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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两宋之前的福建文化概况
  一 两晋六朝之前的福建文化
  由于六朝以前福建留下的文献极少，所以《福建通史》的作者把六朝以前的福建史，称作“上古福建史”。并认为，“从总体而论，福建石器文化的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中原发达区域，而且落后于邻省。以旧石器时代而论，广东发现过数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其年代比福建省的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时代，浙江有震惊世界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比福建的昙石山文化要早；在青铜时代，江西发现了以大型青铜器著称的关城镇青铜文化。而福建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其文化遗存的价值，都无法与以上诸个典型相比”。①石器时代是如此，青铜时代也是如此。当中原文化以及福建的周边地区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时，福建地区还处于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在20世纪末以前，福建出土的青铜器物极少，以至于学术界一般认为福建没有青铜时代，而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只是随着近20余年的考古，发现了相当一批青铜时代遗址以后，学术界才开始讨论起福建青铜文化，并认为福建文化也经历了一个青铜时代。但即便如此，所谓福建文化的青铜时代也只是铜石并用，并以石器为主的时代。福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少，而且年代晚。这一切都说明福建的青铜文化出现较晚且不甚发达的事实。
  上古时期福建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征，主要还是由福建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福建全境山峦起伏，河谷、盆地穿插其间。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平原面积仅占5％，故民间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福建的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分布。西面为绵亘于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脉，绵延约530公里，是福建海拔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它不仅是福建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国大陆东部的最高峰。而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和博平岭山脉等则横亘于福建中部，依次从北向南蜿蜒300余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福建中部山脉的走向与武夷山大体上相平行。福建东北面与浙江省相邻。浙江省的地势恰好为西南高、东北低。也就是说，在福建与浙江交界的地方，正是浙江山高涧深之处。南北雁荡山以及括仓山立于浙南，挡住了福建东部的出口，而浙西的仙霞岭则挡住了福建北部的出口。浙江的最高峰黄茅尖（海拔1921米）与福建近在咫尺，就像一个哨兵站在仙霞岭与雁荡山之间，紧紧地盯着福建东北部。福建在西南部与广东省相邻。而在福建的博平岭与武夷山南端之间，即闽西南地区，还由西向东屹立着松毛岭、玳瑁山、天官山等山脉，海拔约在800米左右，最高峰石门山海拔1811米，仿佛看守着闽西通向粤北的道路，阻隔着闽、粤之间的往来。由此，福建自身的山脉以及邻省（浙江）的山脉就天然地成了福建与内地相交通的屏障。
  前面讲的是福建的山形，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水势。福建的主要河流均发源于本省的山地，不与邻省发生联系，因此也就不存在能避开山地的屏障而通向内地邻省的水道。同时其干支流分别平行或垂直于山脉走向，形成格子状水系，而河流又每每峡谷与河谷盆地相向排列。峡谷两岸陡峭，水流湍急，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水系资源，但也造成了早期福建人出行、交通的极大不便。与此同时，格子状的水系又与福建西面与中部的山脉相交，从而在福建内地造成了网格状的分布。
  福建的东面就是大海，中隔台湾海峡而与台湾岛相对。
  由此，福建形成了三面背山，一面向海，而自身内部又呈现为山水相交的网格状的自然环境。福建的这种自然环境造成了两大结果。一是福建与外界交往的困难。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的条件使得上古时期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先人难以与外界发生联系与交流，从而难以接触到比本地更为先进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浙江与江西两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浙江省虽然也是多山地带，其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70％，但浙江省的东北部为平原地带，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南部分，一般海拔在20米以下，而又以太湖长江为纽带与安徽、江苏、上海之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浙江自古以来凭借着平原与水系的方便而不存在与外部发生交往的困难。更何况它与古代中原文化在地理上也更接近一些。江西省也是多山地带，山地、丘陵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全省也是三面环山，但却是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面向长江的一面却是平原，处于平原中心的是鄱阳湖，面积3583平方公里，是我国当今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纳东、西、南三方来水，向北由湖口注入长江。江西省与浙江省相似，同样凭借着平原与大湖大河的便利条件与古代中原文化及楚湘文化发生着密切的交往。相比之下，福建对外交往的自然条件就显得极为艰难严峻。二是福建内地自身土著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十分困难。福建自身山形与水系之间呈一个网格状分布。福建是多山区域，本来就交通不便，再加上水系的切割，更造成福建古人之间交流的困难，这就使得难以形成较大群体的文化形态。自然环境造成的对外交通不便，内部又难以凝聚的状况，这就是上古时期福建文化比中原文化及邻省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当然，对外的交通不便，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交通。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但也表明，至少在商末周初之际，福建地区已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福建地区青铜时代最典型的文化遗址是黄土仑遗址。1974年至1978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位于闽江南岸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多次发掘。对其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黄土仑文化“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①。1974年在南安大盈出土了一批西周青铜器，有戈、戚、矛、锛、匕首、铜铨等；1987年建瓯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铙与青铜编钟。2012年，福建考古人员在对霍童溪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再次发现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农业文明遗址，一批青铜锛、陶器等残片被发掘出土。此次在霍童境内发现青铜锛，为中原文明在商周时期就已进入福建闽东一带提供了有力佐证。总之，青铜器具在福建的时有发掘出土，证明了还在商周时期，中原文明的影响已经波及福建。然而，福建出土的青铜器具的较为零碎，却又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福建大地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福建真正开始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时，已是处于秦汉之际的闽越国时期。