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桥兵变后，宋朝取代了后周。但宋朝建立之初，其统治范围仅限于中原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尚有七八个割据政权存在。福建境内当时也被割据政权一分为三，南唐、吴越各占据了福建的一部分，与占据泉、漳地区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各据一方。随着宋朝对南方地区的征略，南方诸国陆续被消灭。至978年，宋朝统一东南区域，福建也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时间的动乱年代，迎来了福建历史上难得的也是最为辉煌的历史发展时期。
  隋唐以前，福建一直是一个民风好斗、性悍易反的地区。自唐以后儒学渐渐浸入福建民风民俗，使福建地区的文化品格已有所变。但唐末五代以后，福建又成为一个战乱频仍的地区。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为了加强政权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不断地加赋加税，使福建地区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因此，福建地区文化性格中性悍易反的倾向实际又有所加强。因此，如何治理福建，使人民拥护宋朝廷并巩固东南区域的统一，就成了摆在宋朝廷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宋朝统一福建之初，曾有两处地方发生过叛乱。一是福建莆田人林居裔发动的叛乱。这场叛乱的规模不小，发展迅速，叛乱人数达十余万众，并且围攻泉州府城。这场叛乱很快被泉州兵马指挥王继升以擒王之术，直捣叛乱中心活捉林居裔而平息。大约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原南唐的将领率兵进入邵武，企图反抗宋朝，也被宋廷平叛。这两次叛乱都表明福建地区确是还留有反叛朝廷，不愿统一的因素。因此宋王朝为巩固统一，一方面加强在福建的军事存在，在两次叛乱的发生地驻扎军队，设立兴化军与邵武军，平毁福州、泉州两府城墙，以防叛军夺占为据；另一方面则按宋朝的政治制度，在福建地区建立政治管理机构，加强统治管理。
  宋朝在福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福建这一久乱不服之地如何收服民心。对此，宋朝所做的努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免福建地区民众的赋税负担。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给福建地区留下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减免赋税可以说是抓住了收服民心的关键。宋王朝制定了减免赋税的主要措施：一是减免丁身钱。宋真宗时曾发布诏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诸州，循伪制输丁身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奴，或度为释老。秋七月壬申朔，诏悉除之。”①从诏书中可知，五代时期，由于丁身钱的沉重，使得南方地区的许多人家不堪重负，百姓但有养儿，或者弃儿不养，或者卖与他人做家僮奴仆，再不然就是送入寺院为僧，以躲避丁身钱的缴纳。宋朝对南方地区丁身钱的除免，自是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二是免除各种杂税，五代时期福建人民被抽税之重是有名的。因为福建地狭人少，而地方割据政权为维持统治，只能不断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宋廷克平南方诸国后，则“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①。除此之外，宋朝在福建还采取了减轻田赋（定福建田为中下二等），售让官田，调整徭役，调节贫富负担等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为民众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使民心逐渐归顺于朝廷。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可以说是第一个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相比之以往的历朝历代，宋朝的文官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其成因当然有吸取唐末以后地方政权落入军阀之手，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之教训的因素；同时也因了唐末以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使得世族门第在战乱中消失、衰落；还因了印刷的进步使得文化的传授与传播已不再是世族门第独享的权利而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人家。这一切都是宋廷能采文官制度的主要因素。宋廷统一福建以后，同样在福建实行了文官制度。这一做法使福建的吏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之后，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光明。关于宋代的文官制度对福建的影响，在《福建通史·宋元卷》中曾有如下的评论：“宋代的文官政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虽说儒家的理想在实行中往往走调，但它的统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存在、发展下去。在宋代福建实行文官政治之初，一大批饱读圣贤书的儒者被选入仕途，并掌握了地方的最高权力，而宋代的法制也通过他们得以实现。应该说，曾有一个时期，他们是生气勃勃的。”②北宋时期，朝廷对闽人还是十分重用的。在地方官中相当一部分是闽人，即在中央机构里也有许多闽人。这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以廉吏、能吏著称。总体而言，北宋时期，福建的吏治相对比较清明。这样的吏治状况，对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积极地影响。
