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朴文镐强调“性四层说”，那么他如何看待朱熹说法中不一致的情形呢？朱熹在《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的注释中，强调“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①所强调的是人物具有共同的性理。但是朱熹在注解《孟子集注》“生之谓性”时，则说：“（人物）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②所强调的是人为万物之灵，与物性不同。这是主张人物性同的李柬，和人物性异的韩元震发生争论时，各自所根据的文献。朴文镐对此问题的看法则是：
  主同之家所依以为重，莫如《中庸》首章注；主异之家所依以为重，莫如《孟子》“生之谓性”章注。以此二注迭为宾主，与相辨难，终年阅世而不知止焉。则实无异于宋人之守株，而未免有固滞之病，盍异观于其合二注而再转为晚年《答黄商伯书》乎？又盍观于其三转而为《语类》人物性门僩录乎？③
  朴文镐认为朱熹在《中庸章句》与《孟子集注》中的说法虽然有异，但是在朱熹晚年时，其弟子黄灏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朱熹也从“万物之一原”与“万物之异体”两个层次回答。在朴文镐看来，前者是“太极之理”、“是万物之所公共也”，后者是“以五常之性而言，是万物之所各具也”。④他主张这是朱熹晚年的第二次转变。至于第三次转变，则是《语类》中沈僩记载朱熹重新解说《答黄商伯书》。朱熹说：
  曰：“气相近，如知寒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镜子，其他处都暗了，中间只有一两点子光。大凡物事禀得一边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爱底人少断制，断制之人多残忍。盖仁多，便遮了义；义多，便遮了那仁。”问：“所以妇人临事多怕，亦是气偏了？”曰：“妇人之仁，只流从爱上去。”⑤
  朴文镐认为这段话要与《朱子语类》中吕焘所记载的朱熹言论一同参看，①其重点在于“体之所异，性亦随而异焉”②，重点放在“赋予之性”。但是朴文镐特别补充：“又按慈爱以下，又专论人之气质之性，览者查之。”③可见此段文字当中，也谈到“气禀之性”。从上述的讨论可知，虽然朱熹的批注内容，的确有所不同，但是朴文镐从时间的角度，将朱熹不同的说法，视为思想前后的转变，弥平了其中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朴文镐所担心的“以朱子攻朱子”的情况，将朱熹重新恢复到崇高的地位。
  此外，朴文镐厘清朱熹观点的最特别之处，乃是重新检讨主同之家与主异之家的立论根据及其有效性。他主要从朱熹的著作着手，并加以评论：
  夫朱子之书，如彼期多而要，不出于四等。如《精义》《辑略》之类，是虽经朱子之手辑，实则非其言也。如《语类》则虽曰其言，亦非其所手定也。如《大全》《或问》之类，虽其所自言而手笔者，亦只是一时之事，故或不能无憾于其间。至如经书注，则既就而屡改之，是终身之事也。故经书注不可以初晚论。然则世之论朱子人物性同异说者，舍经书注，且安所取衷哉。④
  由此可知，朴文镐依照朱熹写作时间的长短，以及是否由朱熹手定这两个标准，将朱熹的著作分为四等：第一是“经书注”，第二是《大全》及《或问》，第三则是《语类》，第四是《精义》和《辑略》。但是确认朱熹观点的关键，并不仅在是否用到最重要的经书注，而是能否在这些文献中，找得到根据，并且看见其中解释的层级关系。他说：
  《语类》《大全》虽本有逊于经书注，然今因论经书注而有此二说，则此二说者，是亦经书注而已。假令以二注为经，则《黄书》当为其注，而僩录又为其疏。三者打成一片，盛水不漏，其宗旨所载有可见矣。……若夫主同之家，则不待《黄书》、僩录，只开卷读“生之谓性”，圈下一性已恍然无去处，只转身思遁，又何暇安意平心而遍读其诸书乎？①
  就着厘清朱熹人物性论的文献上，朴文镐认为最重要的是从朱熹对《孟子》“生之谓性”的批注着手，接着则采用《答黄商伯书》和《语类》，类似于《孟子章句》之注与疏。这种滴水不漏的做法，与主同派仅从经书注来说明，更加严谨且有效。
  总而言之，从朴文镐对朱熹异论的诠释内容与解决方式中，不仅可以看见他的性论立场，同时对于立论的根据，也有更深一层的反省。这里正反映出19世纪韩国儒者朴文镐对朱熹著作的评价，并且也可以看见他的研究方法——利用著述时间顺序的排列，以及经学注疏的基本框架，厘清朱熹说法前后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