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7世纪被认为是韩国儒学史发生思想转换的年代。朝鲜半岛在1592—1636年这四十余年间，接连遭到日本丰臣秀吉和北方后金政权的4次入侵。在此苦难的时代，经书解释开始出现不同于朱子学解释的异说。学界对于这些新的解释赋予如下述意义：这是一部分的儒者为了度过时代难关，尝试摸索新思想以取代旧有朱子学的一环。
  本文认为这种意义赋予20世纪前后的知识人直面国家、民族的危机时，想要从儒学史中找出“近代”思想之萌芽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过程里，他们从17世纪儒者的著作中，导出时人认为有思想——即朱子学——没办法克服现今危险这样的见解。然而尽管20世纪的知识人确实怀抱这样的问题意识，17世纪的儒者是否真的也与他们相同呢？本文对此想要重新确认。
  为了确认这件事，有必要考虑17世纪的社会环境让儒者究竟是对朱子学开始抱持怀疑，还是怀抱着更强的使命感去面对朱子学研究？首先有别于朱熹之经书解释的新解释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还有给予注释的作者提出新学说的整个过程究竟是什么样貌？而当时的社会又是如何理解这样的事呢？本文将分析其周遭同辈及政敌的反应，可以得到他们如何认知这件事的某些提示。他们是所谓那些朝着具有权威的思想体系发起挑战的人吗？而这些新学说的提出者，自己是否又以朱子学的批判者自居呢？
  儒者生存的年代与20世纪前后的知识人所直面的东亚情势相差甚远，职是之故，从西洋式殖民模式里探求救国方法的近代知识人，与怀抱着以中国为中心之天下意识的朝鲜时代儒者，或以“国”，或以“天下”所确立之志向，自然不会得出同样的东西。然而殖民地时代的韩国知识人在赋予儒者之事业以意义时，或许却忘了朝鲜时代儒者生存的现实环境，以及他们的生存之道。
  殖民时代的韩国知识人，以取回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韩国之主权为其第一要务。有着这样现实需求的他们，没有足够从容去踏实地思考、去站在过往朝鲜时代儒者的视角省视其穷尽一生所追求为何物？而韩国儒学史整体又有何内涵，在20世纪后半出生的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当时的知识人所背负的使命感之重量。尽管本文是探讨韩国儒学史并试图修正其在后来定位的，但也希望学习当时知识人的志向，于21世纪的学术界中被赋予部分使命。
  一、新的经书解释之出现
  虽然朝鲜时代以朱子学为国是，以朱子学的经书解释为科举考试基准，但也存在提出与朱熹注释相异见解的人，他们有不少人因为招来物议，最终被处罚。这些著作异于朱熹注释者的登场及对于他们的牵制或批判的记录，从来都被理解成持有朱子学批判意识的一侧，被朱子学侧弹压的状况。“朱子学侧与反朱子学侧的对立图式”如此被确立。在那样的图式中，17世纪的儒学史从两个对立的轴被说明——朱子学的深化研究和教条化，对立对朱子学的怀疑和批判。但是本文指出，17世纪的儒学史应该是在超越这两个对立轴的地平面上所展开的。
  一般而言，对于某个对象的研究若到了极为细密的阶段，会产生视野的窄化，或是动则被固定观念所局限，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在研究之际注意到该思想体系的缺点，将此研究对象客观化，开始能够批判性地认识它，这样的可能性也变得越高。就算是看起来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如果彻底去追究，它也很有可能从自身浮现破绽。如同后述，17世纪韩国的朱子学者一边比对朱熹的各种著述，一边研究朱子学，认识到朱熹的学说经历数度变化，更进一步确认在朱熹的复数言说之间，存在不少矛盾。
  承上所述，朝鲜时代儒者的研究可能无法断定，绝不可能成为原动力，产生异于朱熹注释的创见，也无法单单认为这些研究只有迈向朱子学教条化一途。无批判地信奉，是因对作为对象的知识还未彻底研究的状况下才容易产生。接着，拥有数百年经书学习历史的朝鲜时代士大夫，只是不断重复朱熹的解释就能获得满足，其中只有尹鑴（1617—1680）、朴世堂（1629—1703）等数人对朱熹注释提倡异见，这是有说服力的解读吗？
  朱子学研究的深化和异于朱熹注释的经书解释，两者皆由儒者们的信念所生。如果过去的儒学史研究所描绘的图式脱离了这种信念，就意味着它还有修正的余地。接着，若详细分析朱子学研究的过程及异于朱注之注释诞生过程，应当可以确认前述韩国儒学史对立图式的两个轴之间如何有所关联。
  提出异于朱熹注释的见解而招来物议，最后被处罚，尹鑴和朴世堂常被举为代表例。一直以来，从尹鑴和朴世堂的著作及当时对于这两者的反应思想，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因为他们对朱子学提出异见，所以被攻击是“斯文乱贼”，然后被处罚。
  第二，他们出于批判朱子学的意图，促成新的经书解释。
  第三，他们的解释和大多数朱子学者的解释，相比之下是着眼点极为不同的东西。
  从这些要素出发，“抱持对朱子学的批判意识，执笔新的经书解释，在严格的思想统治的栅栏中，对朱子学掀起反旗。从这件事开始，可以看出近代性意识的萌芽”这样的思想转换。
  但是上述三个要素不一定与史实一致。首先，对于第一个要素，如前面所述，1960年代李丙焘的“呼唤学问的自由，希望脱离旧壳，他们进步且启蒙的态度和思想非常重要且优秀。……在极为严苛的党论中，提倡反对朱子学的异说，实为大胆，或者不能不称许他们这是出于学问良心的一种义愤”①，是代表性见解。但是如同后来研究所论证，对两人的处罚至少都由复数原因导致，他们争议性的著作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此论证已逐渐成为现在学界的通说。
  1644年，尹鑴完成《中庸说》时28岁。而完成《大学古本别录》是1671年，他55岁的时候。这段时间当然不用说，如果这段时间之后，他所属的“南人”党派也执掌政权的话，他大概会继续保持在政界的地位并活跃着，也会出席宫中的经筵（文官对国王讲解经书的读书会）。1680年，他迈入64岁，不久后被贬，接着不久就被赐死。但是尹鑴被赐死后9年的1689年，“南人”又重掌政权，追封他为领议政。但是以朱子学为国是的朝鲜朝，为什么会追赠“斯文乱贼”尹鑴为领议政呢？导致被赐死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他是“斯文乱贼”，而是因为他在围绕国丧之礼的议论中和宋时烈（1607—1689）加深了对立。追封之事可以作为当时人也如此想的证据。