  同时，两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带仍然长久地陷入与北方其他民族政权的战争中，而福建地区却赢得了历史上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以上种种因素都为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创造了历史条件。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进步往往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在宋代，福建的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整修水利与土地开垦上。一方面，福建沿海地带大量围海造田；另一方面，福建山区地带则大量开垦梯田。围海造田和开垦梯田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兴修水利的过程。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福建农业的发展还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水稻来说，一方面是优良品种的引进，如占城稻为越南之优良品种，宋时福建得以引进。其特点是早熟、耐瘠、高产；另一方面则是双季稻的种植，使得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北宋末的秦观曾说：“今天下之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闽蜀吴越者，古扬州、梁州之地田。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①福建粮食生产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除了粮食生产，福建在农业经济作物方面的进步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制茶业、酿酒业、制糖业、果蔬业、渔业等方面。福建的茶叶在唐代时已成为贡品，到了宋代更畅销国内。尤其是产于建安的北苑御茶，在宋代成为第一贡品。随着福建茶叶的名扬全国，其产销量大增。据史载，南唐时闽北所产茶每年不过五六万斤，至北宋末则已达三百余万斤。福建历来是产糖的地区之一，主要的成品是红糖，当时福建沿海地带种植甘蔗是十分普遍的。福建地处温带偏亚热带处，水果品种的繁多自不用说，荔枝、龙眼、枇杷、李子、柑橘、橄榄等都在宋代成为有名的水果。福建地处沿海，渔业资源丰富，宋代以后，渔业也有不小的发展。总之，福建因地理环境及资源的关系，虽然粮食生产为基础，但在实际上，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则更显著。据《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的农田仅42633顷，但各类园林、山地、池塘数量却有62588顷。②数量超出如此之多，可见当时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
  福建的地理条件自古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丘陵的众多决定了耕地开垦的艰难，因此福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还要依靠粮食生产以外的领域去寻找。到了宋代，福建在工业、手工业及商业的领域其实都处在全国的前列。其典型者，如造船业，宋代的船舶制造中心就在福建。福建当时的造船业之所以发达，就其自然原因而言，福建山林茂密，所产树木巨大，自然就有造船的基本材料；福建地处沿海，自唐以后海上贸易日渐繁荣，自然需要舟船入海，以兴贩牟利，此即客观上有大量舟船的需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中记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可见舟船已成为福建沿海地区人民谋生的重要工具。而宋时福建造船的水平，则有如下评论为证：“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①福建的冶矿业也在宋代居于全国前列。曾有学者统计，宋代福建的矿场数量中，银矿、铜矿、铅矿为全国第一，金矿、铁矿为全国第二，锡矿为全国第四。②除此之外，制瓷业、造纸业、制盐业、纺织业等均有较大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则给福建商品贸易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宋代时福建出现了以福州、泉州、建州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福州自闽王王审知治闽之后，已成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地理上又处于闽江出海口。因此，闽江上游的货物顺江而至福州，又由福州出海而至海外各地，而沿海物产也借由闽江而上溯，福州因此而成为一个重要商业中心。泉州在宋代时，已经不仅是闽南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东方大港。所以宋朝特在泉州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福建的商人借泉州出海进行海外贸易，而各国商人则纷纷至泉州进行商品交易。据历史记载，宋时福建的海外贸易已分布于东亚南亚及西非、南非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建州则为闽北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又为闽人北上江南、中原的交通枢纽，因此南来北往的商品贸易十分发达。
  总之，北宋时期，福建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腾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③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为福建在南宋时期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以至形成闽学打下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①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上》。 ①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上》。 ②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①秦观：《淮海集》卷十五，《财用下》。 ②《三山志》卷十。 ①吕颐浩：《忠穆集》卷二。 ②转引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③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十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