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世纪30年代，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创办福建文化研究会，《福建文化》杂志成为该会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本文在考述《福建文化》福建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其研究特色并就其对于当今福建理学研究的意义做了评价。
  一、《福建文化》福建理学研究概况
  《福建文化》是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刊物，该会“分作史地、语言、风俗、物产、歌谣、民族等股，另学者分股研究，然后向共同的目标进行。并且每一股又分作若干类专门研究”①①。王治心在《发刊词》中说：“我们所说的文化并不是像一般人的思想，专注意到精神方面。我们知道文化是包含物质生活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的范围，是包括一切属于生活的各方面。”②可知《福建文化》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是人文社科综合刊物。这样的办刊方针也使该刊的中国哲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文献实证色彩，而不单单是思想阐释。《福建文化》从1931年创办，到1949年与《协大艺文》（福建协和大学艺文社出版）合并为《协大学报》，共出版了三十八期。据目录统计，发表的文章总计210余篇，作者达90余人。《福建文化》实行“综合”与“专号”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前十七期（1935年1月）均为综合性质。从第18期到第26期为止，连续出了七期专号（第20、25两期除外），分别为李卓吾专号（第18期），风土特辑（第19期），漳州史迹专号（第20期），福建谜语专号（第21期），福建谚语专号（第23期），福建理学专号（第24期），郑和专号（第26期）①。
  福建是朱子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其弟子也以福建籍为主，可以说福建文化深受朱子学影响，朱子学的研究自然成为福建文化研究会的重点研究项目。该刊第3期（1932年4月）即发表了王孝泉《从地理民族学术的变迁说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径》②的主题演讲，其中第三部分“学术的变迁”重点论述宋明理学诸家学术的传承和流变。演讲结尾指明研究福建文化两条途径是：（1）纵的方面，靠历史的研究，从书本搜集材料；（2）横的方面，分门别类，实地调查。这两点可以看作朱子学研究两大特色。据统计，《福建文化》发表有关朱子学文章达17篇，研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兹将有关福建理学研究论文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如下：
  该刊创办初期，王治心即发表了《福建理学系统》系列文章，据笔者查阅有三篇，最后一篇《福建理学系统》，发表于1934年。虽文章后面标明“待续”，但此后刊物似无连载。1934年后，王治心调任沪江大学国文系，大概因为作者工作调动，打断了写作计划，《福建理学系统》的系列论文未能完成。
  王治心（1881—1968），浙江吴兴人，系当时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学者，有《中国基督教史纲》和《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等著作。王氏1928年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虽身为基督教学者，但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也有宏观的把握。福建协和大学1934年出版了王氏《中国文化体系》一书，该书将中国学术发展分为七大时代，宋元明被归为理学时代。七个时代中，作者对先秦子学和宋明理学格外推崇，作者认为“在这三个时代中，最有系统有目的的研究，与世界哲学家所讨论的有相等的价值，宋明理学比较的更可注意”（第六章）。《福建理学系统》的撰写也就合情合理了。
