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传统家庭伦理观所隐含的政治思维
  1．“家国一体化”与传统“家”的概念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思考家庭伦理问题时第一句想到的话，这句话出自《大学》。在孔子的时代，《大学》还不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朱子的《四书集注》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于是“修、齐、治、平”成了传统儒生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这句话隐含了“家国一体化”的观念，“家”不仅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齐家”也是伦理道德和政治关怀的起点，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做的准备。家国一体化思想也能从语言当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汉语的“国家”概念由“国”和“家”组成，两者间具有一体化的关系。英语“国家”的概念一般表述为“country”“nation”或“state”，这几个词都是表示地域或民族性的概念，而汉语“国家”概念则是地域性、民族性和家庭组织的总和。
  从“齐家”是否能推展到“治国”呢？这个被传统士大夫奉为圭臬的人生罗盘，现代人可能会有所怀疑。在传统家国思想中，“家”的概念不是我们目前社会普遍见到的小家庭，而是“家族”的概念。它是一个以姻亲与血缘关系组成的小型社会，规模从几十人，甚至到上千人都有可能。“家族”是一个小型社会组织，有严密的宗法礼制和伦理规范，家族领袖往往负有基层管理的职能，能够对个人进行约束，家族的社会运作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小型缩影。
  关于“齐家”和“治国”之间的关系是否那么紧密吗？清代学者谭嗣同也曾提出质疑。他指出，《大学》中所谓的“家”：
  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群臣上下，一以宗法统之。天下之大宗也，诸侯、卿大夫皆世及，复各为其宗。……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齐其家，然后能治国、平天下。自秦汉以来，封建久湮，宗法荡尽，国与家渺不相涉。家虽至齐，而国仍不治；家虽不齐，而国未尝不可治。……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不可行。①
  谭嗣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大学》成书背景中“家”的概念是封建时期的“大家族”概念。因此在历史上经常可以见到家齐未必国治，或者国治而家未必齐的例子。顾颉刚也指出，《大学》中的“齐家”，并非一般的氏族，而是“鲁之三家”、齐之“高、国之家”，即“一国中之贵族，具有左右国之政治力量者”①。由此可知，《大学》齐家思想所讨论的“家”并非一般寻常百姓之家，而是封建贵族之家。家国一体化是周朝宗法封建统治下的思想产物，诸侯称国，大夫称家，还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②传统家庭伦理观是在大家族的社会脉络下讨论的，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核心家庭概念有着极大的差距。因此，想要把传统的家庭伦理观置入现代社会的脉络，需进一步梳理。
  2．“家国同构”思想构成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的超级铁三角
  在国家和每一个个人之间，存在着家族这个重要的中介，透过严密的宗法礼制，把每一个个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个朝向中央的小型社会组织，形成特殊的“家国一体化”思想。“家国一体化”不但把家族组织起来，也建构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如同谭嗣同所质疑的，《大学》所谓的“家”是指具有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大家族，并非一般的氏族，自秦汉以来“家”和“国”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紧密，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总是和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呢？
  “家国一体化”之间存在着“家国同构”的思想，这是联系两者关系的真正基石。传统中国人把整个“天下”视为一个大宇宙，而“个人”以及“家族”则是和大宇宙具有相应结构的小宇宙。这种同构思维是汉儒政治哲学的基础，并在朱子理学中得到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和强化。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不但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也都是天理的体现，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两者间还具有特殊的符应关系。在家国同构思想指导下，家族和国家之间不只是单纯的单位组成关系，家族是国家的缩小体，是具有相似结构、会交互影响的一对同构体。“家”的放大就是“国”，因此，皇帝被视为“父”，而地方官员被视为“父母官”。家国同构思想让移孝做忠成为可能，加强了封建统治的力量，而成为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