  朴世堂的状况则是《四书思辨录》，主要在1680年代依序写成，其中特别造成物议的《大学思辨录》在1680年52岁时完成。①只是这本著作产生问题的时间是1702年（朴世堂74岁）。②他在这一年写了李景奭（1595—1671）的神道碑铭。李景奭是17世纪初期、中期，仁祖、孝宗、显宗三代，50年间活跃的名相。他在丙子胡乱（丙子战争）后，负责撰写清朝要求建立的三田渡碑的碑文。但由于碑文内容十分屈辱，受到宋时烈等人的谴责。李景奭死后，朴世堂在他的神道碑铭中，写了许多对宋时烈的批判，刺激了宋时烈门下众人。1703年，信奉宋时烈的儒生上疏批评神道铭碑和《思辨录》。攻击朴世堂侮辱朱熹，并藉此批判宋时烈。朴世堂的《年谱》记载，这些儒生认为只提神道铭碑恐怕很难使他被处罚，所以将《思辨录》一起取来攻击。因为这件事，朴世堂被剥夺官职，作为罪人，被放逐出城门外。那之后，流放的命令由于门人的辩护上疏而撤回，但是朴世堂在3个月后就去世了。
  朴世堂去世后的1704年和1710年，他又再度遭受继承宋时烈的老论派的谴责。当时士大夫家以三年上食为礼俗。三年上食指的是临父母之丧，卒哭（指丧礼中没有定时的哭结束，此后只在朝夕的定时哭丧）之后的3年间，朝夕为亡者奉上“餐食”的礼仪。宋时烈留下的《戒子孙文》说，三年上食并非古礼，命子孙不要遵行。这件事情被视为问题。③又在建立十代祖尚衷碑石的肃宗八年（1682年），宋时烈想要使用清朝的年号康熙之事，也在他死后成为再次被攻击的标靶。因为此见解与宋时烈等人相反，后者在明朝灭亡后仍主张继续使用明朝年号崇祯。老论派位居权力中心时，和宋时烈对立的朴世堂所有发言，被不断重复视为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是“斯文乱贼”的印象逐渐被固定。①
  接着分析第二个要素。尹鑴和朴世堂出于批判朱子学的意图而完成新的经书解释，如果把他们的著作和构成朱子学核心的理论或方法论拿来对照，分析比较后便能确认。例如他们是否反对朱子学的理气论，他们是否批判“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方法。第三个要素，他们的解释和大多数朱子学者的解释，相比之下是否着眼点极为不同？
  二、问题焦点
  尹鑴和朴世堂完成新的注释后，都让师友看过。从后者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儒者如何看待与朱熹注释见解相异的著述。
  尹鑴完成作为新批注的《读书记》后，曾拿给相同政治党派的前辈许穆（1595—1682）看。许穆读后，如下回复尹鑴：
  蒙示读书记数篇，多发越动人。非吾希仲，安得有此说话。爱诵三复，胸次爽然。恨所欠者，其见太高，其言太易。高爽有余，而谦约不足；刚勇有余，而谨厚不足。②
  许穆称赞尹鑴注释有感人的优秀内容，但是说的方式太轻率，谦虚严谨的态度不足是缺点。《读书记》在今日被视为反朱子学，其中含有异于朱熹注释之说。许穆既然反复读过《读书记》3次，应该知道其中异于朱子学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提到“不该改动朱熹注释”之类的话。他并未对研究经书得出新见解这件事有违和感。这么说来，如果尹鑴使用更加谨慎的态度下笔，或许就只会被许穆称赞，而不被指摘了。
  朴世堂也将记载了异于朱熹见解的著作，拿给同属于西人党派的好友尹拯（1629—1714）看。尹拯给予他以下的忠告：
  近观浦翁（赵翼）文字，其用功之笃，可谓至矣。而至于不免异同之处，辄曰不敢自是己见，唯以备一说云云。其致谨又如是。……诚见老兄用力之勤，而其枉费工夫处为可惜。且过于主张，而谓古人为错会者，无论言之得失，气象已不好，尤为可惜。①
  对于强力推出自说并说先人见解有误的朴世堂的态度，尹拯感到违和，朴世堂的说法本身正确与否反倒未讨论。尹拯认为与先人见解相异时，应该要以赵翼的态度为模范。在经书钻研的过程中，的确会有不同的权威，提出自家说法的状况，此事本是不得已。但在那样的状况下，赵翼会保持谦逊的姿态，不说自己的看法正确，只说作为一种说法提出。也就是说，赵翼尽管得到应该获得好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会采取以自说为是、先人业绩为非的态度。
  但是被称赞是对的态度的赵翼，尽管《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实录）》认可他“潜心性理之学”，却同时记载“其所著《书经浅说》《庸学困得》等书中，颇改朱子《章句》，人以此疵之”②。也就是说，赵翼也因为写了不同于朱熹见解的注释书，而被某些人非难。与此相对，拥护赵翼者是宋时烈。
  对于批判赵翼的声音，宋时烈及其同宗兼政治同志的宋浚吉（1606—1672）说：“尹鑴凌侮朱子而自是己说，某爷有疑于心而求质于知者，迥然白黑之不同。”③他们藉比较尹鑴和赵翼的态度、意图，以拥护赵翼。如果《孝宗实录》所说属实，赵翼就是一边致力朱子学研究，一边撰写和朱熹不同的经书解释。宋时烈、宋浚吉拥护同一党派的学问前辈赵翼，他们不是用“赵翼未持有违背朱子的见解”的说法辩驳，反而承认他“持有怀疑”这件事，即赵翼提出和朱熹不同见解的这一点，未被视为问题。而且如同前面引用的尹拯书信，赵翼新注释的谦逊写法获得称赞。
  因此，从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比起是否提出和朱子不同的见解，提出自说的意图和态度更重要”的想法。朝鲜时代的士大夫不问尹鑴、朴世堂主张之得失，仅以其心可议为理由批判他们。讽刺的是，进入21世纪后，同样也不问注释内容实际如何，尹鑴、朴世堂的注释因为勇敢地主张朱熹之说有误，反而被赞扬是带有近代性的知识分子。
  之后，宋时烈被批评他不公平地拥护赵翼。听到批判自己的消息后，宋时烈写给赵翼之孙赵持恒以下的信曰：
  比因人闻一种论议，则以为尤丈（宋时烈）于镌以改注《中庸》等事，斥绝之既严，至其党与，亦甚痛斥。以是辗转，致有今日之事。浦渚赵相（赵翼），亦于《大学》改注，至曰沉潜三十年，不知朱说之是，愚说之非也。其为说若是，则难免非责，而拒辟之事终不加焉。今于墓道文字，赞扬无余，则鑴之党与见斥者，其可服罪乎。或已撰出，则还推灭去，似无彼此取笑之资云云。……此文若出，必有一场纷纭，以增斯文之厄，不是小事也。再昨招宋炳夏商量，①又更审其祖考（宋浚吉）所撰行状。则记先老爷（赵翼）雅言，以为孔子之后集群儒而大成者朱子也，其功多于孟子云云。若于《大学》，果有如言者之说，则其雅言岂有如此之理耶？以故使炳夏搜送刊行文集，则归报以不得，极可叹也。②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关于赵翼的传闻，一个是说他写了和朱熹不同的注释，另一个是他曾说过“不知朱说之是，愚说之非也”。然而宋时烈最在意的，不是赵翼的注释是否与朱熹之说相背，而是他是否说过轻视朱熹的言论。
