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唐朝末年，一方面是黄巢起义一闹几十年，一方面是各地藩镇割据数十年，导致天下大乱。尤其是北方地区，由于战乱频仍，兵连祸结，以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中原大地一片凋零，老百姓几无生路。于是北方士民纷纷南下避难，福建地区因此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也因此获得了福建历史上十分难得的一次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机遇。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对福建影响最大的就是由王绪率光州、寿州兵民南下移居福建，并因此而有了后来的王审知治闽的历史。
  唐末军阀割据天下大乱之际，寿州屠夫王绪借机纠集500余人起兵，先后占据寿州，后依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秦奏报唐朝廷，封王绪为光州刺史。后秦、王之间发生矛盾，引得秦宗权派兵击王。王绪自知难以抵敌，故“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①，一路征战辗转而入福建。后因王绪治军暴虐无状，军中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三人经过兵变取而代之。王潮兄弟率兵统一了福建，开始了王氏兄弟（主要是王审知）治闽的历史。此后，在全国各地战乱不停的局势下，王潮、王审知兄弟却使福建有了长达33年没有大动乱的安定年代。
  在王氏兄弟统治福建的33年时间里，福建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王氏兄弟注重内修吏治，外求安定。唐末天下大乱，各地官吏大多只求一己之私，吏治腐败无以复加，福建吏治也不例外。吏治腐败的结果自然是百姓生活苦上加霜，水深火热，社会矛盾激化，动乱四起。王氏兄弟统一福建以后，深知吏治整肃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因此从一开始重视严肃吏治，重振法纪。一方面从律己而始，如王审知有错，王潮亲自给予鞭笞。①另一方面，严厉约束部下，不使下属随意勒索、欺诈兵民，并派出执法严明的官吏进行督查弹劾。后人对此评价：“民惟道化，吏以法绳，此可以称善为政矣。”②除了整肃吏治之外，王氏兄弟同时也注意到外求安定。唐末王氏时期，天下群雄割据。王氏兄弟虽割据福建为霸，但与各地割据势力尤其是邻省的割据势力相比，实属较弱。福建人口少，兵力自然也少，缺少与群雄抗衡的资本。有鉴于此，王氏兄弟采取了明智的外求安定，保境安民的政策。唐末，唐朝廷虽然是名存实亡，但王氏兄弟仍然照常进贡，俯首称臣，其目的就是为了求得统治福建的合法性。唐朝灭亡后，全国各地称帝不知多少，但王审知却公开宣布：“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目的也是在诸强环伺的环境下不引人注目，免遭外忌。与此同时，王审知还将其第二女琅琊群君嫁给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传响为妻，后又娶南汉主刘隐的女儿清远公主为自己儿子王延钧的妻子，从而使福建境内保持了安定的局面。王审知在任29年，福建局面总体安定，这与王审知的审时度势是分不开的。
  “保境安民”是王氏兄弟的基本决策。在这一决策影响下，自然带来的是对经济建设的重视。王氏兄弟吸取了唐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鼓励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就农业生产而言，一方面，他派了官员“巡州县，劝课农桑”，鼓励因战乱而流亡各地的农民回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则轻徭薄赋，决定凡耕种公田者，其税十一，敛不加暴，使民莫有出征之役，采取各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与此同时，注意兴修水利，如通过疏浚福州西湖，由周围二十里而至四十里，湖面扩大一倍，用以灌溉闽县、侯官两县良田；在长乐县集数千民夫筑起海防大堤，设有“斗门”10个，以防海潮，且堤旁皆成良田，成为我国较早的围海造田范例；在连江县辟东湖，周围20余里，可灌溉良田四万余顷，等等。
  王氏政权不仅注重农业生产，也注重商业流通。为了扩大福建境内外贸易，王审知取消了闽江流域的关卡，以便货物畅通，促进了山区与沿海之间的物质交流；同时在黄歧半岛开辟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甘棠港。福州从此成为一个对外贸易港口。泉州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与国内、南洋诸国和西亚地区往来频繁，泉州因而闻名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在《琅琊王德政碑》中，谈到二王的宽商政策及其效果时，曾有如下的评论与描述：二王之前的统治者：“凡列土疆，悉重征税。商族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而王审知治闽时，对商业贸易“则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竟敦廉让之风，聚睹乐康之俗”。
