众多，有的一个县便有200多所。而且就府、县设立的儒学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台湾西部地区，面向大陆，呈现了以福建为方向的地理方位，且其师资基本上也来自福建东南沿海地区。
  据蒋毓英所修《台湾府志》：
  台湾府儒学教授一员，额定取进文武生各二十名。台湾县儒学教谕一员，凤山县儒学教谕一员，诸罗县儒学教谕一员；以上三县学额定取进文武生各十二名。
  台湾府儒学：教授 林谦光，长乐县人，副榜贡生。
  台湾县儒学：教谕 傅廷璋，南安县人，举人。
  凤山县儒学：教谕黄赐英，晋江人，举人。
  诸罗县儒学：教谕 陈志友，长乐县人，几贡生。②
  据统计：“从康熙到嘉庆年间，先后担任府儒学教授的三十六人、训导二十三人，台湾县学儒学教谕三十六人、训导二十五人，凤山县儒学教谕三十四人、训导十一人，全都是福建人。”③而台湾所有书院的创立者，皆为福建籍官员，或虽是外省人但长期在福建为官，这其中亦包括当时许多任直接管辖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分巡台厦兵备道，而书院所授之学无一例外为以朱子思想为代表的闽学思想传统。
  2．以政治教化为主要方式的闽学传入。
  以朱子思想为代表的闽学作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之主要学说，它的传播主要是在一种制度化基础上的集官员、闽学的观念和现实政治结构三者合一的形式而得以进行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清康熙帝对朱熹思想的一再推崇，自称八岁时便开始专注于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在其所作《朱子全书·序》中自称“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并称许“朱子注释，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①。对朱熹思想做如此之推定，后来康熙派到台湾的儒吏大多都是饱读朱子学说之士也就不足为奇了。乾隆初年刘良壁修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与其他台湾地方志的体例略有不同，设有“卷首：圣谟”，其中收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表章朱子”，文中言道：“唯宋之朱子，注明经史，阐发载籍之理，凡所撰释之文字，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朱子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②可见，朱熹思想在台湾一开始就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能够论证清统治下台湾现有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系统。在当时这样一场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性推高朱熹思想运动中，福建作为朱熹思想的源发地充分表现出了其根基深厚的闽学重镇作用。
  闽学思想的最大现实功用之一便是政治教化，这也是判断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闽学思想是否上升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家在倡导“敬宗收族”和重家族制度上尤为专注，他们在分析传统家族形式基础上提出重建一套与前世有所不同的新模式，即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个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中，每个家族要建造一座祠堂，作为供奉同族祖先的祭祀场所；同时要设置公共田产“族田”，以保障春秋祭典费用和赈济穷困宗亲之需；还要订族规、设族长等，把家族建设成社会基层最小的管理组织，使它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稳压器。从清代台湾来看，中后期已经从移民社会基本过渡到了定居社会，宗族组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当时台湾移民宗族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合约字宗族”，又称大宗族；另一种是“阄分字宗族”，亦称小宗族。前者所奉祀的大多是年代久远的大陆祖先，又称“唐山祖”宗族，其成员都是由来自于大陆同一宗族的移民或其后代所组成，有着相当明确完整的系谱关系；后者所祭祀的是世代较近的开台祖，又称“开台祖宗族”，族人一般都是某位开台族的后代，相互之间有着明确的血缘关系。①因此说，当时台湾宗族关系基本上延续了内地传统，其内在规定性即为儒家之伦理理性，通过对伦理理性的强调而突出了宗族的内部伦理关联形式。而闽学则尤其迷信三纲五常的拯救世风、使人性复善的力量，从而把伦理理性的重要性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这种宗族关系的形成与完善，迅速推进了清初台湾向较为成熟的汉文化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中原人文社会的内涵和形貌逐渐在台湾落实与呈现。在这种宗族关系的影响和主导之下，台湾的大姓巨家纷纷致力家族制度的建设，主要表现为兴建祠堂，广置族田，兴修谱牒，设立族长等现象蔚然成风。正是通过这种家族制度的普遍确立与完善，达到以层层祠堂的约束方式将不同地点、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血亲分明、繁而不乱的家族体系。
  三 闽学的政治社会理念奠定了台湾社会的慧命常规
  闽学进入台湾就其形式而言，除了注重本体意义上的思辨的义理体系，同时亦十分强调闽学的政治社会理念对现实生活的干预。这实际上就是闽学思想体系通俗化的内容。这一以推进民间社会家族制和家族伦理建构的通俗化特点，是闽学在发展与传承过程中所呈现的另一思想特征，可以看成闽学秩序观和伦理观得以在台湾广泛传播的重要起点。正如我们很难否认整个儒学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一样，闽学作为一种普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家思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为了当时台湾现实社会的慧命常规。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宋代，仅就当时宗族组织的影响力来看，“宋代不同于汉唐，这一时期宗族制度开始民间化和普及化，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不可与此前同日而语”。②其中重建宗族制度，改革祭祖办法，“一道德同民俗”是“治天下”的重要内容。北宋时代的这种社会基层状况与治理思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因此朱熹的道德学问一开始便十分重视对民间社会的渗透意义，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把儒学的道德性思想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种思想特征在闽学向台湾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特殊的人文历史社会条件形成了十分契合的相互呼应。即使到了现代，台北孔庙每回祭孔之后便是祭朱。