  从以上的例子来看，赵翼、尹鑴、朴世堂的注释，皆被同党派的同伴认为有学术价值。但是根据是否无视朱子学说的权威，态度上是否以自说为是，从同伴获得的评价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欲破坏朱子学权威的不逊态度会被责备，但是提出与朱熹不同解释这件事本身，未被直接排斥。
  这种想法并未随着时间变化。朝鲜时代后期的文臣徐滢修③（1749—1824）也说，能够认可对朱熹之说提出异见，但是直接指责朱熹有错的方法必须批判：
  虽以朱子之步步趋趋于程子，如《易》《诗》《语》《孟》，未尝尽遵程说。《大学》《中庸》，宗程尤笃，而订正尤多。……朱子诚不能无误矣。……昔陈大章④熟《通鉴》，检得疏谬处，做一辨驳文字，以示其友。其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父祖遗训，万一偶误，只好说我当日记得如此。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通鉴》尚然，况经传笺注乎。⑤
  徐滢修以朱熹对程子态度作为自己议论的依据，他区分以程子学说为优先，和全盘接受程子学说两件事之别。朱熹比什么都尊重程子之说，但是解释经书时并不只限于跟随程说。例如对朱熹思想体系来说，最重要的《大学》《中庸》解释，一边宗于程子之说，一边在许多地方有所修正。徐滢修基于朱熹的做法，认为既然朱熹之说也有需要订正的地方，那么它的订正工作便是正当的。但是强调朱熹的错误，以强行主张自说是不行的。换言之，不是“不能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而是“不能抱持强调朱子之误以提出自说的意图和态度”。
  三、“改朱子之注”
  对于一本新的著作，作者的师友所关心的，不是其观点是否与朱子相同，而是写作态度。但是就像赵翼被非难大改《章句》一样，以改朱子之注的名目遭受政治攻击的事情时常发生。那么，对于这种攻击的反驳内容为何？还有这些作者真的改了朱熹的注吗？
  赵翼写了《大学》注释的《大学困得》，其“诚意章”认为朱熹的注释并未正确解释经文，提出了新的解释。在朱子学中，当把《大学》的内容以知与行归纳的时候，“诚意”作为进入行的第一步，是被重视的条目。因为“欲为这事，是意”①，如果在意识萌芽的时候为善去恶，实践也如意识一般能够达成。对于《大学》的“诚意”，朱熹的想法大致从两处注释可以看出。首先是朱熹《大学章句》的经一章的注释②，写道：“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③接着，对于《大学》诚意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传六章做以下解说：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①
  朱熹将“诚意”解释为自我修养的第一阶段。对于《大学》中用来说明“诚意”的“毋自欺”等句，朱熹的理解是，如厌恶恶臭、爱好美色一样，致力为善去恶。而“自谦”的解释则是，应该为了使自己快足而努力，不要以外部标准为标准，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努力。
  对于朱熹的注释，赵翼的问题意识是，在“诚意”这样的自我修养中，“毋自欺”和“自谦”具体而言是何种行为？如同前述，朱熹将“毋自欺”和“自谦”都解释成诚意的修养方法。要言之，努力不要对自己的念头有所欺瞒是“毋自欺”，为了使自己能感到满意而努力是“自谦”。最后作结于努力勿为他人评价而非自我意识为标准的“为人之学”。
  对此，赵翼认为《大学》所言诚意的修养方法只有“毋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自谦”）指的是由修养所得到的效果。②从赵翼的想法来看，此章应该这样解释：如果善加修养诚意，便能达到自足的状态。“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非如朱熹所说是修养的方法，“毋自欺”也不是朱熹解释的“不要为了让别人看而做”。所以《大学》传文的内容是按照“毋自欺（努力）”到“自谦（效果）”的顺序排列。朱熹因为先解释自谦，所以依此读出勿自欺的意义。但若如此解释，便和传文的顺序对不上，赵翼的说明如下：
  （朱子）章句谓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以如好如恶为实用其力之事，以徇外为人为自欺之事。使以如恶如好为在先事，以毋自欺为在后事，以传文先后易置之。此窃恐其未必合于传文本旨也。③
  之后，赵翼又作了两篇文章：《后说中》（1638年7月）、《后说下》（1653年2月），将自己无法免于提出异于朱熹见解的经过做详细说明。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从朱熹书信中找出可以为己说做旁证的文句，认为《章句》的注只是朱熹的一时见解，定论应该如这些信件所言。他主张自己的见解虽然和《章句》多少有所不同，但是并未改变朱熹的定论。赵翼罗列以朱熹《答张敬夫书》为首的十五通书信，加上《心经附注》和《书杨龟山话后》共17篇文章中关于“自欺”的文句，就何者为朱熹的定论，论述如下：
  由是观之，则朱子平生所说自欺之语，皆是谓欺其心也，未见其以为人为自欺也。唯独于《大学章句》，以徇外为人释之，及小注一两条谓为为人耳，其言不同如此。且谓为欺心，其平生所说皆然，谓为为人独见，此三两处耳。然则窃恐此所释，乃朱子偶然一时所见，非其平生定论也。后之读者，徒见《章句》所释如此，而不考朱子他时所言，便谓朱子之旨只如此，《大学》本旨只如此。则窃恐其不得为深究朱子之旨者也。区区妄说，虽于《章句》之言有不同，其于朱子平生所言之意，则实吻合。然则谓其异于《章句》则可，谓其异于朱子之旨，则实不然也。①
  赵翼主张自己的见解尽管可以说异于《章句》，但实际上并未背离朱熹本旨。即他不否认改了朱熹的注这一点，但是强调自己正因为尊重朱子学所以改了注，采取“透过改注使朱子学本来的想法更加明确”的姿态。他将自己的新解释合并在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中，在相信能使该体系更加完备的状况下，提出上述说明。从赵翼的文集可以知道，上述主张不是他在腹中批判朱子学之非，却因为害怕他人目光所以做出的辩解。
  虽然如此，因为改朱熹之注的理由，著作被焚书处分的情况不是没有。那么，受到焚书等严厉处分的作者，是如何证明自身著作之清白的呢？让我们以崔锡鼎（1646—1715）的《礼记类编》（以下称为《类编》）为例。
