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18世纪初韩元震与李柬的“湖洛论争”开始，到朴文镐的时代，已经将近二百年之久。然而到了19世纪末，人物性论之异同，仍旧是朴文镐与田愚争论的焦点。相较于田愚对道德主体性——“心”的关注②，朴文镐更重视“性”的分析，提出“性四层说”。这不仅是韩元震“性三层论”说的延续，并且朴文镐更强调“习成之性”，藉以凸显修养工夫的重要。他之所以不赞成人物性同，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曰，以气则形不同，以理则性不同，实一串事耳。若曰形则各异而性皆相同，则是理与气之相离而为二也。久矣，形之与性更不相干，而所赋者或非其物之理，岂可乎哉？其二曰，凡物之性使果皆同，其发用之际，必混杂无定。主牛或有为马性，马或有为犬性。而今人考之犬之性，虽或不齐，终不为马性；马之性虽或不齐，终不为牛性。观其发明之不混，则其本之异，岂不甚明乎？其三曰，凡主异者，其意欲人之自贵也。若曰自贵之弊必至于自骄，则其弊视自贱者之入于自陷，又何如也？③
  首先，从理气关系来看，朴文镐主张“形”关乎“气”，“性”关乎“理”，若人形与物形不同，则两者之“气”不同，其“性”“理”亦不同。若是将人性与物性视为相同，则是将“理”与“气”视为互不相干的两部分，不合乎朱熹理气不离的说法。这是说明“赋予之性”的重要性。其次，朴文镐从“发用”的角度思考，观察到犬、牛、马各有其性，所以不同类型的动物，其性各不相同。这里所说明的是物与物之间具有不同的“气禀之性”。最后，朴文镐强调人性与物性的差异，其好处在于使人产生回复本然之性的认知，不会陷溺于自贱。这是修养的功力，是“习成之性”之所以必要的原因。同时在研究观点上，朴文镐强调“由情见性”，重视从形而下的经验层面，思考形而上的性理，充分把握程朱之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特点。
  朴文镐除了重视性论的层次之外，对于立论的根据也有所反思。他认为若要厘清朱熹说法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就需要遍读朱熹著作，并且以朱熹修订时间最长的“经书注”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兼顾朱熹自言或手笔的《大全》与《或问》，再加上门人所记的《语录》，如此才能确认朱熹的观点。这正反映出朴文镐严谨且细致的研究态度。
  虽然朴文镐的性四层说对于继承和发展朱子学说有所贡献，但是在他的观点中，除了圣人能“循其自然”之外，中人之所以能够“自贵而反其性”的自觉能力，以及下等人由凡入圣的学习动力，皆没有提出明确的说明。因此，朴文镐性论下的“人”，仍然无法超脱气禀的决定，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也就是说，朴文镐虽然在思考架构上有所改变，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突破朱熹及韩元震所带来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