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钱穆与牟宗三不同，钱穆在《朱子新学案》第2册中又专门讨论了“朱子论涵养与省察”②，钱穆认为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朱子工夫论的严密性，他说：“朱子自所主张欠了分数为自欺之根之说，虽非《大学》文本之意，而节去之终为可惜，乃移置于此。……然朱子之说，终始本末一以贯之，兼顾并到，互发互足，则遥为细密而圆满，可遵而无病。有志之士所当明辨审择也。”③钱穆认识到朱子对诚意思想的重视，也对朱子晚年修改诚意的工作做了肯定，他说：“朱子易箦前三日改此‘一于善’三字为‘必自慊’三字，乃与下文注语言‘诚意者自修之首’一句义指相足，工夫始无渗漏。此其用意，可谓精到之至。……是岂单标孤义，杜塞旁门，所谓易简工夫之所能相比拟乎？”④显然，钱穆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工夫，甚至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优于象山之易简工夫。
  陈来提出朱子晚年仍持“致知在诚意之先”的立场，并且陈来提出这是朱子晚年与象山的区别，他说：“朱熹晚年，陆九渊死后，陆氏门人包显道率人至闽来学，朱熹一见面就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如某便谓须当先知得方始行得。’这里朱熹认为陆氏本意未尝不教人作圣贤，但不读书穷理，无法了解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这样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①可见陈来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思想，并认为这是朱子优于象山的地方，他说：“朱熹后来意识到，关于气质对人的意识的影响，由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不能自发地达到道德完善（意不能在自诚），以及必须通过长久的认识和磨炼才能去除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些方面才是陆学失误真正重要的问题。”②陈来进一步提出，象山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而朱子在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后更强调做工夫的重要性，这是朱子思想的进步之处。
  针对牟宗三对朱子的诚意是“知而不行”的判断，方旭东认为西方哲学在处理“知而不行”问题时，或强调认知，或强调意愿／意志，或归结于非理性自我，而在程朱（尤其是朱熹）这里，这些思考以一种综合的面貌呈现，他认为朱子“知而不行”的“知”只是一种“浅知”，不是“真知”，“真知”之“真”是从“知”的效果上讲的，强调“真切不虚”。这种“真知”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亲身实践的亲知，求知或致知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道”或“见理”的道德践履。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③方旭东显然注意到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注意到朱子的诚意工夫是要贯通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