  《类编》完成于1693年，在1700年和1707年刊行。刊行后，皇帝广赐诸臣，因此读过的人非常多。此书如书名所示，将《礼记》经文从原本的顺序，重新分类进行编辑，各项类别按照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建立。例如设“家礼”的篇目，其中收纳《曲礼》《少仪》《内则》篇；在“邦国礼”的篇目下，收纳《王制》《月令》《玉藻》篇。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以“学礼”的篇目收纳，并视《孝经》为原本属于《礼记》的一部分，将其编入《类编》中。1700年11月的初刊本形式是，先在各卷开头记上简略说明，收录分类编辑的经文，然后在各卷末尾加上附注。②1707年再刊时，将《礼记》经文如同《四书大全》般，按照段落分记，在各段落下方附上南宋陈澔（1260—1341）的《礼记集说》的解说，其下又加上崔锡鼎自己的“附注”。《礼记集说》在《大学》《中庸》的部分未附注释，只记上“朱子章句”四字而已。而崔锡鼎则在《大学》《中庸》部分载录朱熹《章句》的注释，并和其他章一样，加上自己的“附注”①。
  崔锡鼎在序文中提及《类编》的编纂理由及主要方针，要约如下：自秦焚书以来，六经失散，礼乐相关的书物损失尤重。朱熹就《易经》撰写《周易本义》，《诗经》撰写《诗集传》。至于《书经》，则使弟子蔡沈执笔《书集传》；于礼则以《仪礼》为中心，加上其他经书、史书、诸子百家之文，著成《仪礼经传通解》以传世。《仪礼经传通解》从诸多书物，大量引用各式各样的文章，重复处不少，且不属于特定的经。在这样的状况下，内容之庞大，使学习者难得要领。《礼记》虽本是汉儒收集关于礼乐的片段记载并编成的书，但是因为它包含古代圣人言礼之文，从永乐年间（1403—1424）以来就位列五经，不容忽视。只是以朱熹为首的先儒认为《礼记》由汉儒搜集编辑而成，对其文献内容多有怀疑。尽管朱熹有所怀疑，却未曾进行《礼记》的校勘。因此，关于文本的问题很多，笺注者尽管时被怀疑，至今却没有人辟清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学习者皆为此苦恼。崔锡鼎深刻认识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性，于是立志删定，多次来回修改，终于完成此书。②
  至于编辑方针，崔锡鼎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建立数个项目，将《礼记》篇章分类，放在每个项目底下。此书取名为《类编》的理由则是，朱熹曾惋惜唐代魏征所作《类礼》未能传世，因此崔锡鼎同样怀着希望《类礼》能有所流传的心情，将本书命名为《类编》。③
  从上述序文可知，崔锡鼎编纂《类编》的目的如下：
  第一，重整散乱的经书。
  第二，继承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意志。
  崔锡鼎充分理解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旨趣，并担负起这项尽管必须进行却未被进行的工作。即对他而言，《礼记类编》的编纂是自认为继承朱熹之道的表现。
  崔锡鼎于1700年（肃宗二十六年，55岁）向肃宗建议进讲《春秋》和《礼记》，且《礼记》讲学使用自撰《礼记类编》，获得许可。①该年11月，王命校书馆刊行《礼记类编》。②然而此书刊行数年后，被视为“求异乎朱子”的著作，开始受到攻击。
  宋时烈门人郑澔（1648—1736）写信给同门的权尚夏（1641—1721），劝他批判崔锡鼎的《礼记类编》以正世道。③权尚夏没有响应此事，但是之后，权尚夏的弟子尹凤九以尹瀗等年轻读书人提出公论的形式，写了代理上疏文。④尹瀗等人上疏的内幕，其实由宋时烈门下的运作所导致。上疏中他们要求毁去《礼记类编》的版刻，并撤回朝廷进讲之命。⑤
  崔锡鼎次次上书，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举出先儒李彦迪（1491—1553）和赵翼等人的著作，说他们也曾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⑥他指出李彦迪及宋时烈等人拥护的赵翼都没有完全根据朱熹解释，控诉说自己的著作和两人一样，非“求异乎朱子”。
  真正切断攻防保险丝的是，1709年1月同副承旨李观命（1661—1733）的上疏，内容如下：
  今伏闻有以《礼记类编》，刊进于中宸，将欲参讲于法筵。臣取考其说，则求异乎朱子者，固不可毛举。而至若《庸》《学》，朱子自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微辞奥旨，阐明无憾，则此岂后人所可容议者。而《大学》第四章，揽而合之于第三章，而统之曰，右释止于至善，而去其释本末一章。《中庸》第二十八九章之正文，割截句语，釽裂数行，移东而入西，缴下而就上。至于“费隐”一章，义理最深，章句所解，至矣尽矣。而今其附注二条，显有所信本旨底意。且程子之表出《庸》《学》，意非偶然。而今此《类编》为名，不过分类便览之书。则其为体段，亦非经书之比，乃复还编《庸》《学》于其中，使先贤表章之本意，暗昧而不明。……既命刊行，又将参讲，则四方闻之，必以轻信异言，妄疑于殿下，诚非细故也。古人有言：“经文一字之误，流血千里。”①
  李观命说崔锡鼎“求异乎朱子者，固不可毛举”，客观来看真的能说服人吗？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他主张的第一个问题——合并《大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为一章。崔锡鼎按照朱熹《大学章句》顺序记录经文，同时也记上朱熹的注。也就是他并未将朱熹分成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两章合并，也未主张以上是第三章。所以“将《大学》第四章并入第三章”的李观命指控并不成立。
  那么为何李观命有此批判？那是因为朱熹在第三章末写有“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在第四章末写有“右传之四章，释本末”。崔锡鼎则将朱熹的“释止于至善”一句移到第四章末。由于这个部分没有其他说明，只是抄录朱熹原文而已。崔锡鼎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推测，崔锡鼎可能认为第三章的说明是一直延续到第四章的。如果是这样，便能解释为什么朱熹标记第三章关于“止于至善”，第四章关于“本末”，但是崔锡鼎却把第三、四章共同当作关于“止于至善”的文句解释。也因为如此，李观命批判他将第四章并入第三章。
  然而，若看后面的第五章，崔锡鼎虽然把朱熹的格物补传（第五章）用比《大学》本文低一格的形式抄录，仍一句一句附上附注，也就是结构上将其视为经文对待，且附上“以上朱子补亡，所谓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者也”的附注，将朱熹所作的补亡文章明确地升格成第五章的格物传。崔锡鼎同意“《大学》是体现学习者修学顺序之书”的朱熹想法①，基于此，他以充实八条目的形式增添解释。又他移动了《礼记》诸篇的经文以进行编辑，但是对于《大学》《中庸》两章，却都是直接抄录章句内容，没有变动。
