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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是程颐所持的主要修养方法，也是李侗传授给朱熹的重要思想，朱熹说：“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②朱熹认为，《大学》所云“格物致知”之说是秦汉以下绝讲之学，所谓“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③。因此，他在绍兴三十三年应诏上封事中云：“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暸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④次年入对垂拱殿又曰：“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而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⑤当时朱熹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谈《大学》，谈格物致知。后来在不断探索中，特别在注释《大学》的过程中，朱熹则进一步赋予格物致知以哲学意涵。
  朱熹把格物致知看作是儒家与佛家的区别，他说：“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误’‘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⑥又说：“以悟为则，乃释氏之法，而吾儒所无有，……若由吾儒之说，则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为致知格物之事，盖无适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专体究，犹患杂事纷扰，不能专一，则是理与事为二，必事尽屏而后理可穷也。”①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真正儒家的精髓，与“以悟为则”的佛家学说完全不同。因此，格物致知说作为理学的修养方法，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还具有区分儒佛的作用。
  朱熹对格物致知基本思想体现在《大学·格物致知补传》中，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②
  朱熹指出，致知必须“即物而穷其理”，也就是格物。换言之，格物必须做到即物、穷理、“求至乎其极”三个要素。朱熹在这段补传中还对格物的方法、目标做了阐述，即格物必须持久用力，直到“豁然贯通”，最终实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目标。当然格物致知说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可以说，《大学》格物补传浓缩了朱熹格物致知说的精华。
  在《大学章句》草定之初，在给江德功的一封信中，朱熹系统表达了格物的基本观点，曰：
  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而其所谓“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而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故必即是物以求之。如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有未穷，而吾之知亦未尽，故必至其极而后已，此所谓“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也。物理皆尽，则吾之知识廓然贯通，无有蔽碍，而意无不诚、心无不正矣。此《大学》本经之意，而程子之说然也。其宏纲实用，固已洞然无可疑者，而细微之间，主宾次第、文义训诘详密精当，亦无一毫之不合。①
  朱熹认为程颐对格物的阐述已经很完善了。在他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由理和气构成，没有离开气的理，所以要想穷理，必须“即是物以求之”，别无他法。“即物”“穷理”“至极”是格物致知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格物的核心是穷理，穷理必须接近具体事物，穷理必须穷至其极。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经文“致知在格物”时，朱熹明确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知是推极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知识，最终达到无所不知。格物是穷尽事物中的理。即物、穷理、至极三个要点缺一不可，在任何时候，朱熹都会圆融地将之结合在一起。
  朱熹非常强调格物必须即物、接物，他极其反对脱离外物而反省内求的方式，他对杨时所主张的“反身而诚”表示不满，说：“杨氏反身之说为未安耳，盖反身而诚者，物格而知至，而反之于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②在朱熹看来，杨时的“反身之说”离开事物去求理，脱离了《大学》本意。学者只有即物而穷理，才能最终认识天理。
  相对于内省反身的修养方法而言，格物确实有向外探求的倾向。然而，朱熹认为格物穷理是兼顾内外的为己之学，并非重外求而不重内修。《语类》载：
  问：“格物则恐有外驰之病？”曰：“若合做，则虽治国平天下之事，亦是己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说道外驰！”又问：“若如此，则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处，也着用。”又问：“如此，则不当论内外，但当论合为与不合为。”先生颔之。①
  问：“格物须合内外始得？”曰：“他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内外之理。”②
  朱熹所谓格物不分内外，是与他对心、理等基本概念的看法相联系的。在朱熹看来，当穷尽事物之理时，人心中的理和天理合二为一，如此行事既符合天理，又符合心中的理，自然就是内外合一。这里他强调心中已有一个天理在。朱熹认为事情无论大小，都蕴含一样的天理，所以一件一件去理会，必能穷得天理，然而在格物过程中，切不可抱着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等“为人之学”的态度。格物看似是向外穷物理、事理，但在朱熹看来，由于外在物事之间的理与人心中的理有统一性，所以向外格物与修养自身具有同步性，格物仍是“为己之学”，这正是朱熹格物论的特色。
  朱熹非常强调格物与穷理、致知的结合，反对离开其中一个而谈另外一个。在他看来，所谓格物，就是即物穷理。所谓致知，朱熹解释道：“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③致知是推极个体自身的知识，以达到无所不知的境地。朱熹解释经文“知至”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④可见致知之“知”主要以指“吾之知识”，吾之“所知”。“知至”作为致知的终极境界也是指心之所知无有不尽。朱熹强调致知是得到真知，所谓“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①。
  在朱熹看来，致知与格物不是并列的两种方法或工夫，所谓“致知、格物，只是一个”②。“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③又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④又说：“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此其文义只是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⑤也就是说，致知是格物的自然结果，格物是实现致知的必经过程。朱熹把格物与致知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吃饭与食饱，“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所以为饱也”⑥。可见，格物与致知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不可分开。
