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注重史迹调查是《福建文化》的办刊风格，1935年第3卷第24期特别开辟“漳州史迹专号”，朱维之在卷头语中说“本会（福建文化研究会）近来觉得调查和研究本省各文化中心地底史迹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在进行各种工作之外，特别注意史迹调查的进行”“这还不过是福建地方史迹调查研究底开端，我们打算继续进行福州、兴化、泉州等文化中心地底史迹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的史迹调查，研究会成员已经切身感受到到朱子于福建的重大影响，朱维之说：“此外可注意的点很多，如朱子影响底伟大等等，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了。”刘强的《朱晦翁与闽清》从“事迹”“笔迹”两点，介绍了作者家乡闽清有关朱熹的传说遗迹①。1934年第2卷第16期刊载的《关于朱子研究的一封信》②，作者署名邦宪（即吴邦宪），此信是写给宜茀先生的回信，二者可能是师生关系。邦宪是闽北人，在信中就其所知，论列了闽北各地朱子遗迹。
  金云铭的《朱子著述考》③是考证朱熹撰述的佳作，文章考证朱熹撰述之书《周易本传》等39种，朱熹编次之书《二程遗书》《近思录》等18种，朱熹注释之书《四书章句集注》等六种，朱熹校刊之书《周易参同契考异》等15中，朱熹著述经后人编次而成书者《朱子五经大全》《朱子语类》等64种，以上总计朱子撰述达142种，文章对于各书之版本和存佚情况著录尤详。后面还附录有历代研究朱子学的篇目，可以说《朱子著述考》是一篇朱子学研究的综合目录书。
  20世纪福建朱子学研究迎来了两次高峰，《福建文化》杂志的朱子学研究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则是20世纪80年代高令印、陈其芳两先生《福建朱子学》的问世。两次时间间隔长达半个世纪①。《福建朱子学》将朱熹及其福建籍的弟子、再传弟子和后学二十余人的思想、言行有关记载汇集在一起，按时代先后分别论述，对每人的著作加以简介，对开展朱子学的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史料及史料线索。高令印先生于福建朱子学的学科建构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福建朱子学，即朱子及其福建籍后学的理学思想，高令印先生认为：“南宋时闽学和朱子学的概念是一致的，其后闽学和福建朱子学的概念也具有相同的意义。”②
  有观点评价福建朱子学“标明20世纪80年代福建朱子学研究比30年代的研究水平大为提高，并在全国朱子学研究中亦占有一定地位”③。《福建朱子学》的问世，标志着福建朱子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朱子学新学科和教系统的福建哲学史、闽学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福建文化》与《福建朱子学》两者都非常注重实地调查，成为共有的研究特色。高令印先生研究朱熹思想与深入考察其家事、生计、行踪、遗迹相结合起来，编著《朱熹事迹考》一书④。此书对朱子学研究，具有另辟蹊径特点。有人评价此书：第一，弄清了朱熹祖籍；第二，提供了重新评价朱熹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的证据；第三，发现了朱熹思想转折的木刻匾；第四，较多地发现了朱熹佛教思想的墨迹；第五，发现了朱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遗址与墨迹。⑤
  《福建文化》杂志在民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在对两宋、明清的理学家及其思想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填补了福建理学的空白，在这方面，《福建文化》无疑的开了先锋。可惜，《福建文化》理学研究的传统曾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福建理学的研究才又走上正轨。现今有关福建理学的研究已经有很大进步，范围扩展到道南学派、朱熹门人及后学。但不可否认，《福建文化》杂志的系统研究无疑开了一个好头，对于当今福建理学，乃至福建理学的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材料收集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