  再让我们看李观命主张的第二个问题，即崔锡鼎割裂、移动《中庸》第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的内容。据《中庸章句》，第二十八章为“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一见可知，此章中“子曰”有两处。然后第二十九章没有“子曰”，直接从“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开始。一般而言，“子曰”放在章首较为自然。因此，一章内有两个“子曰”的第二十八章及没有“子曰”的第二十九章，无疑需要注释者的说明。
  对此，朱熹《中庸章句》认为第二十八章的结构，第一个“子曰”孔子之言的引用，接着是子思的评论，而第二个的“子曰”是再次引用孔子之言。崔锡鼎则视第二个“子曰”为次章（第二十九章）的开始，又说原本二十九章开头的“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一句，“王天下有三重焉”应该要移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之前，而“其寡过矣乎”则留在原处，接续“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的句子。他引用《章句》收录的吕大临注“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表示移动上述七字的想法不是自己恣意妄为。也就是崔锡鼎的行为，不是“因为朱子之注有误，所以改动它”，而是从《章句》的注获得根据，使其更加精细的结果。
  从吕氏注释如何得出与朱熹《章句》不同的结果？以下试着类推：《中庸》第二十八章的正文有两个“子曰”，同时，接续的第二十九章开头没有“子曰”。承此，当然需要说明。朱熹《章句》并未变更章的分隔，但是在第二十九章的注释却用了吕氏之注，吕注表示第二十九章的“三重”指的是第二十八章的“议礼、制度、考文”。崔锡鼎以此为根据，与吕氏注之趣旨呼应，将二十九章的“三重”部分，移到第二十八章的“议礼、制度、考文”之前。尽管这与朱熹的分章相异，却不一定背离朱熹的意思。因为朱熹自己虽然赞同吕氏注，却没有移动正文。因此可以解释为，崔锡鼎读取此意后，将其实行。这是朱熹如果还在世或许也会进行的工作。
  李观命主张的第三个问题又是如何？附在《中庸》“费隐”章的两条崔锡鼎“附注”，明显意图主张自己认为的“费隐”章宗旨，并非朱熹宗旨吗？“费隐”章从“君子之道费而隐”开始，即“君子之道谁都知道、谁都可以做，同时却有圣人也做不到的地方”这样的内容。此章的崔锡鼎“附注”被批判的句子是“见《经说》①及《辑略》②，似与《章句》所解有异”③。还有一个是对《章句》引用的侯诗圣（河东侯氏，程颐弟子）注的批判。前者指的是在《河南程氏经说》和《中庸辑略》中，程氏从“常道”（《河南程氏经说》）和“日用”（《中庸辑略》）的角度解释“费”字，但是《中庸章句》以“范围之广”解释，所以程子和朱子的解释并不一致。此外，崔锡鼎“附注”被批判的第二处，指称朱熹《中庸章句》引用的河东侯氏的说法不当。崔锡鼎在此使用的方法是从《朱子语类》直接引用与侯说相反的内容，最后再加上“此一条见朱子语类”一句结尾。也就是他不是以自说对朱熹《章句》提倡异见，而是使用朱熹的话语（即《朱子语类》），对朱熹的解释提出异议。因此，崔锡鼎的注释虽然改了朱熹之注，但因为提出朱熹的文句作为根据，无法确定他是否“求异乎朱子”。
  李观命主张的第四个问题是将《大学》《中庸》放回《礼记》的做法，违反了先贤将此两篇提出作为独立书籍的本意。的确，《礼记类编》将朱子学中俨然成为四书之两轴的《大学》、《中庸》放回《礼记》，并以“学礼”的篇目收纳，又说《孝经》实际上是戴记的一篇而将其编入《礼记类编》。但是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也在“学礼”的项目收入《大学》《中庸》，《礼记类编》只是根据它的编排。崔锡鼎后来的上疏文实际上也如此反驳。再者，关于编入《孝经》之事。考虑到朱熹屡说“《孝经》是后人缀缉”“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④等言，我们也无法确定崔锡鼎是否就因此“求异乎朱子”。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虽然崔锡鼎的“附注”与《章句》的朱熹注有时见解不同，但是无法说是“求异乎朱子”，即从客观立场来看，实在很难同意李观命的批判。实际上，对于李观命的上疏，肃宗直接批示：“至于新刊《礼记类编》，予已翻阅矣。此岂可与《思辨录》，比而论之乎？其所为言，用意至深。噫！《类编》序文中有曰，其规模义例，悉仿朱子《通解》，而一言一句，不敢妄有所删削。”①将上疏驳回。肃宗应是在全部确认过李观命主张的基础上，将批判之声驳回。只是肃宗重视的是“仿效朱子”的作者意思，各个注释实际上是否异于朱熹，这件事本身并未被当成问题。
  崔锡鼎呈上疏文，逐一反驳李观命的批评。他举例反驳，先儒李彦迪也曾著书改订朱熹《大学章句》，李珥（1536—1584）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两人都笃信朱子。接着又仔细说明，《礼记类编》的样式是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来，其他的编辑方针也全依据朱熹说过的话。②但是环绕着《礼记类编》的议论仍日益扩大，不仅官僚争相上疏，③连成均馆和四学④的儒生都集体上疏，骚动无法平息。⑤结果，最后如同李观命上疏文的要求，已经发出的《礼记类编》被回收焚烧，毁去此书之版本的要求也被许可，执行的命令下达后才终于完结此事。⑥
  《礼记类编》被焚烧处分的真正理由，先行研究已经论证。这是老论派出于政治目的，要攻击被肃宗所信任的崔锡鼎，所以才利用《礼记类编》⑦。那么《礼记类编》是否真的改了朱子的注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改了”。但是作者崔锡鼎并不认为“改了”这件事本身是问题，因为他确信自己的学问皆以朱熹的文句为基础。他的周遭也有抱持同样认识的人，就见解异于朱熹这一点批判他的人，只有出于政治目的批判他的一派而已。
  四、异见提出者的自我认同
  那么改朱熹之注者或未持政治目的的儒者的问题关心，其中是否有包含对朱子学的问题意识？如果他们对朱子学持有批判意识，并基于此想改动朱熹的经书解释，他们的自我认同便可以说是“朱子学批判者”。他们提出异于朱熹的见解时，自我认识为何？
  赵翼被非难“大改朱子《章句》”，因为有宋时烈的庇护，尽管受到对立党派批判也得免于祸，但是赵翼果真可以说是以超越朱子学的新思想为目标吗？而且提出异于朱熹的注释是此目标的一环？