前222年，战国秦王政二十五年置闽中，郡治东冶县（今福州市）。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认为秦始皇虽然设立了闽中郡，但实际上并未对闽中郡实行有效的管理，此郡形同虚设。但是换一个角度而言，闽中郡的设立已然证明了从那时起，福建已经被福建之外的人所关注，而关注一定是与交流的存在相联系的。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闽越王无诸因佐助刘邦击项羽有功，“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①。福建从此开始了有史记载的社会发展阶段。汉代闽越国存世92年，西汉元封元年（前110）被汉武帝剪灭，“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②。闽越国存世的前期至中期的半个世纪里，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因此，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虽然当时的闽越国与汉王朝为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处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但是中原文化对于福建的影响却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历史时期，闽越国不论在政治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文字、艺术等方面都从中原文化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比如：闽越国在官制制度上效法的是周秦汉朝制度；在文字上则已开始流行与中原内地相同的文字；而在生产、生活工具上，其器形也有许多与中原内地相似或相同……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闽越国已开始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且借助中原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福建地区文化的发展。③
  但是，由于汉武帝剪灭闽越国并强迁闽越人于江淮之地后，留下的闽人极为稀少，从而导致了福建文化不仅没有向前发展，反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福建地区汉代遗存的考古发现极为稀少，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基本的意见是认为，闽越国之后，福建经历了大约300年历史上最为荒凉的时代。直至东汉末年的东吴时期，由于孙权实现了对大陆东南一带的统治，闽地才重新有了一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也是很有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福建当时的人口实在太稀少了。东吴永安三年（206），吴国在福建地区设建安郡，所辖七县（也有九县说与十县说），看上去闽地已由县级管理单位升至郡级管理单位，所辖地域面积不小，但境内人口却极少。《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里有如下记载：“建安郡故秦闽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徒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建安、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七县总共才计户四千三百，总人口大约也就在两三万之间。福建地区人口稀少的状况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中就提及西晋时福建设建安郡与晋安郡，两郡总户口也才8600户，直至隋朝时统计，当时的福建也只有12420户。①人口的稀少，不仅制约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在六朝以前的福建历史上，福建本地未曾出过在中国历史上较著名的文人学士就是一个证明。
  总之，在唐五代之前，福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与中原文化之间虽然有着交流吸收的关系，但在主体上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为特征，不论是儒学、道学或佛学在福建的存在和影响还是很有限的。
  二 隋唐五代时期的福建文化
  6世纪，中原大地在经历了400余年的战乱、分裂与割据之后，终于出现了又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隋朝。然而隋朝却是一个短命政权，它在统一中国后仅仅30年即灭亡（自589年隋灭统治南方的陈朝至618年隋灭）。短命的隋朝统治并没有给福建的发展带来好处，反而使福建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实际上，自东汉末年以后，华夏陷入了400年的动乱、割据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偏于东南一隅的八闽大地也没有多少和平安定的时光。这个漫长的动乱年代带给福建地区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由于动乱而使福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渐渐地多了起来，因此开始十分缓慢地接触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尽管在这一时期，儒学并未在福建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但毕竟慢慢地拥有了一席之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动乱年代中，中原地区向福建的移民有关。如《闽文化新论》一书的作者汪征鲁就认为，在隋唐之前，因中原地区的战乱而引起的对福建大移民潮就有东汉末年、三国孙吴政权时的移民潮，以及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的移民潮。其中，三国孙吴政权为巩固江左的统治，曾经锐意经营其大后方中的福建地区，五次对闽用兵。在这五次入闽用兵中，一部分将士就留居闽地，成为移民。而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一百余年间则是中原地区向福建地区的第二次移民高朝。按乾隆时期的《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记》引宋人路振《九国志》中记：“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儒家学说在福建地区影响的缓慢增长，与数百年间的移民当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617年；李渊代隋，建立唐朝。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造成了一个长期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在唐朝的统治下，福建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终于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福建人口的增长。前面已提及，隋代时福建全境户数仅12420户。唐初时，闽中户数已比隋代增加了一倍。唐朝建立约100年的开元时期，福建户口数已增至约11万户，人口数则至约53万余人。①百余年间，福建人口与户数均翻了数番。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福建地区的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福建地处中国南方，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原先福建的水稻种植方式是十分粗放的，多为火耕水耨。到了隋唐之际，逐渐开始精耕细作。而水稻之能精耕细作，则与大规模兴修水利分不开。而要大规模地兴修水利，除了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外，还要有相当的工具与技术。唐代福建沿海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围垦造田、修筑堤坝。其中，修筑于建中年间（780—783）的莆田延寿陂工程为其典型代表。据史载：“延寿溪，西附山，东距海，南北皆通浦。溪流元出渡塘，赴浦以入于海。兴始塍海为田，筑长堤于渡塘，遏大流南入沙塘坂，酾为巨沟者三，南沟，南（中？）沟、北沟广五丈或六丈，并深一丈，折巨沟为股沟五十有九，广一丈二尺，或一丈五尺，并深口丈，横经直贯，所以蓄水也。即陂之口，别为二派；曰长生港，曰儿戏陂。濒海之地，环为六十泄，所以杀水也。其利几及莆田之半。今郡指李宏所开者为南洋，吴兴所开者为北洋云。”