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之学博大精深，传统学术各种部门他几乎无所不窥，晚年尤其热衷礼学，很有些将礼学作为自己整个思想生涯归宿的意思。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看来，这种结果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性。《朱子语类》中朱熹跟学生们讨论各种礼制和礼义的记录简直是连篇累牍，《朱子文集》中涉及礼学的文章和学术书信也所在多有。但是他心无旁骛致力礼学，则是庆元党禁以后的事情了。原因很简单，这个时候他对现实政治彻底心灰意冷，同时有的是大把大把的时间，所以研究礼学就顺理成章了。
  一 编撰《仪礼经传通解》
  他的礼学建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希望将古今礼制融会贯通。《仪礼》自从王安石在北宋废罢以后，南宋的士子们对它已经非常陌生了，逃避党祸的朱熹正好一头扎进这一经学领域，建立了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礼学体系。在此之前，《仪礼》只有郑玄的注和贾公彦的疏，先儒的解说基本上都已经失传。在庆元党禁以前，他曾经试图借助官方的资助，来整理编定礼书，可惜他向朝廷提出的申请泥牛入海了无声息。现在他利用他的学术人脉，充分调动各地优秀学者等民间力量通力合作，自己也至死不辍，但是他的夙愿最终也没有彻底完成。
  《仪礼经传通解》尽管最后没有全部完稿，但仍然堪称是一部礼书大全，被后世称誉为“千古之盛典”“千古不刊之典”。他这一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新确立了《仪礼》在三《礼》中的核心地位。在他之前，多数普通士子只知道《礼记》而不了解《仪礼》，只晓得唐朝开元以来的今礼，而不熟悉《仪礼》中的古礼。结果他们心中的《礼》是有传而无经，这在朱熹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他的理想就是要克服礼学中这种遗经而任传、舍本而崇末、弃古而就今的局面，重新确立经的地位。他并不是想简单恢复古经，而是要以古经为基础，同时加以因革损益、随时变通。他用经传纲的逻辑构架把三礼贯通起来。在他以前，三《礼》虽然已经纳入“十三经”，但是并没有统一起来。学者们对三《礼》尊此抑彼各有取舍。现在他把三《礼》重新排列组合，使三者熔为一炉，同时注入理学精神，试图让礼学焕发新的活力。这是前无古人的。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要建立的体系比《经传通解》更为宏大。按照他的设想，他本来还准备把《通典》以及各种史志、会要，以及开元、开包、政和诸礼，统统加以斟酌损益，建立起一整套酌古准今、损文就质的“百王不易之大法”。他考虑到文字表达的有所不达，所以还准备跟学生和其他学者为《仪礼》定制礼图，图文相配，让读者一目了然。总之，他力图让他的礼学体系通俗易懂，便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遵行。细说起来他的梦想还不止于此。他还准备同时编定一部《乐书》，跟这个《礼书》相辅相成配合使用，从而最终实现礼乐教化的盛世梦想。
  今天我们要怎么看待《仪礼经传通解》呢？坦率说，它纯粹就是一个庞大的礼学数据库，差不多完全是工具性的著作。该书篇幅非常之大，内容基本上属于考证性工作，不是专家是不会轻易翻看的，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详细讨论其成就和得失。朱熹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朱子家礼》的编撰。
  二 《朱子家礼》及其社会教化
  《朱子家礼》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从南北朝开始到唐宋时期，书仪的编撰非常盛行。这是时代的潮流，《朱子家礼》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最终结晶。所谓书仪，本来专指书信格式等方面的写作手册，后来成为日常生活中各种社会规范百科全书的名称。所以，书仪其实就是《仪礼》通俗形式的延续。在这些书仪中，朱熹对司马光的《司马温公书仪》最为赞赏，但是也有很多不满，所以决定重起炉灶，在它的基础上，参照各家之说增损裁剪。他并不是简单地废弃《温公书仪》，我们通读《朱子家礼》，朱熹经常把司马光的主张附录于正文之后，显然是认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朱子家礼》一反古代礼书的烦琐，简便易行，因而受到社会的极大欢迎，学者们纷纷加以翻刻或注释，或者仿照它重新编定各种因时制宜的家礼。后来到明朝时，朝廷将它颁行天下，要求民众一体通行；即使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仍然略加变通而沿用这套规范。
  说到《朱子家礼》在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列举很多条，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家庙或祠堂的建立。在唐宋以前，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建立家庙，连士大夫阶层都没有资格。但是到宋朝，贵族作为阶级差不多已经灭亡，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逐渐普及，社会阶层的流动的加剧已经不可遏止。这就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普通士子都希望有机会建立家庙。祠堂的设置，可以强化宗族成员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
  那么，朱熹为什么要这样费心竭力做这些工作呢？简单地说，当然是社会教化。按照礼的原则和规矩做人做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社会教化呢？这两者之间的逻辑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朱熹的回答是：“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①天理之节文，就是人情之节文。用节、文来说明礼，是先秦以来的儒家一直奉行的理论解释。这里的节是有所控制，不要超过必要的界限，以免影响我们的基本生活以及身心健康。文就是修饰装潢，让他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又说： “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和乐也是天理自然。这天理本是笼统一直下来，圣人就其中立个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也如此，其外如此，其里也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才差界限，便是不合天理。”②就是说，所谓礼，本来就是按照天理来制定的。天理是人类社会规范的原理，而这些具体的礼节和礼制则反映和体现这些原理。类似的说法车载斗量，但是我们总觉得过于粗疏。