  1933年，《福建文化》第2卷第13期发表了王治心的《福建理学系统》（一）。次年，又先后发表了《福建理学系统》（二）、（三）。该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主题，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做了系统的梳理。1935年，《福建文化》第3卷第17期发表了李兆民的《洛学道南系的渊源》。该论文具体探讨了作为福建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南系的思想渊源。1937年，《福建文化》第4卷第24期开辟“福建理学专号”，发表了李兆民的《福建理学之渊源》《游廌山先生之遗》《紫阳理学之我见》《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以及郭毓麟的《论宋代福建理学》。这些论文以“福建理学”为主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地概述了福建理学的思想渊源，宋代福建理学思想，以及明清时期的福建理学。20世纪30年代前期有关朱子学的文章只有零星的几篇，1937年第4卷第24期，《福建文化》发行“福建理学专号”。专号共有五篇，除《论宋代福建理学》作者为郭毓麟外，其他俱为李兆民所写。内容也更为全面，包括了朱子学的渊源和朱子后学的研究，具有朱子学学术通史的特征。20世纪40年代虽然没有专门的朱子学作品问世，但相关文章也有涉及，史学家傅衣凌翻译了日人小柳司气太《明末的福建思想家及三教关系》，郭毓麟发表了《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与中国应取的途径》系列文章。其时该会已改成中国文化研究会，研究内容也不局限于福建一省，扩展到了整个中国文化各方面。
  二、《福建文化》的宋代福建理学研究
  有关福建理学的研究受朱子学传授谱系的影响很深，一般认为朱子学来源于道南学派，其传授法系是杨时——罗从彦——李侗，职是之故，福建的理学一般都溯源于杨时一人，必须指出福建儒学显然早于宋代，王治心即指出：
  “通常讲到福建理学家的时候，总是从杨龟山说起。其实在龟山以前，已经有过古灵（陈襄）学派。与龟山同时的，又有福建（胡安国）学派。古灵、福建都已成了一派学说，我们应当从他们说起。但是与他们同时的，还有若干散见于初期学案中的福建人，应当首先叙述。”①
  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已经看出福建理学来源的多元，据王治心研究，北宋福建儒学主要有三种学脉。首先有安定（胡瑗）一系，安定学侣的阮逸，建阳人。安定门人刘彝，闽县人，子淮夫，从子康夫。门人邹夔、邹棐及其弟邹括，皆泰宁人。安定门人翁仲通，崇安人，子彦约、彦深、彦国。此外还有安定门人林晟及其子，福清人；游烈，邵武人；徐唐，宁化人；莫表深，邵武人；陈高，仙游人。另外泰山（孙复）一系有泰山门人莫说及其子莫表深，邵武人；泰山再传弟子吴秘，瓯宁人；胡安国，崇安人。还有庐陵（欧阳修）一系，庐陵再传弟子王回，侯官人；郑耕老，莆田人。②
  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第二篇着重梳理了古灵学系，王治心说：“在福建理学系统中，最先成为一独立学系的，要算是古灵一派。”古灵学派，即黄宗羲《宋元学案》所列“古灵四先生学案”。其中陈襄，字述古，学者称为古灵先生；郑穆，字闳中；陈烈，字季慈；周希孟，字公辟。均为侯官人。古灵门人吴道，浦城人；张公谔，闽县人；章衡，浦城人；傅楫，仙游人；黄颖，莆田人。古灵讲友有刘彝。公辟学侣有刘夔，崇安人；蔡襄，仙游人。③除古灵学派外，还有章望之、黄晞、陈瓘、黄隐、刘衡等人。④
  在《福建理学系统》第三篇中，王治心指出：“在龟山讲友及门人中，大多数是福建人。”⑤在所列举的杨时讲友中，包括胡安国，崇安人，胡安国之子胡寅、胡宏、胡宁，从子胡宪等。此外还有陈瓘，南剑州人；游复，建阳人；李夔，邵武人；游酢，建阳人。《福建文化》杂志有关福建理学的研究，王治心开其端，为其他同仁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王治心有关福建理学的问题意识明显影响了李兆民和郭毓麟的研究，如李兆民《洛学道南系的渊源》和《福建理学之渊源》一文专门就杨时道南学派的渊源问题做了梳理，另外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开篇指出“溯自胡安定诸公提倡正学，士林风气为之一变，吾闽向往者先辈中颇不乏人”①，而且郭毓麟同样敏锐地发现，理学很早就传播福建，文章特别列举安定门人有刘彝、翁仲通、林晟及其子，游烈、莫表深、徐唐，泰山门人莫说，庐陵门人王回、郑耕老。
  李兆民的《洛学道南系的渊源》论述杨时所传二程洛学不仅开创了道南学派的先河，而且直接影响了朱子闽学的形成，“这是宋朝以来福建文化的大本营”②。《福建理学之渊源》从更大视野分析了福建理学的思想渊源，文章在阐述北宋理学的形成的基础上，分析了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及张载等人的思想，最后着重分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道南一脉的思想传承。李兆民以此方式说明福建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乃导源于“北宋五子”，明确指出“朱子学统周、邵、程、张诸子，为理学派最成熟之硕果”③。