①在《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中也记载了福建当年在沿海地区兴修的13项较大型的水利工程，其中既有初唐时兴修的（如贞观年间），又有中唐时兴修的（如建中、贞元年间），也有晚唐时兴建的（如大和年间）。水利工程的持续兴建，使福建的农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种植双季稻已得到推广，而经济作物如茶叶和果树亦有很大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则是福建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在唐代开始有了较大的改观。在唐以前，福建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比较落后，因此福建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不仅低下，而且为中原文化所轻视，认为闽地乃尚未王化的蛮夷之地。汉武帝讲“闽越悍，数反复”，所以才尽徙其民处江淮间。《梁书·羊侃传》中对闽越人的评价是“闽越俗好反乱”。《陈书·萧乾传》中提到闽地时说：“建晋恃险，好为奸宄。”其实，一直到唐以前，福建都被视为好动易乱的蛮夷之地，认为这里的文化特征是“信巫鬼，尚淫祀，不立社稷”，又有些“机巧剽轻、喜乱好斗”。总之，是被中原地区久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士大夫们所轻视的一个地方。唐初以后，治理福建的地方官员大都十分注意改变福建地方文化中“信巫鬼，尚淫祀”的习俗，同时大力普及儒学思想。这种努力渐渐取得成效，至中唐时已有收获。大历年间唐朝宗室李椅任福建观察时，更大力兴办儒学教育，他在福州时“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备，乃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由是海滨之人，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②。李椅之后，又有因获罪被贬的唐朝宰相常衮至福建。据《新唐书》卷一五〇《常衮传》载：“常衮，京兆人，天宝末及进士第……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史。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赠尚书左仆射。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宫云。”常衮因此被后人尊为“兴闽文学之圣人”。自此以后，福建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
  福建地区文化在唐代取得长足进步的标志，就是进士及第的人数有明显增加。唐朝实行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教育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因此，取士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的状况。福建在唐代前期没有进士，直至神龙二年（706）才有了第一个进士薛令之，其后85年间，福建没有出过第二个进士。但自贞元七年（791）林藻进士及第和贞元八年欧阳詹进士及第以后，闽地进士及第的儒生迅速增加。根据历史记载，此期整个福建地区先后进士及第者达61人。由此可见，自中唐以后，福建的儒风已盛。
  三 王审知治闽时期的福建文化
  唐朝末年，一方面是黄巢起义一闹几十年，一方面是各地藩镇割据数十年，导致天下大乱。尤其是北方地区，由于战乱频仍，兵连祸结，以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中原大地一片凋零，老百姓几无生路。于是北方士民纷纷南下避难，福建地区因此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也因此获得了福建历史上十分难得的一次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机遇。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对福建影响最大的就是由王绪率光州、寿州兵民南下移居福建，并因此而有了后来的王审知治闽的历史。
  唐末军阀割据天下大乱之际，寿州屠夫王绪借机纠集500余人起兵，先后占据寿州，后依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秦奏报唐朝廷，封王绪为光州刺史。后秦、王之间发生矛盾，引得秦宗权派兵击王。王绪自知难以抵敌，故“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①，一路征战辗转而入福建。后因王绪治军暴虐无状，军中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三人经过兵变取而代之。王潮兄弟率兵统一了福建，开始了王氏兄弟（主要是王审知）治闽的历史。此后，在全国各地战乱不停的局势下，王潮、王审知兄弟却使福建有了长达33年没有大动乱的安定年代。
  在王氏兄弟统治福建的33年时间里，福建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王氏兄弟注重内修吏治，外求安定。唐末天下大乱，各地官吏大多只求一己之私，吏治腐败无以复加，福建吏治也不例外。吏治腐败的结果自然是百姓生活苦上加霜，水深火热，社会矛盾激化，动乱四起。王氏兄弟统一福建以后，深知吏治整肃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因此从一开始重视严肃吏治，重振法纪。一方面从律己而始，如王审知有错，王潮亲自给予鞭笞。①另一方面，严厉约束部下，不使下属随意勒索、欺诈兵民，并派出执法严明的官吏进行督查弹劾。后人对此评价：“民惟道化，吏以法绳，此可以称善为政矣。”②除了整肃吏治之外，王氏兄弟同时也注意到外求安定。唐末王氏时期，天下群雄割据。王氏兄弟虽割据福建为霸，但与各地割据势力尤其是邻省的割据势力相比，实属较弱。福建人口少，兵力自然也少，缺少与群雄抗衡的资本。有鉴于此，王氏兄弟采取了明智的外求安定，保境安民的政策。唐末，唐朝廷虽然是名存实亡，但王氏兄弟仍然照常进贡，俯首称臣，其目的就是为了求得统治福建的合法性。唐朝灭亡后，全国各地称帝不知多少，但王审知却公开宣布：“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目的也是在诸强环伺的环境下不引人注目，免遭外忌。与此同时，王审知还将其第二女琅琊群君嫁给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传响为妻，后又娶南汉主刘隐的女儿清远公主为自己儿子王延钧的妻子，从而使福建境内保持了安定的局面。王审知在任29年，福建局面总体安定，这与王审知的审时度势是分不开的。
  “保境安民”是王氏兄弟的基本决策。在这一决策影响下，自然带来的是对经济建设的重视。王氏兄弟吸取了唐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鼓励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就农业生产而言，一方面，他派了官员“巡州县，劝课农桑”，鼓励因战乱而流亡各地的农民回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则轻徭薄赋，决定凡耕种公田者，其税十一，敛不加暴，使民莫有出征之役，采取各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与此同时，注意兴修水利，如通过疏浚福州西湖，由周围二十里而至四十里，湖面扩大一倍，用以灌溉闽县、侯官两县良田；在长乐县集数千民夫筑起海防大堤，设有“斗门”10个，以防海潮，且堤旁皆成良田，成为我国较早的围海造田范例；在连江县辟东湖，周围20余里，可灌溉良田四万余顷，等等。
  王氏政权不仅注重农业生产，也注重商业流通。为了扩大福建境内外贸易，王审知取消了闽江流域的关卡，以便货物畅通，促进了山区与沿海之间的物质交流；同时在黄歧半岛开辟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甘棠港。福州从此成为一个对外贸易港口。泉州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与国内、南洋诸国和西亚地区往来频繁，泉州因而闻名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在《琅琊王德政碑》中，谈到二王的宽商政策及其效果时，曾有如下的评论与描述：二王之前的统治者：“凡列土疆，悉重征税。商族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而王审知治闽时，对商业贸易“则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竟敦廉让之风，聚睹乐康之俗”。