  金观涛先生在其“超稳定系统假说”中，分析了儒家学说对于维持封建大国社会稳定的作用。他认为透过儒家学说的指导，中国社会建立了一个“超稳定系统”，由儒家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了文化、政治、经济三个子系统，构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维持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政权，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之间是绝无仅有的。儒家的政治学说是维持稳定的关键，它是克服分裂割据的重要意识形态－团结了每一个个人，指导着各阶层组织的行动纲领，将松散的组织整合成向中央集权整合的结构。①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宗法的家族、家庭观念是重要的中间层。然而宗法血缘家族往往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容易形成割据的封建势力，不利于建立广大地域性的国家。而家国同构思想却可以维持政治、文化、经济三个子系统的协调稳定，把国家和个人很好地协调起来。②
  “家国同构”思想让强调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也是忠君、爱国的基础，让移孝做忠成为可能，进一步强化封建统治的力量。在两者的同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家族礼制观念强化了儒家的国家学说，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家庭伦理思想当中。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加强宗法制度，家庭不但是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单位，族长还承担地方自治、教育、道德规范的责任，在严密的宗法礼制之下，俨然是一个小型社会。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交互关系。
  3．严格的继承者教育
  在“家国同构”思想的观念下，家族是一个和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系统。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家族的社会地位，个人的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家族的因素。因此，家庭伦理就和政治、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封建贵族之家而言更是如此，“齐家”与“治国”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性与紧张性，其中的国主或家主更扮演了关键角色，辅以严格的继承者教育。
  儒家的观点认为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力，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影响的层面比普通人还要深远，是以需谨言慎行，应带头自我修养，做人民的表率。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③此外，治人者与被治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①成为儒家的基本观点。为了日后能有良好的治理能力，君主的养成教育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私领域的事情，而是关系着政治的国之大事。根据《大戴礼记·保傅》的记载，太子年幼时，身旁须设有太保、太傅、太师、少保、少傅、少师六名近臣，严格掌管太子的生活教育。太子年纪稍长后，须入小学、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太学六学，学习行政管理的知识。“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彻膳，不彻膳则死”，对于太子所犯的过错，必须详加记录以备查考，并以撤去饮食作为惩戒。这些严格的教育工作，甚至应该从胎教开始。②君主执政后，身旁需安排“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拂天子之过者也”。③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大学》可看到儒家传统包含了修己与治人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而“盛德的君子”则是其中的枢纽。家国同构以天子为中心，把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族，组织成以天子为中心的互相关联的大网。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地修正自身，成为君子（要治人则要先成为君子），成德之教或君子之学便成为儒家教育的理想，构成家庭伦理重要的纲领。
  （二）现代家庭伦理观的产生及其特征
  1．五四批判精神的影响
  “家国同构”的伦理思想，让移孝做忠成为可能，成为传统封建统治的基石。然而影响是双方面的，封建统治的政治思维也渗透进家庭伦理中，表现出强烈的父权专制色彩。这让传统的家庭观在近代面临严重的冲击，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表现更为激烈，五四青年普遍认为传统的家庭宗法观念束缚了个人和个性的自由。当时，个人主义逐渐抬头，取代传统家族本位主义，如陈独秀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④傅斯年和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视为压制个性发展的“万恶之源”。①
  五四时期是新旧意识形态更替的重要阶段，在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三方面同时出现整体性的变化，并对传统伦理秩序等级产生一种全盘价值逆反的态度。②传统儒家是以“仁”和“家庭伦理”作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深层结构，具有井然有序的伦理秩序。五四运动拥护“平等”的新价值，很多人主张废除伦理等级尊卑的约束，例如陈独秀就把纲常名教看成是阶级制度的拥护，违反平等的精神。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表达了对传统伦常礼教的指控，认为满篇的道德仁义都是吃人礼教。伦常等级的解构不只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他们主张家庭伦理的规范也应该一并消除，许多五四青年从家庭中出走。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对家庭伦理的质疑，文中说：“易卜生的剧本《娜拉》（或译《玩偶之家》），把家庭看成是虚伪、假道德的猴子戏戏台。易卜生所描述的家庭，有四种大恶德：自私自利，倚赖性、奴隶性，假道德、装腔作戏，懦怯没有胆子，妻子如同丈夫的玩偶……”胡适在白话诗《我的儿子》中认为父母于子女无恩，本不应居功，更不能随意索取。五四思想主要集中在家庭伦理尊卑等级的质疑，尤其是父权专制思想的批判。