  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④一文分为十三节，分析了两宋时期福建理学家杨时、胡安国、陈瓘、罗从彦、李侗、胡寅、胡宏、朱熹、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真德秀等人的学术：
  1．一元派杨龟山先生时，“龟山之哲学，与明道（程颢）同为气一元论，以天地只是一气，宇宙间千态万状，不过一气之聚散离合而已。……一之理在人则为诚”“龟山从格物致知，以至修齐治平，皆本乎诚”。
  2．致知派胡福建先生安国，“先生为学之道，主致知穷理尽性。其斥释氏殄灭良知良能，极中肯綮”。
  3．主心派陈了斋先生瓘，“了斋先生学说重心字，以为学者工夫，只在求放心。人之为恶，即是此心受欲蒙蔽，倘临刑之际，良心发现，知悔前非，犹可有为，犹当赦他用他”。
  4．义理派罗豫章先生从彦，“豫章学说重义理，不重功利。故言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而斥老氏下流为申韩”。
  5．心气合一派李延平先生侗，“延平先生主心气合一，心气不能合一，即是未见得集义处。心气如何能合一？须静坐澄心，体认天理，不许一毫私欲之发”。
  6．主心派胡致堂先生寅，“致堂先生主心为本……以圣人教人正心。心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
  7．心性派胡五峰先生宏，“五峰先生以为心性二字，乃道义渊源”“五峰先生以明辨心性为目的，以慎发感通为手段，以求放心为日间学问”。
  8．穷理致知派朱晦庵先生熹，“朱子学说，于哲学上，主理气二元论，本濂溪、伊川之说。于伦理学上，论性主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本张横渠之说。论心则因理气二元之解释，分道心与人心二者，而以仁统之。又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以求放心，持敬、守静为德之修养法。盖朱子集古来诸家之思想，冶为一炉，而又能自以己意评判，融合贯通，而蔚成有宋一代理学大家也”。
  9．数理派蔡西山先生元定，“西山精研《易》理，上继康节（邵雍）之遗绪，重有发明”。
  10．范数派蔡九峰先生沈，“九峰先生最大之发明，厥为数之一字。先生以数字能含括一切妙理”。
  11．一本派黄勉斋先生榦，“勉斋学说之大要，以为道有体用二方面，体者一本，天命之性……用者万殊，率性之道”。
  12．道理派陈北溪先生淳，“北溪学说注重道理二字，道理却有分别，万古通行是道，万古不易是理。道理须参得透……方可达到诚意居安之地步”。
  13．象理派真西山先生德秀，“西山先生以为天下凡有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之道理存于其中”。
  《福建文化》杂志有关两宋时期福建理学的研究可谓全面而且系统，除了传统的朱子学，还有前朱子学——道南学派。王治心、李兆民及郭毓麟等研究者还对朱子门人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以及朱熹后学真德秀等，而且还涉及了古灵学派、福建学派等，还把视野扩大到了明清时期，可以说《福建文化》杂志研究的范围和关注的焦点已经涉及了福建儒学的各个领域。
  三、《福建文化》的明清福建理学研究
  明清福建理学研究方面，主要有李兆民《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一文①，主要理学家包括入闽讲学者阳明弟子王畿，泰州学派入闽学者耿天台。
  其他还有莆田人周瑛、晋江人蔡清、漳浦人陈真晟、惠安人张岳、漳浦人黄道周，等等。李兆民《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不仅关注闽籍理学家，而且把视野扩大到了域外理学家，并以王畿、耿天台的思想为例，来分析他们思想的闽学化倾向，最后成为福建理学的逻辑范畴。
  李兆民的《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对于闽籍理学家的思想和历史地位做了表彰，如蔡清，李兆民说“虚斋（蔡清号）为学从训诂而窥见大体，究不为支离所域也。概以静而虚断之。……虚斋说出慈湖（杨简）而宗陆氏”。另外陈真晟，李兆民说“剩夫（真晟字）为程朱传统思想之继承也，与白沙派大别”。而李兆民称张岳为“保守闽学而力拒新兴阳明势力侵入者”，还有李兆民对于黄道周评价较高，肯定了其独立不迁的学术性格。《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胪列的理学家还有蔡世远及从子蔡新，漳浦人；雷鋐，宁化人；阴承方，宁化人；谢金銮，侯官人；林赞龙。雷鋐和阴承方属于客家人，明清时期，客家地区崇文重教，理学思想发展起来。雷鋐著有《阳明禅学考》《象山禅学考》等文章。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李兆民的《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可能还比较粗糙，对于很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如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交涉，还有客家地区的儒学问题等。这些都没有深入下去，但无疑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四、研究特色及其启示