  台湾文明开发较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发展偏于务实，忙于开垦而无暇为文，所以有许多台湾学者时常感叹台湾之无史或有史而不全。但是，历史上台湾的文化发展虽然于文史哲之人文素养有所缺憾，其思想人伦则并非无所维系，日常礼节与风俗习惯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广义的台湾民众精神世界。连横在其所著《台湾通史》一书中认为：“礼，所以辅治也，经国家，序人民，睦亲疏，防祸乱，非礼莫行。……台湾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烁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①又认为：“风俗之成，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远至千年。潜移默化，中于人心，而萃为群德，故其所以系于民族者实大。”②因此，闽学进入台湾的真正意义，与其在思想学说的本身上去寻找，不如到当时台湾的经济的下层土壤和民众生活的精神深处去寻找。
  在清代台湾的社会治理实务中，推行以闽学为主导的儒家思想通俗化，地方士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当时的士绅在台湾所从事职业千差万别，有执掌书院的山长，从馆授徒的塾师；管理宗族祠堂的长者；更有乡居行医、包揽词讼者；等等。他们相同的条件是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具备一定水准的经济基础——田产和房屋。他们身居乡里既要为百姓的道德楷模、行为表率，又要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维护地方利益。台湾地处边陲，皇权的控制能力受到限制，由于统治的成本和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难以健全，实际上朝廷的政治权力从未真正深入到当地县以下的社会中，广大乡村的直接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是宗族组织和士绅，它们充当了沟通民众文化与闽学思想的中介作用。尤其是闽学思想中细化为大量具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的内容，使得身负乡村文教事业管理身份的士绅拥有了较强的政治号召力。
  因此，闽学在台湾的存在方式并非是单纯的学术传播，在社会基层更多是通过日常教化过程中接续下来的中原生活方式，把闽学的观念浸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民众自然地生活于孔孟常道，虽日用而不知。从史料上看，荷兰人占领时期，台湾的移民基本上以福建百姓为主；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的移民中也仍然以福建人为绝大多数。而且这些来自福建的移民大多数集中于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较快地成为成熟稳定的农业社会，并呈现出与内地并无二致的中原社会的内涵与形貌，充分突显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极其深厚的根本作用。而闽学传统在民间的存在，是这一思想得以在早期以最纯朴的方式在台湾社会传衍开来的最根本原因。但是，尽管闽学的这种存在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台湾人文社会，但作为一种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样一种文化透入的过程会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相反，当闽学的传播开始在民间社会中发生影响时，它也会开始在学术思想层面产生一些崭新的和导引性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特点是向平民社会发展，陈来教授称之为“近世化”。“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①所谓近世化，强调的是中国自唐中期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平民主义文化转向，这种“近世化”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了闽学的形成与发展上。正是在这种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理性化的转变过程中，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集濂、洛、关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新的国家文化重心，使儒学逐渐由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解释型的思想重新转变为创造性的思想，并在后期的一系列演绎中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文化趋向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重新将儒学制度化并建立起儒家对于社会的干预性和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制度发展的贡献。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闽学思想无论是通过移民的自发传播，还是后来清代官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台湾全力推广，都与这一思想体系突出的社会适应性与干预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陈昭瑛：《台湾儒学》，台湾正中书局2000年版，第3页。 ①《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二册，第429页。 ①（清）林扬祖编纂：《莆田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 ②姚兰：《从唐到清福建人著作的初步研究》（油印稿）。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 ①潘朝阳：《明清台湾儒学论》“自序”，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 ②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7—405页，第406—424页。 ①黄秀政：《清代台湾的书院》，《台湾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29—135页。 ②（清）蒋毓英：《台湾府志》，第193—194页。 ③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①参见清高宗乾隆六年上谕。 ②（清）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未刊出版年份）。 ①参见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台湾人间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页。 ②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9页。 ①连横：《台湾通史·典礼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1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7页。 ①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