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无论儒家原典，抑或秦汉以降的国家礼制，宋以降的“新儒学”，都明确采纳并运用着合唱这种音乐形式。
  《仪礼》中《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四篇所规定的嘉礼，都有合唱环节。合唱人数，有“工六人”“工四人”不等。工是歌工，郑玄注：“瞽蒙，善歌讽诵诗者也。”即善于唱诗的盲人。以《燕礼》为例，该礼“作乐”的部分，其仪程略分四步：
  第一步，在乐正引领下，工四人升堂（带有两把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属《诗经·小雅》）。
  第二步，堂下吹笙队吹《南陔》《白华》《华黍》（属《小雅》）。
  第三步，堂上歌与堂下笙交替：上歌《鱼丽》，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均属《小雅》）。
  第四步，堂上堂下“合乐”，演唱《关雎》《葛覃》《卷耳》（属《诗经·周南》）和《鹊巢》《采蘩》《采蘋》（属《诗经·召南》）。
  歌者登堂，谓之升歌，或登歌。依《仪礼》所示，燕射诸礼都会用到升歌。然而不仅嘉礼，作为吉礼的祭礼也广泛用到。《周礼·春官》谈到了“大祭祀”和“大飨”中的登歌：“大祭祀，（大师）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小师》：“登歌击拊。”这里的大师、小师，是乐队之队长，应该也是盲人。如《仪礼·大射仪》，登堂而歌的乐工六人，其中就有大师、小师各一人。他们的“击拊”（拊似鼓），是起歌的指令。《春官》中“下管播乐器”一句，“管”指笙箫等管乐，是说管乐器在堂下为堂上之歌伴奏，与上述《燕礼》的布置一致。据周代之礼，登歌人数都是双数。后世朝廷、宗庙大典无不有登歌之仪，但人数并不统一。《宋史·乐二》总结：“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进行改革，“堂上歌为八”，规模扩大了一倍。其原因是琴瑟等乐器增多，为了保证人声不被掩盖，必须扩大合唱人数。同样不统一的还有歌词，例如《明史·乐志一》云：“明兴，太祖锐志雅乐。……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不用诗三百，而是作新词，可能是为了显示天子制礼作乐的特权，也可能是有见于《诗经》乐谱难明之故。
  从登歌的安排很容易看出来，人声最贵，器乐为声乐服务。《礼记·郊特牲》谈升歌：“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汉代的登歌甚至取消了乐器伴奏，为的就是“不以丝竹乱人声”（《隋书·音乐下》）。后代流行的一句话是，“丝不如竹，竹不如肉”。①反观今日，所谓民乐表演，实为单纯的民族乐器表演。各地祭孔复原释奠礼，音乐部分也是侧重钟鼓丝竹的演奏。它们都遗漏了古礼所推崇的人类自身的歌喉。人声的连续性、多样性，为打击乐器、管弦乐器所不及。更重要的是声乐有文词，如登歌之歌《鹿鸣》《关雎》等，每篇都有不同的含义。
  合唱选什么人，是个有趣的问题，关系到古人认为谁人更有天赋，什么样的嗓音更动听，更能达到目的。上古歌者多瞽者，这是常识，前文多及之。秦汉以后，征选青少年的多了起来，其中汉高祖是先行者。《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回乡，与家乡父老子弟纵酒：“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这次，他从沛中征选了少年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相信这班少年的主要职责就是合唱诗歌，而且必唱高祖自作的慷慨之歌，其气势可以想见。是否也用于庙堂登歌之仪，则不得而知。后来汉惠帝保留了一百二十人的编制，有缺就补，但“皆令为吹乐”，转为演奏器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