  （一）福建理学研究涉及朱子学诸多领域
  《福建文化》在长达十余年的朱子学研究中，整个朱子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涉猎。朱子学史包括了朱子前论、朱子本论及朱子后论，朱子学是一脉相承的思想学说。王治心的《福建理学系统》系列文章改变了以往讲宋明理学简单从杨时说起的路径，而从此前和其时的古灵学派、福建学派说起，梳理了朱子学的理学渊源。朱子学本论的研究则有金云铭《朱子著述考》、李兆民《紫阳理学之我见》、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等，朱子后学的研究有郭毓麟的《李光地传略》，李兆民的《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傅衣凌翻译的《明末的福建思想家及三教关系》等。在朱子遗迹的调查方面有吴邦宪《关于朱子研究的一封信》，刘强《朱晦翁与闽清》，李兆民的《游廌山先生之迹》等。
  （二）侧重探讨福建理学渊源问题
  王治心的《福建理学系统》并没有从“价值立论”，而是从传授系统方面叙述其关系和影响，“通常讲到福建理学家的时候，总是从杨龟山说起，与龟山以前，已经有过古灵学派；与龟山同时的，又有福建学派。古灵、福建都已成为一派学说，我们应当从他们说起”。《福建理学系统》试图以《宋元学案》为材料，理出福建理学的系统出来，因此还是传统的学案体。文章重点考述古灵、福建学派的学侣、同调和门人。在李兆民《福建理学之渊源》中，将闽学渊源追溯到宋初，“五代丧乱，文化凌迟，宋太祖反正，重学艺，求遗书……声教风靡天下，竟出欧阳修、孙复、石介、胡瑗诸先辈，尊崇师道，讲明正学。尔后濂洛关闽之递兴，盖渊源有自也”。同样，李兆民的《洛学道学系的渊源》说程颐洛学道南系是“宋朝以来福建文化的大本营”，而道南系以杨时为祖师，“龟山（杨时）是洛学道南系的先河，也是洛学传统思想的中坚，等到朱熹出来，便集中全国的学术思想了”。
  （三）福建理学材料的调查与整理取得了一定成果
  注重史迹调查是《福建文化》的办刊风格，1935年第3卷第24期特别开辟“漳州史迹专号”，朱维之在卷头语中说“本会（福建文化研究会）近来觉得调查和研究本省各文化中心地底史迹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在进行各种工作之外，特别注意史迹调查的进行”“这还不过是福建地方史迹调查研究底开端，我们打算继续进行福州、兴化、泉州等文化中心地底史迹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的史迹调查，研究会成员已经切身感受到到朱子于福建的重大影响，朱维之说：“此外可注意的点很多，如朱子影响底伟大等等，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了。”刘强的《朱晦翁与闽清》从“事迹”“笔迹”两点，介绍了作者家乡闽清有关朱熹的传说遗迹①。1934年第2卷第16期刊载的《关于朱子研究的一封信》②，作者署名邦宪（即吴邦宪），此信是写给宜茀先生的回信，二者可能是师生关系。邦宪是闽北人，在信中就其所知，论列了闽北各地朱子遗迹。
  金云铭的《朱子著述考》③是考证朱熹撰述的佳作，文章考证朱熹撰述之书《周易本传》等39种，朱熹编次之书《二程遗书》《近思录》等18种，朱熹注释之书《四书章句集注》等六种，朱熹校刊之书《周易参同契考异》等15中，朱熹著述经后人编次而成书者《朱子五经大全》《朱子语类》等64种，以上总计朱子撰述达142种，文章对于各书之版本和存佚情况著录尤详。后面还附录有历代研究朱子学的篇目，可以说《朱子著述考》是一篇朱子学研究的综合目录书。
  20世纪福建朱子学研究迎来了两次高峰，《福建文化》杂志的朱子学研究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则是20世纪80年代高令印、陈其芳两先生《福建朱子学》的问世。两次时间间隔长达半个世纪①。《福建朱子学》将朱熹及其福建籍的弟子、再传弟子和后学二十余人的思想、言行有关记载汇集在一起，按时代先后分别论述，对每人的著作加以简介，对开展朱子学的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史料及史料线索。高令印先生于福建朱子学的学科建构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福建朱子学，即朱子及其福建籍后学的理学思想，高令印先生认为：“南宋时闽学和朱子学的概念是一致的，其后闽学和福建朱子学的概念也具有相同的意义。”②