  王氏昆仲治闽期间，对福建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在此之前，儒家文化虽然也在福建有了一定的影响和传播，但是儒家文化并未占主流地位，居于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福建本土文化。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在此之前的外来移民，尤其中原地区的移民虽然断断续续地都存在着，然而数量却不多，因而未能在文化发展方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王氏政权却不同，他们带来的是大批的中原移民，其中兵就有五千，民则更不止此数。据估计，当有数万人之多。王氏兄弟在福建建立的是一个移民政权。他们统治福建以后，一方面为了发展福建；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外来移民能在福建占据有利的地位，需要有更多的移民进入福建。因此，王氏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欢迎北方移民入闽的政策。他们在福州和泉州都设立了招贤院，大批北方士人因此成了王氏政权的座上客，如史载：“中原乱，公卿多来依闽，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就之，振赋以财，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传懿，及郑璘、郑戬等，皆赖以免祸。”①当时，为了躲避中原战乱，许多中原士族都是全族人或几族人成群结伙地南下。而王氏政权优礼士族的政策，又使相当部分的士族大家把闽地作为移民安家的首选。因此，闽中文人曾借北方士人的口称赞王审知：“东浮荆襄，南游吴越，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②而《忠懿王庙碑》中则称颂王审知：“怀尊贤之志，宏爱客之道，四方名士，万里咸来。至有蓬瀛谪仙，鸳鸯旧侣，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尽赴筑金之礼，皆归簪瑁之行。其余草泽搜罗，鱼车待遇者，固不可胜纪，此得以称善招纳矣。”③王氏政权此举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有学者研究表明，从唐末至宋初之间，仅仅依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福建的户数就从唐末的7万余户增长到47万户，户数增长五倍有余。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统计数字还有相当的缺漏。但即便如此，也可看到福建地区人口的增加是多么惊人。可以肯定，到宋初之时，构成福建人口的主要成分已经是北方移民了。北方（中原地区）在唐代其实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北方移民的到来，带给福建地区的文化影响自然极其深远，更何况在成族的移民大军中，有不少是北方官宦和著名文士的家族。他们的到来，使儒家文化终于成为了福建地区的主流文化。五代时期，福建作为文化上的一个蛮夷之地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在文化上与其他地区并驾齐驱的地方，与大量移民的到来相关，也与王氏政权对外来移民持开放优容的政策有关。
  与此同时，王氏兄弟还十分注意发展文化教育。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主闽政之始，即设置“四门义学”。按照唐朝的制度，“四门学”为中级学堂，主要招收六、七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入学学习。而王潮所设“四门义学”，虽是仿唐制，但又有不同，而是带有慈善之义、提供免费学习的学校。显然，王潮希望“四门义学”的招生对象并不限于官宦子弟，同时也面向一般家庭乃至贫困家庭的子弟。到了王审知主闽时，“（翁）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④。王审知接受了翁承赞的建议，正式设立“四门学”，并聘黄滔等人任“四门博士”。同时要求福建各地也要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故《瑯琊王德政碑》中说：王审知“常以学校之设，是以教化之原，乃令诱掖童蒙，兴行礼让，幼以佩于师训，长皆置以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乡校皆游，童蒙来求，雅道靡靡，儒风优优。”而钱昱在《忠懿王庙碑》中也说：王审知“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校以训诲，设厨馔以供给。于时兵革之后，庠序皆亡，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
  一方面是广泛招贤纳士，一方面是注重兴办教育，王氏政权在这两方面的作为都大大地促进了福建文化尤其是崇儒文化的发展。在唐代时，福建的儒学名士基本上是外来的，主要是由于他们官任福建而致。闽地土生土长的儒学人才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到了五代时期，生于长于福建本地的儒学人才已是成批地出现了。比如：南唐时闽北地区出过江文蔚、江为、杨微之等三大才俊之士，都是在全国有名的学者；莆田人陈致雍，在南唐官至太常博士，留有《曲台奏议》一书20卷，为闽人最早的礼学专著，其礼学研究的水平在当时也是较高的；又有建安人朱弼“精究五传，旁贯数经”，为南唐时庐山国学（相当于唐代的国子监）的国学助教。表明福建的儒学研究水平已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名士一较高低了。
  第二节 北宋时期的福建文化
  一 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与经济
  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朝的政权，建立宋王朝，随后逐步用武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局面，开创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文化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朝代。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里，史学研究的主流都把两宋视作一个对北方民族政权（辽国、西夏、金、蒙）一味地乞求和平，不惜以进贡方式买取和平苟安的局面，对外妥协，不思进取；而对内则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对广大人民进行严酷的剥取和镇压的朝代。尤其是对南宋朝廷的评价则更低，认为整个南宋朝廷始终都是由昏庸低能的皇帝以及奸臣、权臣所控制，满足于偏安一隅，对外积极议和，纳贡称臣；对内则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其中的典型就是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①这首诗当作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这类主流观点的形成，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对于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评价，在近代史上一直就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②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他们都认为两宋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学术的研究也比较之前显得更加客观与求实。对于两宋王朝的评价也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主流的观点已经主张：虽然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可以有批评的方面，但在当时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国计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在思想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于后世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更不容低估。比如：在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就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明，便迈向超越汉唐，开创新学风、新学术、新品格的新时代。此期是学术多元，大师辈出，学派林立，切磋争辩，思想自由，成果丰硕的时代；是科学技术最辉煌，经学思想最活跃，文史成就最显著，理论思维最高峰的时期。”④
  客观地说，两宋时期之所以给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一个对外委曲求和、纳贡称臣、不求进取，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赋税沉重的结论，实与两宋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矛盾冲突以及不得不采取的相应国策有关。北、南两宋朝祚延绵三百余年，但国土面积却始终只有盛唐时期的五分之三左右。其原因就在于，三百余年间，中国境内一直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在东北崛起的金国。宋、金对峙，从北宋延至南宋，之后又有新兴的蒙古政权。五代十国时，石敬瑭献北方燕云十六州给辽国耶律德光，纳贡称臣并得以册封后晋高祖，而辽国也因此实力大增。北宋王朝基本统一了南中国后，也曾试图收复北方失地。宋太宗两次北伐企图收燕云十六州，结果不仅未能得愿，反而大败亏输。从此，宋王朝领教了北方敌国的武力之强大。自那以后，通过对外妥协、输赋纳贡以换取和平就成了宋王朝所制定的一个基本不变的国策。