  赵翼任职直提学的1624年（仁祖二年），向仁祖献上《大学困得》《论语浅说》。①1646年（仁祖二十四年）献上改订版的《大学困得》，以备为世子（后之孝宗）讲学，同时他也建议仁祖一读。②孝宗即位之年，再度奉上《大学困得》《论语浅说》之际，举出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异于朱熹解释的《大学》诚意章的注，说明自己对这一章的解说，是藉由平生思索所得到的结果。③在朱子学作为官学的背景下，如果《大学困得》以批判朱子为目的执笔，那么赵翼可以像这样，自负于书中改动朱熹注释的诚意章，认为是自己平生思索的结果吗？况且还可以这么积极地劝国王一读吗？这么说，赵翼本人应该只视这部“大改朱子《章句》”的著作为经书研究的成果，不带有朱子学批判的问题关心。
  被说是改了朱熹的注，著作被烧毁的崔锡鼎又是如何？他曾对朱子学持有怀疑吗？崔锡鼎曾经写信给因为信奉阳明学而被批判的好友郑齐斗（1649—1736），书信内容如下：
  士仰（郑齐斗的字）足下，顷年因士友闲，得闻足下主阳明之学，于心窃惑焉。昨岁拜玄石丈（朴世采）坡山，玄丈忧足下之迷溺于异学而不知返。……夫天下之理一也，苟理之所在，则固未可以人而轻重。然古人论学之旨，莫要于《大学》，而朱子训义，至明且备。阳明子乃斥以支离决裂，出新义于程朱之表，而其言语文字，具载遗集及《传习录》中。其论说之偏正，学术之醇疵，诚有可得而言者。则足下之信而好之如此者，无乃信其不当信而好其不当好也耶。仆年十三，读《大学》及《或问》，厥后盖尝屡读而精研矣。中闲见张溪谷（张维，1587—1638）文字，赞叹阳明之学，不一而足。于是遂求阳明文集、语录而读之。乍看诚有起诣新奇可以惊人处，既而反复而读之，博极而求之，则徒见其辞语妙畅，文章辨博，而学问蹊径，率皆颠倒眩乱。非但背驰于朱子，将与孔曾相传之旨，一南一北。有不容于无辨者，遂妄者辨学一说，思欲与同志者讲确而未能也。①
  这封信写于1692年，也是可以窥探崔锡鼎快完成《礼记类编》时想法的材料。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改动朱熹的注，撰写《礼记类编》时，是一位坚定相信朱子学道理的朱子学者。换言之，崔锡鼎正因为是位比什么都尊重朱熹经书解释本意的朱子学者，所以才改动朱熹的注。
  这位经书解释与朱熹相异，被批评改朱注者，不仅未持有反朱子学的意图，甚至还表现出对朱子学道理的确信。承此，实在很难同意“他期望克服朱子学，所以改朱熹之注”的说法。
  连带来看，当崔锡鼎《礼记类编》因为改朱注而引起全国性的议论时，不属于出于政治目的攻击他的群体的人，对于《礼记类编》是否背离朱子学这个问题抱有兴趣吗？
  这个“事件”发生之际，和崔锡鼎同属少论的尹拯这么说道：“崔相（崔锡鼎）虽以晦（李彦迪）、栗（李珥）两先生自解，而既不免异于朱子。则砭者之锋，安能免也。只当安受而已，不必较也。”②
  如同前述，崔锡鼎举李彦迪改朱熹《大学章句》却受到李珥高度评价为例，诉说自己著作的正当性。但是尹拯认为崔锡鼎没有必要那样反驳，就此承认攻击者的言论就好。因为崔锡鼎著作包含异于朱熹的见解是事实，对方以事实为理由攻击，回避不了。从尹拯的话，看不出持有异于朱熹的见解或表现该种见解本身很严重的想法。
  此外，不是所有宋时烈门下的人都参加了追讨崔锡鼎的活动。权尚夏从同门的郑澔处收到两封劝他攻击崔锡鼎《礼记类编》的书信，仍没有动作，就算被宋时烈门下的人大加责备，直到最后也未曾涉足。①
  《礼记类编》尽管受焚毁的处分，但刊行本早已分送到南边的全罗道、庆尚道等地域，在儒者社会中流传，被广泛地阅读。②其中有一部分被藏在家里，免于焚毁，之后为《礼记》研究者屡屡引用。焚书数十年后，成海应（1760—1839）以“崔氏锡鼎《礼记类编·深衣篇》附注曰”的形式引用了崔锡鼎的“附注”。③成海应研究《礼记》深衣篇之际，从汉代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疏到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引用说法，不但网罗中国之说，同时还加上崔锡鼎的“附注”，作为《礼记》的先行研究参考。
  另外，政治党派从属少论的崔锡鼎所著《礼记类编》受到严重处分，对此，从属南人的李万敷（1664—1732）如下说道：
  其书苟有不是处，则为崔相之友者论辩之可也，本不关朝廷之是非。老论以此为击去崔相把柄，岂非党论所使乎？④
  乍看之下，李万敷似乎是从南人的政治立场，批判老论的朱子学原理主义。李万敷15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李沃（1641—1698）被处以流放之刑，他很早就不得不放弃官场之路。导致流放的直接原因没有其他，就是因为李沃曾主张对老论领袖宋时烈处以极刑。⑤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李万敷才特别嫌恶老论及其朱子学原理主义。但是只从这一点说明上面引文并不充分。
  李万敷和曹夏畴、李淑、李潜等好友时常进行学术讨论。让我们看一下记录其讨论的“中原讲义”。①曹夏畴批评朱熹的《大学》注释“杂乱烦琐”，主张“宋季学者，趋末无实，岂非朱子启之乎”。李万敷回道：“此乃后人自流之弊，岂朱子所启也？”并且他在结尾处断言道：“澄叔（李淑的字）尝言，曹兄有思而不学之病。以此数说观之，其病不但止于不学而已也。”又李万敷在其他文章提到曹夏畴时，说：“君叙公以弟为中毒于程朱，程朱之道，大中至正，本无毒可中人。然如果为所中，岂不幸甚。”②
  从两人的讨论中至少能看出，他们一人严厉批判朱熹经学解释带来的弊害，另一人坚定地相信朱子学的正确。如果以过去韩国儒学史上的对立图式来区分，上记曹夏畴是嫌恶与老论派绑在一起的朱子学派，所以进行朱子学批判的一边，而李万敷则会是朱子学派那一边。但是如此一来，批判围剿崔锡鼎的老论派李万敷，和积极维护朱子学、被视为程朱学中毒的李万敷，很难说是同一个人。
  五、结语
  以上讨论显示，17世纪被说改了朱子之注的经书解释，至少在著述之际，看不出这些作者持有对朱子学的怀疑与批判意识。又对于持有和朱子学不同学说者未严格看待的人，却对不认同朱子学贡献的好友发言做严厉的批判。这么看来，分为拥护朱子学侧和批判朱子学侧，如此说明韩国儒学史有其困难。
  那么冒着得到改朱注之“罪”的风险，撰写异于朱熹见解的经书注释的人，实际上是抱持什么想法呢？接着，他们不仅把著作给亲友过目，甚至献给国王，是为了什么？