  王氏昆仲治闽期间，对福建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在此之前，儒家文化虽然也在福建有了一定的影响和传播，但是儒家文化并未占主流地位，居于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福建本土文化。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在此之前的外来移民，尤其中原地区的移民虽然断断续续地都存在着，然而数量却不多，因而未能在文化发展方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王氏政权却不同，他们带来的是大批的中原移民，其中兵就有五千，民则更不止此数。据估计，当有数万人之多。王氏兄弟在福建建立的是一个移民政权。他们统治福建以后，一方面为了发展福建；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外来移民能在福建占据有利的地位，需要有更多的移民进入福建。因此，王氏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欢迎北方移民入闽的政策。他们在福州和泉州都设立了招贤院，大批北方士人因此成了王氏政权的座上客，如史载：“中原乱，公卿多来依闽，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就之，振赋以财，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传懿，及郑璘、郑戬等，皆赖以免祸。”①当时，为了躲避中原战乱，许多中原士族都是全族人或几族人成群结伙地南下。而王氏政权优礼士族的政策，又使相当部分的士族大家把闽地作为移民安家的首选。因此，闽中文人曾借北方士人的口称赞王审知：“东浮荆襄，南游吴越，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②而《忠懿王庙碑》中则称颂王审知：“怀尊贤之志，宏爱客之道，四方名士，万里咸来。至有蓬瀛谪仙，鸳鸯旧侣，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尽赴筑金之礼，皆归簪瑁之行。其余草泽搜罗，鱼车待遇者，固不可胜纪，此得以称善招纳矣。”③王氏政权此举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有学者研究表明，从唐末至宋初之间，仅仅依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福建的户数就从唐末的7万余户增长到47万户，户数增长五倍有余。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统计数字还有相当的缺漏。但即便如此，也可看到福建地区人口的增加是多么惊人。可以肯定，到宋初之时，构成福建人口的主要成分已经是北方移民了。北方（中原地区）在唐代其实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北方移民的到来，带给福建地区的文化影响自然极其深远，更何况在成族的移民大军中，有不少是北方官宦和著名文士的家族。他们的到来，使儒家文化终于成为了福建地区的主流文化。五代时期，福建作为文化上的一个蛮夷之地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在文化上与其他地区并驾齐驱的地方，与大量移民的到来相关，也与王氏政权对外来移民持开放优容的政策有关。
  与此同时，王氏兄弟还十分注意发展文化教育。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主闽政之始，即设置“四门义学”。按照唐朝的制度，“四门学”为中级学堂，主要招收六、七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入学学习。而王潮所设“四门义学”，虽是仿唐制，但又有不同，而是带有慈善之义、提供免费学习的学校。显然，王潮希望“四门义学”的招生对象并不限于官宦子弟，同时也面向一般家庭乃至贫困家庭的子弟。到了王审知主闽时，“（翁）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④。王审知接受了翁承赞的建议，正式设立“四门学”，并聘黄滔等人任“四门博士”。同时要求福建各地也要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故《瑯琊王德政碑》中说：王审知“常以学校之设，是以教化之原，乃令诱掖童蒙，兴行礼让，幼以佩于师训，长皆置以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乡校皆游，童蒙来求，雅道靡靡，儒风优优。”而钱昱在《忠懿王庙碑》中也说：王审知“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校以训诲，设厨馔以供给。于时兵革之后，庠序皆亡，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
  一方面是广泛招贤纳士，一方面是注重兴办教育，王氏政权在这两方面的作为都大大地促进了福建文化尤其是崇儒文化的发展。在唐代时，福建的儒学名士基本上是外来的，主要是由于他们官任福建而致。闽地土生土长的儒学人才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到了五代时期，生于长于福建本地的儒学人才已是成批地出现了。比如：南唐时闽北地区出过江文蔚、江为、杨微之等三大才俊之士，都是在全国有名的学者；莆田人陈致雍，在南唐官至太常博士，留有《曲台奏议》一书20卷，为闽人最早的礼学专著，其礼学研究的水平在当时也是较高的；又有建安人朱弼“精究五传，旁贯数经”，为南唐时庐山国学（相当于唐代的国子监）的国学助教。表明福建的儒学研究水平已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名士一较高低了。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 ①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②钱昱：《忠懿王庙碑文》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四，《王审邽传》。 ②《黄御史公集》卷五，《丈六金身碑》。 ③《十国春秋》卷九十，《太祖世家》注引钱昱：《忠懿王庙碑》。 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翁承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