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先秦时期，孔子就说“古之学者为己”⑥“为仁由己”⑦“君子求诸己”⑧等。这就肯定了人的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道德伦理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即朱熹所说的“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⑨，并提高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达到内圣成德之境界。南冥对中国儒家学者的“为己之学”，是深有感悟的，并从践履和义理上终生力行。他对自己是“笃行践履之工甚笃，精神气魄多有动悟人处”①；对他人，南冥皆“观其出处，然后论其行事得失”②。这里讲的“出处”是“出则有为，处则有守”“谨出处之节”③。南冥为学，力避空谈心性天理，笃实践履力行，贵在自得，以期之内圣成德。他说：“学必以自得为贵，徒靠册子上讲明义理，而无实得者，终不见受用。得之于心口，若难言学者，不以能言为贵。”④为了说明空谈心性天理对自身的成德为人处事毫无用处，南冥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遨游于通都大市中，金银珍玩靡所不设，终日上下街衢而谈其价，终非自家家里物，只是说他家事耳。却不如用吾一匹布，买取一尾鱼来也。今之学者，高谈性理而无得于己，何以异此？”⑤这就是说，为学空谈心性天理，就像谈论市场上金银珠宝的价格，而不能买一样，成不了自家的东西，还不如用一匹布换一条鱼回来，可供自己受用。
  南冥认为进学在于下学上达，他说：“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悟，乃学之要。”学者求天理，“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下学而上达”⑥。又说：“舍人事而谈天理，乃口上之理也；不反诸己而多闲识，乃耳底之学也。休说天花乱落，万无修身之理也。”⑦但是南冥强调“下学上达”，并不反对谈论心性天理，如他“每读书得精要语言，必三复己，乃取笔书之，名曰《学记》。手自图神明舍，因为之铭，又图天命、天道、理气、性情与夫造道入德堂室科级者，其类非一”⑧。他把性理学理论用20多个图标示，从义理和实践上全面地论述理学。可见南冥是非常重视性理学之形上理论的。
  南冥认为学问有阶梯路脉，先下学再上达是符合理学家之进学之路。他说：“濂洛以后，著述辑鲜，阶梯路脉昭如日星。新学小学，开卷洞见，至其得力浅深。”⑨南冥依据“下学上达”的进学之序，在读书方法上，主张先治四书，后治《周易》。在他心目中，古代圣贤为学皆是如此，如朱熹“平生精力，尽在《大学》”，认为“《语》、《孟》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⑩。因为在南冥看来，四书特别是《大学》一书，是“群经之统纲”，是“第一存养地”①。所以“学者须精熟四书，真积力久，则可以知道之上达而穷《易》，庶不难矣”②。即只有在精熟四书基础上，才可把握“道”的真谛。
  南冥对朱熹的“一以贯之”思想做了阐述，认为修身之道“始于格物”，下学就在“日用事物之间”。同时，他还认为“下学”虽是“上达”的前提和基础，但如果“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还必须在“事事理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贯通处”，即由“贯”上升到“一”。“下学”是末是粗，“上达”是本是精，本与末，精与粗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以贯之”的。南冥基于对“一以贯之”的理解，他认为“今人说道，爱从高妙处，便入禅去”③。南冥还指出，陆象山的错误如同佛教一样，也是“专务上达而无下学”，离“贯”求“一”，把“本”与“末”分离开来，陷入了“悬空妄想”的境地，滑向了虚无之学。
  南冥极为关心世道人心，“以为必先掇于纪纲本源之地”④，努力从道德伦理践履力行上教化人，提高人们的德性素质。据南冥弟子郑逑所记：“上曰：‘曹植教尔者何事？尔之所做何工？’（金宇颙）对曰：‘臣诚不能做功，若植之所教，则以求放心为务，又以主敬为求放心之功矣！’上曰：‘求放心、主敬皆切己工夫。’”⑤南冥主反己修身，诚意正心，笃实践履，力避空谈心性天理的思想，是“为己之学”的典范。这种“为己之学”彰显出东亚儒学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