  关于礼的根本精神，朱熹曾经有个精彩的比喻：“学者亦有当务。如孟子论今乐犹古乐，与民同乐乃乐之本，学者所当知也。若欲明其声音节奏，特乐之一事耳。又如修葺礼书，亦是学者之一事。学者须要穷其源本。放得大水下来，则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无水来，则大船小船都动不得。如讲学，既能得其大者，则小小文义自是该通。若只于浅处用功，则必有不免沉滞之患矣。”①现在我们就按照朱熹的指示精神，重新探索礼到底是什么，以及礼为什么对于人们的和谐相处有那么大的作用。
  我们最早的启发是在《孟子》中找到的。孟子在界定四端的时候，分别用辞让之心和恭敬之心来说明礼。我们先撇开辞让和恭敬的关系，把焦点对准辞让。我们阅读《仪礼》，经常为那种复杂的规矩设置而头晕目眩；我们阅读古代典籍，会发现礼这个概念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场合和事情。总之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苦于无法找到一条可以一以贯之的线索。现在好了，根据孟子的意见，所有的礼或相当一部分礼可以用辞让精神统一起来。仔细体会这种辞让精神，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了。
  古代的礼制绝大多数现在已经走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礼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礼物”这个词语。礼物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经常相互赠送礼物呢？必须明确的是，礼物是辞让的结果。这跟基于恻隐之心的施舍大异其趣。我送你一些东西作为礼物，不是因为我同情你。你的处境可能比我好得多。我送你礼物，本质上是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有些东西想跟你分享，我一直在牵挂你，我把你当自己人，如此等等。而我接到你的礼物，当然会感谢你的心意，也会回赠给你礼物。这样你来我往，我们的关系会更加亲密。
  现在我们清楚了，礼物是用来传递信号的。有了这个开始，我们用信号理论继续分析下去，看看可以走多远。我小时候看人下棋，输的一方明明是臭棋篓子，赢的一方往往还是会说“承让”或“侥幸”。我以前对这些套话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咀嚼起来就很有滋味了。说承让，意思是：“我本来下不过你，我能赢完全是你让着我。”言外之意是：“一旦你使出全部力量，我就难以招架了。”说侥幸，意思是：“这次是我偶然赢的。”言外之意是：“论棋力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如果你能恢复正常水平，我就只有输了。”两种说法都是在强调，归根到底还是对方厉害。我们记得《论语》中特别提到，古代射箭比赛上场和下场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按照我们的体会，孔子的教诲跟这些套话的内涵如出一辙。那么下棋赢了的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我们以为也是传递信号：我不会对你造成威胁的，你不用担心我会对付你。这样双方潜在的矛盾会降到最低限度。你确实可能比较强，但是你老是这样咄咄逼人，对方自然会提高警惕，结果一不小心擦枪走火，就会发生冲突。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书仪”为什么成为礼书的通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古代的书信格式非常讲究，讲究到非常烦琐的程度，普通人不通过专门的学习和模仿几乎不能掌握，所以才有这种课本出现。而本来只是书信格式教材的名字，后来居然成为整个礼书的名字，可见礼的精髓所在。回头说，那些书信格式说到底无非就是如何对对方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这种尊敬很大程度上就是辞让精神的表现。
  说到辞让精神，我们还想起贾谊的《新书》《理察》篇的一段话：“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未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也。”这段话后来被误收入《大戴礼记》中。这种误会的发生，很显然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学者认为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我们开始接触这种说法的时候，很是大惑不解。按说礼和法都是社会规范，都需要令行禁止，但是事情没有发生，我们要怎么处罚呢？答案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避嫌疑，瓜田李下咱们就不要整理帽子系鞋带了。说起传统礼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男女授受不亲”的严格要求。这个要求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所谓禁于将然之前。这一制度设施，最终目的是尽可能消除任何潜在的僭越和随之而来的对生活秩序的颠覆和破坏。这种规矩似乎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辞让。
  对辞让的功效有了把握，《论语》提到的有子所谓的“礼之用和为贵”我们理解起来就更加亲切了。而朱子在这方面的努力让我们理解起来也就更加深刻了。

①《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②《朱子语类》卷八十七。 ①《朱子语类》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