  2．社会变迁、政治改革运动与现代家庭的面貌
  五四运动是传统中国朝向现代化转化的关键，但它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启蒙，具体实践还必须仰赖整体社会条件的成熟。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改革运动，则是这些近代思想的具体实现。除了整体大环境的变迁以外，政治上的社会改革运动把五四以来的现代化思潮，透过妇女解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表现出来。从家庭伦理的问题来说，人民公社运动取消了家庭的组织形式，“文化大革命”则进一步试图消灭人伦关系的思想架构，这些都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分解。这些实验或许并非都能成功，但是对于现代家庭的形塑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妇女解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直接改变了现代家庭的面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政策也构筑了现代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
  政治改革配合整个大时代的社会变迁（例如民主政治的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朝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都市化的现象等时代的巨变），不但使传统家庭生态急遽转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也有了极大的不同，迎来20世纪全新的家庭生活面貌。现代家庭有着以下几点特征以及独特问题：
  （1）家庭结构由大家族变成小家庭。在改革开放、工商业经济兴起之后，人口朝都市集中，传统以农立国、集体农耕生活的社会形态改变，与之相互适应的传统大家族结构也迅速崩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直系血亲为主的小家庭结构。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家庭的结构更加小型化，三口之家成为现代家庭的主流。不但家庭结构由繁变简，规模由大变小，家庭的职能也由多变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伦组成关系。传统的家庭伦理乃是为了庞大的家族组织而制定的规范，放到现代化的小家庭之中，往往显得臃肿不堪。
  （2）女性角色定位的改变。女性拥有受教权以及就业的保障，让现代妇女不再需要完全依附家庭，拥有知识与经济的独立。双薪家庭日益普遍，妇女除了家庭之外，也走向了社会，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空间。这让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思想受到质疑。此外，现代妇女也面临到家庭、事业－蜡烛两头烧，难以兼顾的问题。这些实际需求都让现代化的家庭伦理建设成为必要。
  （3）家庭的轴心从父系家长制转变成以夫妻双方为主。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被工商业经济取代，农业生产的没落促使传统宗法家族的消失。土地的继承不再以农耕为主，这让传统传子不传女、嫡长子继承制等避免土地分割的措施松绑，使得宗法家族制度不再具有那么强大的约束力。教育的普及，让子女辈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而在知识上、经济上更具优势，职业的选择和社会阶层流动变大，这也是家长制权威变弱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政策和都市化的影响，家庭结构小，人口单纯，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经济责任，共同进行决策成为常态。传统以父系为主的家庭轴心，转变成以夫妻双方共同做主的家庭轴心。这么一来，夫妻关系是否融洽，就成了家庭功能是否健全的关键问题。
  （4）家庭生活重心集中在子女身上。少子化的现象让子女受到特别的关爱，家庭生活的重心几乎环绕在子女的照顾和教育问题上。过多的关注容易偏于溺爱，加上过度强调升学考试的价值观，常常养成许多抗压力低的小公主、小王子。因此，家庭的教育功能虽然受到普遍重视，却也有许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下文将以朱子的家庭教育观来回答这个问题。
  （5）家庭伦理从家长制转向强调民主与平等。传统的家庭伦理比较强调家长权威以及男性主导权，这在五四运动以及近代以来的政治改革中都有许多反省与改变。当代的家庭已经较少是权威专制的家庭气氛，大多是比较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对待。在少子化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父母和子女之间也较少是权威压制的教育，比较尊重子女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夫妻关系方面，实现了婚恋自由、婚姻自主，女性也拥有独立地位与较高的尊重。
  在传统家族礼制的约束下，过去的现代化思潮着重在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但是对当代社会而言，个人主义和家庭义务或夫妻关系之间的冲突矛盾，可能是更为迫切的问题。离婚率的居高不下是当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家庭危机，进步国家情况更为严重，都市又比乡村严重。过去的社会改革思潮以及政治改革运动，常常沿袭了五四以来的一味批判传统的惯性思维，缺乏对传统文化以及现代化问题进行更深层、更合理的思考。在破旧的同时，未必能建构出相应的家庭伦理观，而导致许多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