  对内而言，宋王朝面临着一个如何巩固内部统治的问题。唐末安史之乱以后导致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使得宋初的统治者认识到，藩镇割据，武将拥兵自重，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导致皇权削弱是天下不治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为了“致治于未乱”，赵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基本方针。其主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将帅不得专兵，以防拥兵自重；另一方面则建构文官政治，设枢府、三司及通判，以分相权及地方官员之权；所有军权、财权、用人权全部收归中央。
  由此可见，赵宋王朝对外对内政策制定的基本点都出于巩固中央政府的需要。对外实行妥协，是在民族矛盾相对比较激烈、北方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行的国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将及地方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则是对唐末以后天下大乱之因的认识。但是这一对外对内政策的长期实行，并没能根本解决矛盾，只是把矛盾的激化及最终解决拖延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而已。对外而言，不断地输赋纳贡，加强的是西、北方政权的实力，削弱的却是宋王朝本身的实力，不断地积贫使得力量的天平慢慢地向对方倾斜；而对内而言，“强干弱枝”的政策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内乱的发生，然而却削弱了抵抗外族侵略的力量。由于军权集于中央（皇帝），将帅不得专兵、专擅，就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兵分离的结果，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长久下去，自然无法形成抵御外侮的坚实力量。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历史结局。
  从另一方面看，两宋时期所维持的内外政策虽最终不能避免灭亡的结局，但却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较长时期（300年左右）的相对的社会安定局面。正是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安定局面，促进了两宋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其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尤其需要肯定的是，赵宋王朝一反前朝重武轻文的治国传统，提出了以文治国、重文抑武的治国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并非喜文之人，而专喜骑马，复好射箭，家人劝他读书，他却以为“治世用文，乱世用武”，值此乱世之际，自当娴习武事，方能安邦定国。因此宋太祖是以从戍得业的。但是，当宋太祖夺得天下之后，他却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治天下当以治文重儒为先。史载宋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复视之。’遂著为令。”①且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人”②。宋太祖在其乾德改元之际，更郑重申明：“‘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③宋太祖对于儒者与文人治国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终北南两宋，三百年间，枉杀文人儒者的事并不是没有，然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少的一个朝代，以至于王夫之曾经说道：“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④宋太祖的“誓不杀士大夫”，使得宋代士人儒者有了不因言获罪乃至祸及个人生命及族人生命的可能，从此思想学术才有了自由讨论与争论的空间。思想没有了政治的高压，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也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学术繁荣的局面。华夏文化之能造极于赵宋，实与赵宋王朝对于思想学术的相对宽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文人儒者及其思想学术的相对宽容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是理学思想的诞生。理学思想的诞生，离不开当时的士大夫们敢于离经叛道，敢于质疑汉、唐以来所传承的经学传统。正是在不断地质疑、论争中，才有了理学的发端，并在南宋时期由朱熹集大成。自此以后800年间，理学成了中国学术的主流思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决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格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西风东渐的清代中晚期。其次是科技的进步。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世界科技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就说过：“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①可以说，宋代的许多技术发明都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三大发明，都在两宋时期或第一次发明，或在技术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并得到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冶金技术则在当时居于世界最高水平。宋代已有了焦煤炼铁技术，而这一技术欧洲人却迟至18世纪才发现并掌握。数学则有了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及杨辉的“九归口诀”。不仅如此，宋代的造船、医药、，建筑、天文、地学、农学、医学、水文、地理等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思想与科技的进步，也使宋代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宋王朝对外连年不断地纳赋输贡，确实大大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削弱了宋王朝的经济实力，使之处于所谓“积贫积弱”的境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实正是由于两宋时代的国内社会相对安定，科学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进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才使两宋王朝在如此大的经济压力下却能维持300余年。两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铁制农具的系列发明与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两宋王朝又十分注重水利的兴修与土地的开垦；大量北方劳动力的南下，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得农业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唐末及五代。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又带来了手工业、商业及造船业的繁荣景象，并进一步带来海外贸易的扩大。
  两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大格局决定了福建地区文化的变化格局，并为理学在福建演化生成闽学，进一步由福建而影响着全国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 北宋时期朝廷对福建的治理
  陈桥兵变后，宋朝取代了后周。但宋朝建立之初，其统治范围仅限于中原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尚有七八个割据政权存在。福建境内当时也被割据政权一分为三，南唐、吴越各占据了福建的一部分，与占据泉、漳地区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各据一方。随着宋朝对南方地区的征略，南方诸国陆续被消灭。至978年，宋朝统一东南区域，福建也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时间的动乱年代，迎来了福建历史上难得的也是最为辉煌的历史发展时期。
