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6世纪以后，朝鲜性理学者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人的存在及其本质问题，特别是对“四端七情”问题的讨论。而南冥则执着于程朱理学的修养理论上，并倾其一生努力躬身实践。韩国学者玄相允对其评价说；“南冥也，如其他诸儒一样，潜心研究程朱之学，特别是把反躬体验和持敬实行作为学问的关键，这也是他的独特之处。南冥的学问专精敬义之学，一生都在努力实践持敬居义，而且他从来不满足于口头或文字，必须都要通过实践躬行，总是保持着勤勉刻苦的姿态。”①
  对于敬和义，早在《周易》就有“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记载。意思是以敬的态度来正心，以义的标准来对外行事，使之中节。朱子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方未有事时，只得说敬以直内。若事物之来，当辨别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义不是两事。”②又说：“敬主乎中，义防于外，二者相夹持。”③南冥对朱子“敬义夹持”的思想，是有深刻的体会。他早年就说：“以为敬义夹持，用之不穷。吾家有此二字，如天之有日月，洞万古而不易。圣贤千言万语，其要归，不出于此，一意进修，孜孜不怠。”④
  南冥以“敬义”为其“一生学问大旨”。他作《敬图》和《小学大学图》，在朱熹“敬义挟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敬义皆立”，形成自己的敬义之学。在南冥看来，“敬者，整齐严肃，惺惺不昧，主一而心应万事，所以直内而方外。孔子所谓修己以敬者是也”⑤。“敬”贯串于成圣成贤之始终。“义”之意，为事之宜、正，合理适当，是事理之当然和人事之应为，是对外行义而合乎事理。敬为主一无适，而义要将敬所主之“一”落实到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之上，把义与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敬的内涵更为充实。南冥认为，如果过分地强调敬之“主一”，就会有“专著上学，不究下学”⑥之偏。可见“敬义皆立”，使“义”更富有原动力，更能发挥“义”之外王事功的作用。
  南冥还认为敬和义所具有的功能虽然有所不同，却是相互依存的。敬虽然不论动时、静时都在主宰着心，维持着心的正确性，但当与外物接触或在行事的过程中，必然需要有具体的判断标准和实践要领，这就使“义”有了必要性。因此，敬和义作为一体，只要在敬上努力就会有义，同样在义上用功也就会有敬。
  南冥在《佩釰铭》中说：“内明者敬，外断者义。”⑦所谓的“明内”，与《大学》的“明明德”意思一致，“明内”的工夫是以“敬”为主，“明明德”的工夫是以“明”为主，其实质是一致的。“外断”指将不合宜的行为予以纠偏，则为义，实质上也是为了“明内”，即为了心的主宰作用。这就将“敬义”提高到“心体”的层面来认识，也体现了“敬义”对于“本心”的作用。
  南冥论“敬”，一主“内外交相养之道”（或者叫“表里交正之功”）。何谓“内外交相养之道”，他引朱熹的话解释说：“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羁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应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①这也就是“合内外之道”。
  南冥把“敬义”视为追求的精神境界。他在讲学的山天斋悬挂有很大的“敬义”二字，作为教育的目标。在南冥看来，“敬义”是人类一切心性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内在根据和最高原则。它不但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的工夫，而且是内在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崇高而伟大，很难达到。南冥在临死之前，还对其门人自谦地说：“敬义二字，极切要，学者要在用功熟，熟则无一物在胸中。吾未到这境界，以将死矣。”②他认为工夫熟到“敬内义外”，敬义浑化，就不复存在于胸中，此即是“上达”之境界。
  南冥“敬义皆立”的观点，与当时李退溪相对于“义”来说，更加重视“敬”，是有所不同的。南冥在说“敬”的同时，总是强调义，是让人们认识到“义”的重要性。所以同时代的学者成运（1497—1579）在为南冥所作的《墓碣铭》中说：“以为学莫要于持敬，故用工于主一，惺惺不昧，收敛身心。以为学莫先于寡欲，故致力于克己，涤净渣滓，涵养天理。”③南冥这种重视理学修养论中敬和义的学术特征，以及他积极实践敬义精神的一生，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说后来形成了南冥学派，并与退溪学派共同成为岭南影响深远的两大学脉，还是因为他在朱子学韩国本土化的进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认识了韩国学术发展的特点，看到了朝鲜时代的朱子学者的理学精神处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