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发展，除了过去依存在五山禅学之下，得到酝酿延续的契机。至于德川初期朱子学的发展，一开始还得到朝鲜朱子学的刺激，而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李退溪。朝鲜朱子学大儒李退溪的著作，东传日本之后，颇获德川朱子儒者重视。德川初期的朱子学者林罗山与山崎闇斋及其弟子，都曾读过李退溪的著作，例如林罗山在给朝鲜使者书信中提到李退溪云：
  贵国先儒退溪李滉，专依程、张朱子说，作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以答。奇大升其意谓四端出于理，七情出于气。此乃朱子所云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也。末学肤浅，岂容喙于其间哉！退溪辩尤可嘉也。我曾见其答，未见其问，是以思之，其分理气，则曰：“太极，理也。阴阳，气也。”而不能合一，则其弊至于支离欤。合理气，则曰：“理者，气之条理也。气者，理之运用也。”而不择善恶，则其弊至于荡莽欤。方寸之内所当明辨也。大升所问果如何？①
  《山崎闇斋年谱》中也记载：
  闇斋亦尝曰：“朱子之后，知道者，薛文靖、邱琼山、李退溪也。文靖见识之高，文庄博文之富，朱门之后，无有出其右者。其后特李退溪而已矣。盖退溪平生之精力，尽在《朱子书节要》，可以观其学之醇也。”①
  闇斋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推崇朱子学在东方的真传是朝鲜李退溪，在德川日本则是山崎闇斋，他说：
  朝鲜李退溪，东夷之产，而悦中国之道，尊孔孟、宗程朱。其学识之所造，大非元明诸儒之俦矣。我邦中古崇儒道……近世独山崎敬义先生，读其书，尊其人，讲其学。博文之富，议论之实，识见之高，实世儒之非所及焉。盖我邦儒学正派之首唱也。②
  山崎闇斋最为推崇的是李退溪的《朱子书节要》，该书是退溪精读《朱子大全》之后，选录其中三分之一的精华而成，故名“节要”。日后闇斋自己的《仁说问答》亦类似“节要”，抄录朱子的《仁说》与时人张南轩、吕伯恭的精华问答，是一部述而不作的作品。③退溪的《朱子书节要》广泛流传，成为日本朱子学者必读的经典，甚至在维新后担任天皇的侍讲官元田永符（1818—1891）亦将之呈献给天皇，讲述其内容。④
  尽管朱子学有如以上发展与流行，但就学术体制而言，朱子学未能定为一尊，与没有科举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以及德川将军固然重用林氏朱子学，但也没有强制各藩可以学习其他学问，特别是被朱子学视为异端的佛学。因为即连德川将军乃至日本天皇都信仰佛教，甚至在德川初期也出现反朱子学的古学派等学问。另就武士制度而言，朱子学固然有利于德川政权的统治，但对于广大的下级武士阶层而言，阳明学往往有很大的吸引力。
  由于阳明学在德川武家幕府时代受到武士阶级的青睐情况，这又涉及儒学在德川时代的发展现象，实不可与朝鲜、中国相提并论。阳明学虽然在德川时代保留一席之地，但考其最流行时期，当在幕末时期。这其实也反映出阳明学在幕末以前的德川思想界，比起朱子学的流行仍无法相比。但是即便朱子学流行，切勿将德川儒学流行的情况与中国和朝鲜相比，这已是学界共识，如尾藤正英的研究指出：“朱子学在思想上并没有成为一枝独秀的思想地位，于政治上前期之际也没成为拥护幕府体制的角色。即使稍有那种意味，这种朱子学与中国朱子学也不可等同视之。”①黑住真的研究也指出，占据德川宗教与政治的主要地位是佛教与神道，儒教即使在十八世纪初期想发展出儒教自己的祭祀制度，结果仍无法改变行之已久的传统习俗。加上德川是武家支配的家族继承原理，以及没有科举制度，其结果只能发展出“实用主义与经验论”“个别性的对人伦理与臣从的伦理”“和各种学说与思想结合的发展”之特色。②黑住真主要表达的是儒教从来没有在宗教上、伦理上或思想上全面地被制度化而影响全日本。因此，中日朱子学性格的差异，关键在于幕藩支配体制原理之根本就是“以武立国”，渡边浩及前田勉的研究均指出宋学的思维内容和构造，与在德川初期的政治和社会难以兼容，其统治的真正实情是以“御威光”及“兵学”的武力象征进行其支配体制，而不是“儒学”的教养。③
  由此可窥，在朱子学未被德川儒学界定为一尊，故阳明学传至日本，虽不是学术主流，但信仰者颇众，且与朱子学几乎同时期流传开来，日本阳明学开宗者中江藤树与朱子学先锋的藤原惺窝、林罗山及山崎闇斋都是德川初期的人物。民间儒者不久却也衍生出许多门派，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大有人在，如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所倡的古学派，他们的思想源头几乎都在同一时代创立，可以说是儒学思想异说分立、百家争鸣时代。而这种学说多元的情形是朝鲜儒学所未有的现象。
  由此可知，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朱子学并非整个德川支配体系的意识形态，阳明学才能在德川时代武家的文化土壤中保留其滋养的环境，也限制了朱子学在德川时代学术的独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