  隋唐以前，福建一直是一个民风好斗、性悍易反的地区。自唐以后儒学渐渐浸入福建民风民俗，使福建地区的文化品格已有所变。但唐末五代以后，福建又成为一个战乱频仍的地区。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为了加强政权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不断地加赋加税，使福建地区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因此，福建地区文化性格中性悍易反的倾向实际又有所加强。因此，如何治理福建，使人民拥护宋朝廷并巩固东南区域的统一，就成了摆在宋朝廷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宋朝统一福建之初，曾有两处地方发生过叛乱。一是福建莆田人林居裔发动的叛乱。这场叛乱的规模不小，发展迅速，叛乱人数达十余万众，并且围攻泉州府城。这场叛乱很快被泉州兵马指挥王继升以擒王之术，直捣叛乱中心活捉林居裔而平息。大约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原南唐的将领率兵进入邵武，企图反抗宋朝，也被宋廷平叛。这两次叛乱都表明福建地区确是还留有反叛朝廷，不愿统一的因素。因此宋王朝为巩固统一，一方面加强在福建的军事存在，在两次叛乱的发生地驻扎军队，设立兴化军与邵武军，平毁福州、泉州两府城墙，以防叛军夺占为据；另一方面则按宋朝的政治制度，在福建地区建立政治管理机构，加强统治管理。
  宋朝在福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福建这一久乱不服之地如何收服民心。对此，宋朝所做的努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免福建地区民众的赋税负担。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给福建地区留下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减免赋税可以说是抓住了收服民心的关键。宋王朝制定了减免赋税的主要措施：一是减免丁身钱。宋真宗时曾发布诏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诸州，循伪制输丁身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奴，或度为释老。秋七月壬申朔，诏悉除之。”①从诏书中可知，五代时期，由于丁身钱的沉重，使得南方地区的许多人家不堪重负，百姓但有养儿，或者弃儿不养，或者卖与他人做家僮奴仆，再不然就是送入寺院为僧，以躲避丁身钱的缴纳。宋朝对南方地区丁身钱的除免，自是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二是免除各种杂税，五代时期福建人民被抽税之重是有名的。因为福建地狭人少，而地方割据政权为维持统治，只能不断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宋廷克平南方诸国后，则“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①。除此之外，宋朝在福建还采取了减轻田赋（定福建田为中下二等），售让官田，调整徭役，调节贫富负担等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为民众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使民心逐渐归顺于朝廷。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可以说是第一个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相比之以往的历朝历代，宋朝的文官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其成因当然有吸取唐末以后地方政权落入军阀之手，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之教训的因素；同时也因了唐末以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使得世族门第在战乱中消失、衰落；还因了印刷的进步使得文化的传授与传播已不再是世族门第独享的权利而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人家。这一切都是宋廷能采文官制度的主要因素。宋廷统一福建以后，同样在福建实行了文官制度。这一做法使福建的吏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之后，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光明。关于宋代的文官制度对福建的影响，在《福建通史·宋元卷》中曾有如下的评论：“宋代的文官政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虽说儒家的理想在实行中往往走调，但它的统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存在、发展下去。在宋代福建实行文官政治之初，一大批饱读圣贤书的儒者被选入仕途，并掌握了地方的最高权力，而宋代的法制也通过他们得以实现。应该说，曾有一个时期，他们是生气勃勃的。”②北宋时期，朝廷对闽人还是十分重用的。在地方官中相当一部分是闽人，即在中央机构里也有许多闽人。这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以廉吏、能吏著称。总体而言，北宋时期，福建的吏治相对比较清明。这样的吏治状况，对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积极地影响。
  同时，两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带仍然长久地陷入与北方其他民族政权的战争中，而福建地区却赢得了历史上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以上种种因素都为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创造了历史条件。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进步往往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在宋代，福建的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整修水利与土地开垦上。一方面，福建沿海地带大量围海造田；另一方面，福建山区地带则大量开垦梯田。围海造田和开垦梯田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兴修水利的过程。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福建农业的发展还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水稻来说，一方面是优良品种的引进，如占城稻为越南之优良品种，宋时福建得以引进。其特点是早熟、耐瘠、高产；另一方面则是双季稻的种植，使得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北宋末的秦观曾说：“今天下之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闽蜀吴越者，古扬州、梁州之地田。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①福建粮食生产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除了粮食生产，福建在农业经济作物方面的进步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制茶业、酿酒业、制糖业、果蔬业、渔业等方面。福建的茶叶在唐代时已成为贡品，到了宋代更畅销国内。尤其是产于建安的北苑御茶，在宋代成为第一贡品。随着福建茶叶的名扬全国，其产销量大增。据史载，南唐时闽北所产茶每年不过五六万斤，至北宋末则已达三百余万斤。福建历来是产糖的地区之一，主要的成品是红糖，当时福建沿海地带种植甘蔗是十分普遍的。福建地处温带偏亚热带处，水果品种的繁多自不用说，荔枝、龙眼、枇杷、李子、柑橘、橄榄等都在宋代成为有名的水果。福建地处沿海，渔业资源丰富，宋代以后，渔业也有不小的发展。总之，福建因地理环境及资源的关系，虽然粮食生产为基础，但在实际上，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则更显著。据《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的农田仅42633顷，但各类园林、山地、池塘数量却有62588顷。②数量超出如此之多，可见当时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