  这恐怕出自于“作为道统继承者必须完成此任务”的认识。当时在东亚普遍的想法是自称中华的根据来自圣人的存在，继承作为圣人文言的经书，正是中华道统后继者的责任。如果是道统的后继者，不会任经书处于散乱不明的状态。对于继承朱子学式道统的朝鲜时代的儒者，中华继承的实质就是担负起朱熹在未完状态遗留下来的责任，确定经书意涵和整理经书。但不是谁都可以继承朱熹、肩负这样的任务。如果做得不好，会被人说是“侮辱朱子”“改朱子之注”，甚至是“斯文乱贼”等，提供攻击材料给政治对手。只要是士大夫社会的成员不认可“你是朱子的后继者，拥有进行朱子学后续工作的资格”，或是自己无法强力主张“我是朱子的后继者，拥有进行朱子学后续工作的资格”，自任承继朱熹之迹者，就有可能如上述般被问罪。接着，他们还不能不证明自己的创见能够使朱子学体系更加完备。朝鲜时代的儒者正因为怀抱着这样的抱负，才冒着政治上的危险也要完成朱熹未完的工作，同时也为了确认自己是道统的嫡流，努力想完成该责任。

①［韩］李丙焘：《朴西溪和反朱子学的思想》，《大东文化研究》第3期，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6年，第1页。 ①《思辨录》的著作年代：《大学》（1680年，52岁）、《中庸》（1678年，59岁）、《论语》（1688年，60岁）、《孟子》（1689年，61岁）。之后，又加上《尚书》（1691年，63岁）、《毛诗》（1693年，65岁开始执笔，未完成）。 ②《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肃宗二十九年（1703年）四月二十三日：“世堂之有此书，几三十年，搢绅之间，多有闻而之者。而初未闻历诋之言，亦未有请讨之举。今因相臣碑文，遽生恨怒，喧喧鼓扇。” ③围绕三年上食的论点，参见李曦载：《朴世堂的儒教仪礼观——以三年上食论争为中心》，《宗教研究》第46号，首尔：韩国宗教学会，2007年。 ①金世奉：《西溪朴世堂的〈大学〉认识和社会回响》（《东洋古典研究》第34辑，首尔：东洋古典学会，2009年）指出，《思辨录》成为问题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朴世堂批判宋时烈，使其门人有所动作。 ②［韩］许穆：《记言》卷三，《答希仲》，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9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3页。 ①［韩］尹拯：《与朴季肯》（辛未四月六日）之附录《论大学格致·孟子井有人章》，《明斋遗稿》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238页。 ②《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实录）》孝宗六年三月十日。 ③［韩］宋时烈：《答赵光甫》（癸亥）附录，《宋子大全》卷七七，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528页。 ①宋炳夏（1646—1697）是宋浚吉之孙，宋时烈门人。 ②［韩］宋时烈：《答赵汝常》附录，《宋子大全》卷一一六，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148页。 ③从属西人分出来的少论派。 ④清朝的陈大章（1659—1727）。 ⑤［韩］徐滢修：《题毛西河集卷》，《明皋全集》卷十，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6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196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2页。 ②《大学》原本是五经之一的《礼记》中的一篇，但是朱熹将《大学》分成经一章和传十章，认为“经”是曾子记录孔子思想的内容，“传”是由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想法。 ③朱熹：《大学章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据说朱熹于过世前三日将“一于善”三字改成“无自慊”，唯本文依照通行诸本记为“一于善”。 ①朱熹：《大学章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②“此章言诚意工夫，只此数句尽矣。而其用功之实，只是毋自欺三字而已，自慊其效验也。”载赵翼：《大学困得》，《浦渚先生遗书》卷一。 ③［韩］赵翼：《大学困得》，《浦渚先生遗书》卷一，第15页。 ①［韩］赵翼：《大学困得》，《浦渚先生遗书》卷一，第37页。 ②参照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礼记类编》（记号：〓〓古1234—24）。 ①参照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礼记类编大全》（记号：〓古朝6—11）。 ②［韩］崔锡鼎：《礼记类编序》，《明谷集》卷七，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563页。“易书诗春秋礼乐，谓之六经，皆道之所寓也。自秦焚书，经籍亡佚，而礼乐尤残缺。汉魏以来，专门训诂，率多迂谬，后学无以识圣人之意。朱夫子身任斯道，羽翼圣言，易有本义，诗书有传，礼有经传通解。于是古经之旨，焕然复明。然《通解》一书，规模甚大，杂取诸经子史而成书。今若取以列于经书，则体既不伦，文多重出，且其卷帙繁委，初学未易领要。《戴记》四十九篇，出于汉儒之搜辑，虽未若四经之纯粹，要之，古圣人言礼之书，独此在耳。又自中朝永乐以来，立之学官，以列于五经，顾恶得以出于汉儒而或轻之哉。特其未经后贤之勘正，编简多错而大义因之不章，笺注多疑而微词以之未阐，学者病之久矣。锡鼎弗揆僭妄，有志删定，累易稿而始就”。又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记号：〓古朝6—11）中，序文的著成年月是癸酉（1693年）夏四月。 ③［韩］崔锡鼎：《礼记类编序》，《明谷集》卷七，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563页。“凡五十篇，名之曰《礼记类编》。昔唐魏征撰《类礼》二十卷，朱子有所称述，而惜其不传。名以类编，亦此意也。” ①参照《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肃宗二十六年（1700年）十月四日。 ②［韩］崔锡鼎：《新印礼记类编序》，《明谷集》卷八，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569页。从本序可知，此书经由肃宗之命，由校书馆铸字刊行。当时崔锡鼎的官位是判敦宁府事（职司王族亲族事务的敦宁府，正一品官）。 ③［韩］郑澔：《与遂庵书》，《丈岩集》卷十，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226页。