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门人及其后学继承和发扬了朱子的社会教化思想，突出对平民社会的教化以及帝王之学的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淳和真德秀。
  一 陈淳及其社会教化思想
  陈淳是朱子晚年最杰出的学生。他的《北溪字义》当然是理学思想史上有数的重要作品，而他在社会教化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实践也是很有意义的。
  陈淳的教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倡导刊刻朱子学著作时替人代作的几篇跋文上。他代为严州守郑寺丞所作《朱子家礼》的跋中说：“此书酌古通今，纲条节目甚简易明白，最有关于风教之大。人人当服习，而家家当讲行也。……凡我父子兄弟，甚相与勉焉，以脱末俗之陋，而成此邦礼仪之风，顾不伟与。”又在代郑寺丞所作朱子《小学》的跋中说：“此书最切于学者日用之实，在幼学之始固当所从事，而其终之所以造道据德而成大学之功者，亦不越乎此。皆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也。”而在重刊朱子《大学集注》所作的代跋中说：“此书乃群经之纲领，而初学入德之门，晦庵先生解之已明白亲切详尽矣。今得先生绝笔定本，因刻之严陵郡庠，以示学徒。其相与复之、熟之，要使圣贤深长意味源源出于中，而宏大器局卓然呈露于前，然后知此书之真不我诬，而圣贤大业其可进矣。”陈淳按照朱子提出的读书次序，由《小学》而《大学》，逐步领会圣贤思想，引导学者进入正途。与此同时，他又主张通过讲习《家礼》，敦化风俗，让大家都能和谐相处。
  陈淳不仅只是转述朱子的教化思想，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中年以后由于漳州府的招请和后来的不断过访，陈淳的政治地位得以大幅提高。他充分利用这些社会影响力，开辟言路，努力改变社会风气，反映民间疾苦，申诉人民心声。现存他文集中的很多文著奏章书札都充分表现了“崇化导民之意”。而在晚年他通过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在漳州和泉州一带传播朱子学，形成所谓北溪学派。对于这些讲学活动，陈淳自认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得该地区的士人懂得区分正邪。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自我评价说：“虽无风动响应之效，而其所以正人心、辟邪说、距诐行，以遏方来己说之冲，而开后来无穷之新进者，其为补亦不浅矣。”
  陈淳特别注重下学功夫，他的《闲居杂咏三十二首》都是对儒家伦理和日用常行之道的讽诵，包括仁、义、礼、智，孝、弟、忠、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耳、目、口、手、足、心，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隆师、亲友、迁善、改过，礼维、义维、廉维、耻维，警惰、警滞等名目。元人王怀翁认为，这些诗歌可以跟朱子的《感兴诗》相互媲美。朱子曾经辑录《小学》来补古代小学失传之阙，陈淳也“辑《曲礼》《少仪》《内则》诸书，择其要且切者，集为五言，次以韵语，俾使童子时时讽诵而服习焉，题之曰‘小学诗礼’”，内容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个部分，共43则，都是教育儿童学习遵守礼仪之文。陈弘谋将陈淳的《小学诗礼》和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童蒙须知》，以及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一并收入《养正遗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淳的两部儿童读物。《启蒙初诵》三字一句而且有韵。我们对照一下其中开头的“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以及“性相近，道不远”之类内容，就可以判断这很可能是后来《三字经》的雏形。《训童雅言》则是四言，也有韵，比《启蒙初诵》稍深一些。他在这两篇读物的序言中说：“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盖以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盖圣学始终，大略见于此矣。恐或可以先立标的。而同志有愿为庭训之助者，亦所不隐也。”这显然是他的经验之谈。具体说来理由就是，那些经书“字艰而文涩，非幼学之便。此须五六年外，语音调热，然后可以为训焉”。他这些见解显然基于他的工作经验。因为他早年因为家里穷苦，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依靠教授蒙童来维持生计。他这两部作品就是训童生涯的理论结晶。
  二 真德秀对帝王之学的新阐发
  我们上面提到朱子的社会教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针对普通人方面的工作，陈淳可以说是代表。在针对帝王的教化方面，则有真德秀的巨大影响。真德秀未能亲炙而只能私淑朱子，只能算是朱子的再传弟子。在庆元党禁期间，朝廷已经宣布朱子学为伪学了，许多理学家都遭到迫害，他们的著作成为禁书，所以许多朱子的门徒惧怕牵连受难而离去隐匿，而真德秀却不为所动，慨然以斯文自任。真德秀是大儒也是名臣，后来他出任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就明确提出解除学禁，并说服朝廷大力提倡理学。他的学术跟他的政绩一样为当时人们所肯定，而且越到后来名声越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明朝夏良胜为《大学衍义》所作的序言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询问宋濂，帝王之学哪些书最重要，宋濂回答就是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于是朱元璋命侍臣将《大学衍义》书于庙堂两原壁间，以便时时观览学习。
  大概是有感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局面，真德秀继承了朱子的尊君思想，并有所发挥。针对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真德秀在《帝王为治之序》中甚至明确提出：“君者神人之主。君为贵，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顾反言之，何哉？战国之时，视民如草芥，不知兴废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①当然，真德秀不会认为因此君主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根据当时纲常废弛，士气衰颓的情况，劝导皇帝要以身作则：“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②作为理学家，真德秀提出君主应该依理而行：“道即理也。天下之大，同此一理。人君所为，循理则治，悖理则乱。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贯万事，……一心可以宰万物。”①
  有意思的是，他为了吓唬帝王，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引进理学之中：“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艰，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与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于事为之间，天之监视未尝不一日在此也。”②这跟朱子的立场有所区别，但我们可以理解真德秀的苦衷。其实所有的朱子学者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都是在走钢丝。他们害怕帝王毫无权威，因为那样很容易导致天下大乱，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同时他们又害怕君主太有权威，因为一旦“今上”任意胡来，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理学家如何抬高帝王的作用，他们的立足点最终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后来在福建地区的朱子后学，在社会教化方面基本上都只是亦步亦趋地简单祖述朱子而已，我们很难看出他们自己的面目。不过李光地的崇孝思想算是多少有些新意。李光地极力突出孝的地位，甚至把整个人性落实到孝行上。这在理学前辈中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原因大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清朝初期，宣扬孝要比宣扬忠君思想更能够吸引人们接受理学思想。所以他竭力推崇《孝经》，歌颂孝子。他宣称《孝经》是“道德顶尖处”③，说：“就孝上说，全了为人的道理。”④对于朱子怀疑《孝经》的说法，他表示“不敢从”，从而含蓄地批评了朱子等人忽视《孝经》之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地位。明朝孝子王原曾经徒步数万里历时十余年寻找父亲。李光地对他的事迹大发感慨，特作叙事诗，运用艺术手段，渲染孝性能够使人奋不顾身，孝行能够感动四邻，能够改变信仰，能够躬耕怡年。⑤他以一部《孝经》当作人的精神指南和行为楷模，要求人人发挥其固有的善性，成为圣贤。

①《大学衍义》卷一。 ②同上。 ①《大学衍义》卷一。 ②《大学衍义》卷二十八。 ③《榕村语录》卷十七。 ④《榕村语录》卷十九。 ⑤《榕村全集》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