  福建的地理条件自古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丘陵的众多决定了耕地开垦的艰难，因此福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还要依靠粮食生产以外的领域去寻找。到了宋代，福建在工业、手工业及商业的领域其实都处在全国的前列。其典型者，如造船业，宋代的船舶制造中心就在福建。福建当时的造船业之所以发达，就其自然原因而言，福建山林茂密，所产树木巨大，自然就有造船的基本材料；福建地处沿海，自唐以后海上贸易日渐繁荣，自然需要舟船入海，以兴贩牟利，此即客观上有大量舟船的需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中记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可见舟船已成为福建沿海地区人民谋生的重要工具。而宋时福建造船的水平，则有如下评论为证：“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①福建的冶矿业也在宋代居于全国前列。曾有学者统计，宋代福建的矿场数量中，银矿、铜矿、铅矿为全国第一，金矿、铁矿为全国第二，锡矿为全国第四。②除此之外，制瓷业、造纸业、制盐业、纺织业等均有较大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则给福建商品贸易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宋代时福建出现了以福州、泉州、建州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福州自闽王王审知治闽之后，已成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地理上又处于闽江出海口。因此，闽江上游的货物顺江而至福州，又由福州出海而至海外各地，而沿海物产也借由闽江而上溯，福州因此而成为一个重要商业中心。泉州在宋代时，已经不仅是闽南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东方大港。所以宋朝特在泉州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福建的商人借泉州出海进行海外贸易，而各国商人则纷纷至泉州进行商品交易。据历史记载，宋时福建的海外贸易已分布于东亚南亚及西非、南非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建州则为闽北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又为闽人北上江南、中原的交通枢纽，因此南来北往的商品贸易十分发达。
  总之，北宋时期，福建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腾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③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为福建在南宋时期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以至形成闽学打下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 福建文化的发展为闽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
  在人类历史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先进的文化进入落后的地区，可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文化进入先进的地区，也会导致先进地区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促进该地区文化的发展；而一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同样会导致该地区文化的退步。唐末至宋代的中国历史与福建的历史恰好都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这种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唐末至五代，从当时的全国而言，中原地区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严重衰退，以至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因此文化的重心渐渐由北向南转移。两宋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它们凭借着军事实力，不停地骚扰侵犯中原地区，使得中原地区的社会元气不断受损，人口不断下降，几乎十室九空。此期当然更无文化建设可言，遂致全国文化重心彻底移至作为两宋王朝大后方的南方地区。而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情形却与北方中原地区大不一样。首先，唐末安史之乱以后，大批北方移民南下入闽。这些北方移民的入闽不仅带来了大批劳动力以及北方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北方的学术与文化。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相对于当时福建的地方文化而言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文化逐渐改变了福建土著百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劳作习惯，从而为福建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末王审知治闽30余年的结果就是先进文化带来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此后，福建虽然避免不了五代时期的战乱，但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格局已经渐渐形成而无法改变。进入北宋时期，福建终于迎来了一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发展年代，进入了经济发展更加迅速，效果更加明显的历史阶段。迄至北宋末，福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省。
  北宋时期福建文化的发展与兴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化繁荣的基础在教育。北宋时期，朝廷曾有三次兴学高潮。一是“庆历兴学”，1044年朝廷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由范仲淹主持。二是“熙宁兴学”，由王安石主持，发生于熙宁年间（1068—1077），进一步强调各州县设学。三为“崇宁兴学”，已是北宋末年，由蔡京主持，仍是要求州县设学一事。州县设学一事，自初次诏令天下以后已62年仍需朝廷加以强调、督促，可见在全国实行起来并非一件易事。然而福建在“庆历兴学”之前，南剑、福州等地早已设有州县学，如南剑州学创立于1025年；福州府学始请立于1037年，成于1042年；还有长溪县学设于1043年，都早于1044年。可见福建地方官吏对于兴办官学的重视。北宋时期，福建各地大部分都设了州学、县学。其中，“南剑州州学创办后的100年间，有222名南剑州考生在37榜进士考试中及第，这使该州学为全国所瞩目”①。各州、县学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一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载：“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
  福建教育事业的兴盛，最明显的效果则体现在科举盛况与人才辈出上。宋代立国后，兴文抑武，承唐制以科考取士，并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消门第、乡里的限制，形成了一套严格而又完善的考试制度。宋代福建的科举之盛，在福建考取进士的数量上可见一斑。据美国学者John W.Chaffee（中文名贾志扬）所著《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中统计，宋代全国各地进士数共计28933名，其中福建进士7144名，占24％，居全国第一。②北宋太平老人的《袖中锦·天下茅一》中也把“福建出秀才”列为天下第一。可见还在北宋时，福建科举取士的成绩已令天下瞩目了。宋代福建状元出了20位，也在全国名列前茅。故在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中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宋代福建科举之盛还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如永福县三人连续三榜夺魁，所谓“七年三度状元来”；嘉定元年榜，福州府出现一榜三鼎甲；蔡襄的蔡氏一门，登进士第者23人；傅楫的傅氏一门，有25人登进士第；天圣五年（1027），浦城吴氏三兄弟同科登第；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福建教育之盛。教育的兴盛，中科举的人多，入仕而致高官的人自然也多，据统计，北、南两宋时期福建地区入阁拜相者多达51人。其中北宋时期有19人任宰相，入阁拜相者中有李纲、章得象、吴育、曾公亮等忠臣贤相，也出过蔡京、蔡攸等权奸。他们对北宋的政坛都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讲到北宋时期福建文化的兴盛，还必须提及道教与佛教。