  朱熹认为，格物是穷事物之理，在格物穷理过程之中，致知自然能够实现。他说：“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⑦他还指出：“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⑧，“即夫事物之中，因其已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⑨，“但物格与彼，则知尽于此矣”⑩。这些说法都表明格物、穷理、致知三者关系密不可分，真正做到格物自然能够穷理、致知，要想穷理、致知，就必须格物。朱熹认为，如果没有穷尽事物之理，没有扩充自己知识，这样的“接物”不能叫格物。
  格物之“物”并非单纯指物，还指事。穷理不仅穷物理，还要穷事理。格物穷理既包括对草木鸟兽等客观自然界的关注，也包括日常生活事务的实践。所谓“推而言之，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①。这种格物具有探求自然规律的知识性。又有：“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又更上一着，便要穷究得为人君，如何要止于仁；为人臣，如何要止于敬，乃是。”②这种格物是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实践活动。其实，由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本来就是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的，所以格物在理学中更倾向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实践。
  在格物致知的途径上，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程颐认为：“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气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③朱熹也认为，格物致知的方式有读书、应事，所谓“如读书而求其义，处事而求其当，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④。主张切实从日用常行之事上寻求理。朱熹说：
  伊川先生尝言： “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吕氏盖推此以为说而失之者。程子之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无间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学者之所以用功，则必有先后缓急之序、区别体验之方，然后积习贯通，驯致其极，岂以为直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与尧舜同者无故忽然自识之哉？此又释氏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之说，殊非孔氏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也。⑤
  致知分数多。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见得到尽处。若理有未格处，是于知之之体尚有未尽。格物不独是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约说耳。且如说父子，须更有母在，更有夫妇在。凡万物万事之理皆要穷。但穷到底，无复余蕴，方是格物。①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从容反复而日从事乎其间，以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里精粗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知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②
  程颐主张格物必须“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③。朱熹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格物穷理要事无巨细，必须用心理会，件件用心，层层积累，最终量变引起质变，达到豁然贯通。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④朱熹在格物致知上非常重视积累和贯通的联系。这是由其宇宙论所决定的。因为他主张“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宇宙万物万事都具有共同的“理”，所以通过格身边的事物，就能穷事物的理，进而穷尽天理。由于他看重“分殊”，所以强调对具体事理、物理认知的积累。由于万事万物具有“理一”的共同性，所以终有一天，格物会达到“真积力久”“豁然贯通”的效果。
  总起来说，朱熹的格物学说既包括了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认知，也包括对社会道德实践活动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对人自身的心理性情等问题的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既强调对外在世界的考察，又不忽视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心理状态。既具有科学理性的精神，又具有儒家特有的道德实践性。
  至于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的先后问题，朱熹往往有不同的说法。有弟 子问朱熹致知、涵养的先后问题，他说：“须先致知而后涵养。”①这里是从知先行后出发，把涵养看作已发之后的行为，所以强调致知的优先性。又有人问：“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朱熹曰：“此是大纲说。要穷理，须是着意。不着意，如何会理会得分晓。”②这里朱熹强调主敬涵养对致知的重要性，离开主敬，致知不能达到良好的目标。朱熹又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③这里再次表现了朱熹对格物致知优先性的强调。要之，朱熹认为，主敬和穷理都是学者为学的必经途径，所以学者必须对二者同时下工夫。他说：“尝闻之，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实学者立身进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盖未尝不交相发也。”④

②《文集》卷三十九，《答柯国材二》。 ③《文集》卷七十四，《策问》。 ④《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 ⑤《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劄一》。 ⑥《文集》卷七十二，《吕氏大学解》。 ①《文集》卷七十二，《吕氏大学解》。 ②《大学章句》。 ①《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 ②《中庸或问》卷四。 ①《语类》卷十五。 ②《语类》卷十五。 ③《大学章句》。 ④《大学章句》。 ①《语类》卷十五。 ②《语类》卷十五。 ③《语类》卷十五。 ④《语类》卷十五。 ⑤《文集》卷五十一，《答黄子耕五》。 ⑥《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 ⑦《语类》卷十八。 ⑧《大学或问》卷一。 ⑨《大学或问》卷二。 ⑩《语类》卷十五。 ①《语类》卷十八。 ②《语类》卷十五。 ③《二程遗书》卷十八。 ④《语类》卷十五。 ⑤《文集》卷七十二，《吕氏大学解》。 ①《语类》卷十五。 ②《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 ③《二程遗书》卷十八。 ④《语类》卷十五。 ①《语类》卷九。 ②《语类》卷九。 ③《语类》卷九。 ④《文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