  有观点评价福建朱子学“标明20世纪80年代福建朱子学研究比30年代的研究水平大为提高，并在全国朱子学研究中亦占有一定地位”③。《福建朱子学》的问世，标志着福建朱子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朱子学新学科和教系统的福建哲学史、闽学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福建文化》与《福建朱子学》两者都非常注重实地调查，成为共有的研究特色。高令印先生研究朱熹思想与深入考察其家事、生计、行踪、遗迹相结合起来，编著《朱熹事迹考》一书④。此书对朱子学研究，具有另辟蹊径特点。有人评价此书：第一，弄清了朱熹祖籍；第二，提供了重新评价朱熹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的证据；第三，发现了朱熹思想转折的木刻匾；第四，较多地发现了朱熹佛教思想的墨迹；第五，发现了朱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遗址与墨迹。⑤
  《福建文化》杂志在民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在对两宋、明清的理学家及其思想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填补了福建理学的空白，在这方面，《福建文化》无疑的开了先锋。可惜，《福建文化》理学研究的传统曾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福建理学的研究才又走上正轨。现今有关福建理学的研究已经有很大进步，范围扩展到道南学派、朱熹门人及后学。但不可否认，《福建文化》杂志的系统研究无疑开了一个好头，对于当今福建理学，乃至福建理学的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材料收集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①郭际唐：《关于福建文化研究会和福建协和大学的几句话》，《福建文化》1931年创刊号。 ②《发刊词》，《福建文化》1931年创刊号。 ①此据檀梅仁“本刊的回顾与前瞻”，《福建文化》1944年第2卷第1期，第1页。 ②《福建文化》1932年第1卷第3期，第1页，第8～9页。 ①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一），《福建文化》1933年第2卷第13期。 ②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一），《福建文化》1933年第2卷第13期。 ③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二），《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4期。 ④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三），《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5期。 ⑤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三），《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5期。 ①王治心：《福建理学系统》（三），《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5期。 ②郭毓麟：《论宋代福建理学》，《福建文化》1937年第4卷第24期。 ③李兆民：《洛学道南系的渊源》，《福建文化》1935年第3卷第17期。 ④李兆民：《福建理学之渊源》，《福建文化》1937年第4卷第24期。 ①李兆民：《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福建文化》1937年第4卷第24期。 ①刘强：《朱晦翁与闽清》，《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6期，第38页。 ②邦宪：《关于朱子研究的一封信》，《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6期，第30～32页。 ③金云铭：《朱子著述考》，《福建文化》1934年第2卷第16期，第2～15页。 ①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20世纪福建朱子学研究成果的论著有刘树勋：《闽学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6～540页，但于两次高峰的异同点并未展开。 ②高令印：《朱子学通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③刘树勋：《闽学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 ④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王鉴平：《评〈朱熹事迹考〉》，《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