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一分殊”是由程颐提出，当时杨时指出《西铭》与墨家兼爱论很相似，程颐则指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③程颐强调《西铭》所讲的万物一体说与爱无差别的兼爱是有区别的，万物一体体现了理一，爱有差等是分殊。显然，程颐最初提出理一分殊，是从伦理学意义出发的。朱熹在此意义上完全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他在《西铭解义》中说：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④
  在朱熹看来，每个人在宇宙中都承担着某种义务，但由于具体地位的不同，所承担的义务也有所差别，这种差异就是“分殊”。虽然在具体情境下，义务有所差异，但它们体现的伦理道德原则却是一致的。朱熹说：“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⑤又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⑥这里表达了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意义。“理一分殊”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不仅具有伦理学意义，还包含了性理和分理①的含义。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在不同的层面上，理一分殊需要做出不同的理解。
  首先，就伦理学层面来看，理一分殊之“理”是指道德伦理，“分”应理解为本分，“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声意指分开，实际上这里应读去声，指义务、所得份、赋受”②。“一”是指共同性，“分”则指特殊性。朱熹说：“《西铭》大纲是理一而分自尔殊。然有二说：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别；自万殊观之，其中亦自有分别。不可认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③伦理学意义上的理一分殊是对传统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思想的继承。
  其次，“理一分殊”之“理”又有性理之意。在这一层面上，朱熹借用理一分殊说明了宇宙万物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即“一”与“殊”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朱熹在《太极图说解》及《太极图解》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太极图解》中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各异，各一其〇（太极），无假借也。”④这里强调每一事物的气禀虽不相同，但都具有彼此相同的太极，所以又说“男女一太极”，“万物一太极”。此处所言“一”指同一，即一切事物的太极都是相同的，且每一事物的太极与作为整个宇宙本体的太极也是无差别的。所以说“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这样“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无论合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还是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中的“太极”，都是指性理。在朱熹看来，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个太极，每一事物之中都包含着相同的太极。
  朱熹在注释《通书》时也从性理层面表达了理一分殊思想。《通书》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理性命章》）时，朱熹说：
  二气五行，天之所以赋受万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缘本，则五行之异本二气之实，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①
  所谓“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是说万物之体是太极，太极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宇宙的普遍规律，万物的存在根据。一切万物都禀受此理为性体。万物之性理虽然是“分”自太极而来，但并不是“分割”太极的一部分，因为每一物的性理与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是相同的，所以说“万物之中各有太极”。如此看来，“分殊”之“分”不是本分之意，而具有禀受之意。朱熹有时将此“分”与佛教月印万川做比方：
  郑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②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③
  显然，在性理意义上，“分殊”只是表明禀受之气有差异，而在禀受之“理”的层面上，则与宇宙本体之理没有区别。贯彻到人性中，尽管每个人在气质之性上都有差异，但在天命之本然之性上却无差异。人人都有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只是有显有隐而已。可见，在性理层面上，理一分殊强调了万事万物的同一性。
  再次，理一分殊在强调万物在性理上同一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的实际差异。这时理一分殊描述的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理一”就相当于普遍性，“分殊”相当于特殊性、个别性。与性理相对，理一分殊之“理”强调的是具体事物的“分理”、特殊之理、个别之理，正所谓“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作木用，把木来熔作金用，便无此理。”①可见，朱熹在强调“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普遍原理的同时，又提出每一物的属性都存在着“分殊”，关于此“分”，到底是指体还是指用的问题，朱熹给出了解答：
  问：“去岁闻先生曰：‘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所谓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国人交之信之类是也。”曰：“其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国人是体；仁敬孝慈与信是用。”问：“体用皆异？”曰：“如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②
  这里有人提出“所谓分者”是指“体”同“用”不同，还是“体用皆异”，朱熹指出，理一分殊既有体上的区别，又有用上的区别。所谓“体略不同”，便是主要指的分理，如有君臣之体，父子之体，国人之体等，“体”不同，对应的“用”也就有差异，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国人讲信，这从分理上说是差异，但从性理层面说，则又无碍于统一性，仁敬孝慈信义等乃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这也就是说，“分殊”所言之差异性乃是在同一性的前提之下表现出来的，就像花瓶有之所以为花瓶的道理，张三有之所以为张三的道理，这些特殊性乃是在“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前提下体现出来。所谓“天下之理万殊，然其归则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③。朱熹认为，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体现出来的差异，都不出此“理一”之普遍规律的范围，都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
  朱熹说：“若只理会得民之故，却理会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极时，固只是一理。要之，须是都看得周匝，始得。”①这是现代哲学所说的差异性体现统一性，事物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最后，朱熹还从本原角度解读理一分殊，认为理一分殊具有本末关系，他用本根和果实来比喻这种理一分殊关系。他说：“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到得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生将出去，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②在朱熹看来，作为“理一”之“太极”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它就好比种子一样，能够生出各种果实，这些果实在本质上与种子相同，这就是所谓的“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朱熹对理一分殊的本末关系的规定与其理在气先的观点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先有理，后有气，然后有万物。万物之理来自于作为世界本原的太极，因而万物之理与宇宙本原表现出同一性。
  在朱熹看来，理一分殊的思想虽然由程颐提出，但在原始儒家的经典中已经蕴含了这一思想。因此，他在注释儒家经典时，就常常运用理一分殊来注解某些经文。如他在《论语集注》中注“吾道一以贯之”时说：“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③这里所说的“一本”“万殊”即蕴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这是从道的体用角度来谈理一分殊，表达了宇宙普遍原理与万物之间的体用关系。在《中庸或问》中，朱熹说：“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此自然之势也。盖人生天地之间，禀天地之气，其体即天地之体，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岂有二物哉……若以其分言之，则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④这里指出，宇宙万物所禀受的天理没有不同，但具体到不同事物，则体现出分殊。
  在朱熹看来，“理一”和“分殊”两方面必须兼顾，不可偏废一方，只有儒学才能把“理一”与“分殊”真正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在“理一”问题上，佛老与儒家一样，都主张“理一”，但与佛老不同的是，儒家认识到了“分殊”。朱熹与“程颐重在理一甚于分殊”①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朱熹在初见李侗时，李侗便告诉朱熹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②后来这便成为朱熹的一贯主张，朱熹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③

③《二程集》，《答杨时论西铭书》。 ④《西铭解义》。 ⑤《语类》卷六。 ⑥《语类》卷十八。 ①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第45页。 ②转引自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第43页。 ③《语类》卷九十八。 ④《太极图解》。 ①《通书解》。 ②《语类》卷九十四。 ③《语类》卷九十四。 ①《语类》卷九十七。 ②《语类》卷六。 ③《文集》卷六十三，《答余正甫》。 ①《语类》卷七十五。 ②《语类》卷七十五。 ③《论语集注》卷二。 ④《中庸或问》卷三。 ①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②《延平答问跋》。 ③《语类》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