  福建地方文化在隋唐以前有“信巫尚鬼”的传统，所谓“信巫鬼，重淫祀”。而道教则与巫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在隋唐时期，道教已开始在福建地区传播，并建有许多正规的道观。至五代时期已有道观20余座，还出了一个重要的道教人物——泉州人谭峭，著有《化书》，为道教历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到了北宋时期，福建道教则有了更大发展。始建于唐代的武夷山道观正是在宋真宗赐额“冲佑”之后，广修屋宇而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道观并名扬天下，成为道教名山之一。北宋时期，朝廷就常派使者至武夷山祈雨。整个福建地区亦增了许多道观。
  福建在西晋时期已有佛寺，说明佛教已传至闽地。到南朝梁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已有佛寺31所。唐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至闽国王审知时，他在福建地区在鼓励士民学儒的同时，也大力支持民间崇佛，使福建各地从官府到民间都对佛教极为狂热。各地方大盖寺院，信佛者日众。就连知识分子也对佛教迷恋至深，动不动就出家做僧人。结果是福建寺庙总数超过三千，僧人则有三四万之多。实际上，还在五代时，福建就已成了全国的禅宗中心。禅宗在五代时分成五大宗派，其形成与创始的过程都与福建僧人有关。那时福建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僧人，如百丈怀海（“百丈清规”的制定者）、大珠慧海、沩山灵祐（沩仰宗的开创者）、曹山本寂（曹洞宗的开创者）、雪峰义存（云门宗、法眼宗的祖师），以及玄沙师备、长庆慧稜、鼓山神晏、罗汉桂深等，都可以说是闻名国内的大师。而到了北宋年间，福建更成了国内佛教最发达的地区。
  首先是僧人众多。据北宋初的天禧五年（1012）的统计数字，当时全国有40余万僧人，而福建就有7万余人，占总数的六分之一。①汪应辰在《文定集·卷十三》中曾说：“闽中地狭民稠，常产有限，生齿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观。”可见，当时的福建百姓有出家为僧的风俗习惯。
  其次是寺院众多。僧人多，自然就有兴建、扩建寺院的需要。五代时期，福建寺院本已不少，入宋后兴建更甚。以福州为例，据《三山志》记载，入宋后，“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寺院宇者亡限。庆历中（1041—1048），道志一千六百二十五所”①。福州寺院之多于此可见，此时正是北宋中期。可见，福州寺院大量兴建在北宋初时即起。福州是这样，福建的其他地区亦大致如此。如《建宁府志·卷十九·寺观》就记载，当时的建宁“缁黄所处，金碧辉煌，曾不知其几千万落”。可见当地佛寺之多。
  最后是刻经多而全。北宋时，随着寺院僧众的发展，福州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刻经地之一。吕澂先生在其《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一书中曾提到过，整个宋代三百余年间佛经的官私刻藏共有五种版本。而五种版本中，福州就占其二。一是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版。东禅寺刻大藏经始刻于元丰初年（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到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后由皇帝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此时处于北宋的中后期。另一版本则为福州开元寺的私刻版。始刻于东禅等觉版刻成的那一年，自政和二年（1112）到绍兴二十二年（1152），历经40年。共有五百九十五函，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一百三十二卷。此版经刻的时间，则是北宋末南宋初之际。五种版本，福州占其二，可见福州佛寺所具有的雄厚实力。
  概括地说，在北宋时，福建的道教以武夷山为代表已成为全国道教重镇，福建的佛教则为全国最发达。同样，在北宋，儒学也已有明显的中心南移的现象。理学发端于北方地区。由于福建当时学风已盛，故有许多福建儒者承北方理学之风，引理学入闽。其中出现了以陈襄为代表的“闽中四先生”（包括郑穆、陈烈、周希孟，均为福州人），讲学倡道于闽中，门下学生众多。而在闽北则出现了游酢与杨时，二人求学于二程门下，名列二程四大弟子，并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他们学成离开二程时，程颢曾欣喜地说：“吾道南矣！”尤其是杨时，他坚持宣讲、研究洛学，门下弟子千人，在引理学入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如《宋史·杨时传》中就说：“朱熹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杨）时。”由此可见，以“闽中四先生”乃至游酢、杨时为代表的福建儒学的兴起，在标志着理学入闽的同时，也开始了闽学的孕育。他们都可以称作“闽学先驱”。
  总之，北宋时期，福建地区远离中原战乱之地，长期安定和平，从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并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为福建在南宋成为理学中心，最终为形成闽学准备了扎实的基础。

①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①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4期。 ①《史记·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②《史记·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③可参阅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一卷，“闽越国的社会政治”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①《隋唐》卷三十一，地理志。 ①参见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第一章第四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①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二十四。 ②独孤及：《都督府儒学记》，见陈寿祺《福建通志》卷六十二。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 ①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②钱昱：《忠懿王庙碑文》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四，《王审邽传》。 ②《黄御史公集》卷五，《丈六金身碑》。 ③《十国春秋》卷九十，《太祖世家》注引钱昱：《忠懿王庙碑》。 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翁承赞传》。 ①林升：《题临安邸》，转引自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 ②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3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④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①《宋史》卷三，《本纪·太祖三》。 ②《宋稗类钞》卷一。 ③《宋史》卷三，《本纪·太祖三》。 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一册）。 ①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①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上》。 ①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上》。 ②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①秦观：《淮海集》卷十五，《财用下》。 ②《三山志》卷十。 ①吕颐浩：《忠穆集》卷二。 ②转引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③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十二、十八。 ①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②转引自薛菁著《闽都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①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十三。 ①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