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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建立了一个宏大的道学体系，但是道学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所谓道学，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帝王之学。这个主张，既是我们根据朱熹思想的逻辑进行推断的结果，也有来自朱熹本人表述的直接证据。所以，朱熹的教化对象，首先就是皇帝。
  朱熹对道学的标准界定来自《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比如是而后可庶几也……自是以来，圣圣相传，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朱熹这个认知显然来源于程颐的《明道先生墓表》：“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就是说，“道学”“道统”的“道”，指的就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方略。按照朱熹他们的意见，这个治国方略在尧舜以至周公那里是一直在实践的，后到孔子那里才成为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东西，而到孟子之后干脆就失传了。现在朱熹他们恰恰重新掌握了这一套治国方略。顺带一提，这里需要注意朱熹这里所谓道统，跟后来黄榦他们所谓道统，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是道学传承之统，后者是道学实践之统。
  既然道是治国方略，那么使用这个道实践这个道的人，首当其冲毫无疑问就是皇帝了。朱熹在《壬午应召封事》中苦口婆心说：“臣愚死罪，窃以为圣躬虽未有过时，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臣闻之，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①这里朱熹关于帝王之学的说明，跟他关于道学具体内容的说明，完完全全毫无二致。可见所谓道学，本质上首先是帝王之学。
  这样，朱熹他们从事社会教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皇帝做思想工作。他在《经筵讲义》里对皇帝语重心长耳提面命：“降及后世，教化不修，天下之人，例不知学，而尊且贵者尤甚。夫手握天下之图，身居兆民之上，可谓安且荣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术，使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骋其拟议觊觎于后，是则岂不反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②那么为什么皇帝的一举一动这么重要呢？朱熹在《戊申封事》里提供的道理是：“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③所以，“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④。朱熹的主张看似迂阔，其实是对有宋一代政治现实深刻洞察的结果。整个宋朝和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奸臣辈出，但从无权臣。这是说宋朝皇帝是有绝对权力的，只要他不被奸臣蒙蔽，就可以有大作为。所以如何用人就成为整个政治的重中之重。
  这个道理朱子在《皇极辨》中说得直接痛切：“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辐辏面内而环观之，此天下之至中也。则必有天下之纯德，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准，使夫面内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语其仁，则极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为仁者莫能加也；语气孝，则极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也。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词多为含洪宽大之言，因复误认中为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之意。殊不知极虽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义。且中之为义，又以无过不及，至精至当，而无毫发之差，亦非如所指之云也。乃以误认之中为训之极，不谨乎只严至密之体，而务为至宽至广之量。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堕于汉元帝之悠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颠倒，贤丕贸乱，而祸败随之，尚何敛富锡民之可望哉？”①对这一点，他跟学生的讨论中说得更明白：“问：‘先生言皇极之极不训中，只有标准之义。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亦有中意。’曰：‘只是个无私意。’问：‘标准之义如何？’曰：‘此是圣人正身以作民之准则。’”②
  那么，朱熹到底要皇帝怎么做呢？朱熹在《延和奏札二》中说：“夫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诚其意于堂阼之上，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之贤以为辅相，使之博选士大夫之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廉洁，足以有为有守者，随其器能，置之列位，使之交修众职，以上辅君德，下固邦本。”③皇帝的主要工作就是选人。而在《戊申封事》则是反过来说：“陛下尊居宸极，威福自己，亦何赖于此辈而乃与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聪明，自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蔽哉？”④朱熹这里反对的是皇帝要跟下三滥的“此辈” “共天下之政”，而不是一般性地反对皇帝跟他人“共天下之政”。这不是朱熹一个人的立场。这是整个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共识。文彦博那句皇帝“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的名言，就是这一共识的反映。
  那么怎么才能选好人呢？说来说去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了。朱熹在《延和奏札五》中语重心长告诫皇上说：“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而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①后来在《戊申封事》中又把这段话抄了上去，可见他郑重其事的程度。不过细究起来，这里的“敬”到底要怎么理解很是令人头疼，我们在下面再详细分析。
  按照朱子的主张，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相亲相爱的，但是现实却很不如意。他对学生感叹说：“本朝于大臣之丧，待之甚哀。执政已告老而死，亦必为之亲临，罢乐。看古礼，君于大夫，小敛往焉；于士，既殡往焉。何其诚爱之至。今乃然。这也只是自渡江后，君臣之势方一向悬绝，无相亲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缘是亲爱一体。因说虏人初起时，其酋长与部落都无分别。同坐同饮，相为戏舞，所以做得事。如后来兀术犯中国，虏掠得中国士类，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于是上下位势渐隔，做事渐难。”②在他这些不宜为外人道的私房话里，大宋皇帝其实反而不如作为夷狄之人的金国皇帝。退一步，他又说：“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子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中，说得只数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那得仔细指点。且说无坐位，也许有个案子令展开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近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③大家都在得过且过，朱子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话说回来了，在君臣关系中，朱子对君权也是非常看重的。他说：“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才重便无君。且如汉末，天下惟知有曹氏而已。魏末，惟知有司马氏而已。鲁当庄僖之际，也得个季友整理一番，其后季氏遂执其权，历三四世，鲁君之势全无了，但有一季氏而已。所以圣人垂戒，谓‘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圣人所以‘一日二日碗几’，常常戒慎恐惧。”④道理很简单，中央没有足够的权威，下面的人就会胡作非为，结果整个国家就不可收拾了。好在这整个宋朝，皇权是十分巩固的。所以朱子才把讨论的中心放在大臣的作为上。
  这里顺带一提，朱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也很耐人寻味。他和学生讨论说：“问： ‘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间皆当用之，何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曰：‘夫子兄弟夫妻，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于此说忠，确实就不足处说。如庄子说命也义也天下之大戒，看这说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①关于庄子这个提法，他进一步解释说：“庄子说义命，此乃杨氏无君之说。似他这一生，便是没奈何了，方恁地有义，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意思。”②在这些讨论中，他明确提出臣民的忠君是不得已的。这在当时是极其前卫的思想。细究起来，这里有很多值得好生分析的地方。限于主题这里就不讨论了。
  回头再说朱子这些主张的结果。很不幸，朱熹一辈子对“得君行道”充满憧憬，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还败得非常惨烈。结果不仅他本人被罢免，连带整个道学阵营也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原因除了现实政治本身的残酷外，我们以为朱熹的心态和性情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我们阅读收录在《朱子文集》中的封事和奏札，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朱熹自信满满底气十足。细想起来也不难理解，朱熹的潜台词是，你皇帝有位子，但未必有办法；我们没有位子，但我们有的是办法。这等于是给皇帝宣称，治理国家重建秩序的办法是我们这帮人的独传之秘。如果你想长治久安，从而使得皇权永固，那你就应该请我们出山辅佐你。如果你不买我们的账，那么必然会让国家乱成一团糟，最后吃亏的不仅是老百姓，也包括了你们皇室皇族。可能是恨铁不成钢，我们看朱熹就像教训孙子一样教训皇上，简直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堂堂一国之君哪里受得了这个，加上朱熹往往急于求成，结果四面树敌，他的结局是很自然的。

①《朱子文集》卷十一。 ②《朱子文集》卷十五。 ③《朱子文集》卷十一。 ④同上。 ①《朱子文集》卷七十二。 ②《朱子语类》卷七十九。 ③《朱子文集》卷十三。 ④《朱子文集》卷十四。 ①《朱子文集》卷十四。 ②《朱子语类》卷八十九。 ③《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④《朱子语类》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