及同书《答遂庵书》，第227页。 ④［韩］尹凤九：《代四学儒生尹瀗等办崔锡鼎礼记类编疏（己丑）》，《屏溪集》卷六，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4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第128页。 ⑤《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三月十二日：“四学儒生尹漶等四十余人，上疏请亟将新刊类编，毁去其板子，仍收法筵参讲之命。” ⑥［韩］崔锡鼎：《屏溪集》卷二十，《因学儒尹瀗疏陈情辞职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4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第262页。 ①《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一月十八日。当时，李观命的官位是同副承旨（职司出纳王命的行政机关承政院，正三品官）。 ①崔锡鼎引用《大学》编目开头的朱熹《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和《章句》：“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 ①《河南程氏经说·中庸解》，《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②《中庸辑略》是南宋石〓（1128—1182）编集，朱熹删订的书。从程子开始，收集诸家关于《中庸》的说法。最初的书名是《中庸集解》，删订后改名《中庸辑略》。参照石〓编，朱熹删订，罗佐之校点：《中庸辑略》，《儒藏精华编》第10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该当处之程子之注，见第30页。 ③《礼记类编》卷十一，癸酉（1693年）夏四月刊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第55页。 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27页。 ①《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一月十八日。 ②《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一月二十一日。 ③《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二月一日。 ④四学，即设立于首尔之中央、东、南、西、北的四所官学。朝鲜王朝第三代国王的太宗十一年（1411年）设立，持续至第二十六代的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鲜朝初期原本也设有北学，但后来关闭。此外官学还有首尔的成均馆，地方乡校等。 ⑤《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五年（1709年）二月十四日。 ⑥《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六年（1710年）三月十三日。 ⑦参照梁基正：《礼记类编的编刊、毁版及火书研究》，首尔：成均馆大学修士论文，2011年，第82～84页。 ①［韩］赵翼：《进大学困得论语浅说疏》，《浦渚集》卷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45页。此上疏文于甲子年（1624年）进呈。 ②［韩］赵翼：《进大学困得疏》，《浦渚集》卷五，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92页。丙戌年（1646年，仁祖二十四年）作。 ③［韩］赵翼：《进庸学困得疏》，《浦渚集》卷六，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第107页。“为善之功，必以诚实为要。此诚意工夫是也。臣之说此章，尤是平生极意思索而得之者也”。此疏未记录年月，但从内容可以推测是孝宗即位年的秋或冬天。孝宗于1649年5月即位，但记有“春奉《论》《孟》于世子。世子即位，欲奉《庸》《学》，唯手边无草本，持故乡之写本再写以进上，足费时”。 ①［韩］崔锡鼎：《与郑士仰书（壬申）》，《明谷集》卷一三，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120页。壬申年为1692年。 ②［韩］崔锡鼎：《答罗显道（九月十二日）》，《明谷集》卷一五，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358页。 ①权尚夏门人成晚征（1659—1711）之《秋潭先生文集》卷五，《答韩仁夫（己丑）》，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2册，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8年，第533页。“《礼记类编》出后，师门独无明斥之举，不但众人疑之，相知如攀桂，亦以书责之”。 ②［韩］崔昌大：《先考议政府领议政府君行状》，《昆仑集》卷一九，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8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第358页。“庚辰，具疏投进。上命校书馆印布正文，其后玉堂权尚游、尹趾仁请下两南，并注疏印进，学士大夫皆印藏而赏”。 ③［韩］成海应：《深衣考》，《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一五，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7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37页。 ④［韩］李万敷：《露阴山房续录》，《息山集》卷一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7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第283页。 ⑤参照《肃宗实录》肃宗四年四月、五年三月记事。 ①《中原讲义》卷一二，第270页。 ②《中原讲义》卷五，《与李仲渊》，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