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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人际伦理的出发点和核心，健全的家庭功能就像健康的人体细胞一样，是整体国家发展的基础。因此，家庭伦理的建设是维持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家庭伦理不但是个人私领域的家事，同时也关系着整体国族命运的大事。因此格外受到重视，是道德建设的核心概念。
  朱子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并有许多相关著作。朱子是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对传统社会的价值形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传统社会的家庭伦理观。朱子理学是以修身成德为核心关怀所展开的，他的家庭伦理观也是在修身成德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强烈道德自觉的要求下，描绘出一个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理想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的美满家庭。这是一个国家缩影的小型社会组织，也是天理在人伦纲常上展现出的常道。这样的义理观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样貌。
  随着时代的演进，传统文化当中理想家庭的描绘渐渐地受到质疑或批判，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传统的伦理观成了批判对象，家庭伦理则是其中主要的战场。在这之后，中国从传统封建社会朝向现代化快速转型，不但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家庭伦理观也产生极大的变化。本文从传统家庭伦理观的梳理出发，探讨家庭伦理的本质意涵，并配合现代家庭的实际需求，提出朱子家庭伦理观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传统家庭伦理观的转变
  （一）传统家庭伦理观所隐含的政治思维
  1．“家国一体化”与传统“家”的概念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思考家庭伦理问题时第一句想到的话，这句话出自《大学》。在孔子的时代，《大学》还不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朱子的《四书集注》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于是“修、齐、治、平”成了传统儒生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这句话隐含了“家国一体化”的观念，“家”不仅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齐家”也是伦理道德和政治关怀的起点，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做的准备。家国一体化思想也能从语言当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汉语的“国家”概念由“国”和“家”组成，两者间具有一体化的关系。英语“国家”的概念一般表述为“country”“nation”或“state”，这几个词都是表示地域或民族性的概念，而汉语“国家”概念则是地域性、民族性和家庭组织的总和。
  从“齐家”是否能推展到“治国”呢？这个被传统士大夫奉为圭臬的人生罗盘，现代人可能会有所怀疑。在传统家国思想中，“家”的概念不是我们目前社会普遍见到的小家庭，而是“家族”的概念。它是一个以姻亲与血缘关系组成的小型社会，规模从几十人，甚至到上千人都有可能。“家族”是一个小型社会组织，有严密的宗法礼制和伦理规范，家族领袖往往负有基层管理的职能，能够对个人进行约束，家族的社会运作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小型缩影。
  关于“齐家”和“治国”之间的关系是否那么紧密吗？清代学者谭嗣同也曾提出质疑。他指出，《大学》中所谓的“家”：
  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群臣上下，一以宗法统之。天下之大宗也，诸侯、卿大夫皆世及，复各为其宗。……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齐其家，然后能治国、平天下。自秦汉以来，封建久湮，宗法荡尽，国与家渺不相涉。家虽至齐，而国仍不治；家虽不齐，而国未尝不可治。……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不可行。①
  谭嗣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大学》成书背景中“家”的概念是封建时期的“大家族”概念。因此在历史上经常可以见到家齐未必国治，或者国治而家未必齐的例子。顾颉刚也指出，《大学》中的“齐家”，并非一般的氏族，而是“鲁之三家”、齐之“高、国之家”，即“一国中之贵族，具有左右国之政治力量者”①。由此可知，《大学》齐家思想所讨论的“家”并非一般寻常百姓之家，而是封建贵族之家。家国一体化是周朝宗法封建统治下的思想产物，诸侯称国，大夫称家，还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②传统家庭伦理观是在大家族的社会脉络下讨论的，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核心家庭概念有着极大的差距。因此，想要把传统的家庭伦理观置入现代社会的脉络，需进一步梳理。
  2．“家国同构”思想构成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的超级铁三角
  在国家和每一个个人之间，存在着家族这个重要的中介，透过严密的宗法礼制，把每一个个人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个朝向中央的小型社会组织，形成特殊的“家国一体化”思想。“家国一体化”不但把家族组织起来，也建构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如同谭嗣同所质疑的，《大学》所谓的“家”是指具有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大家族，并非一般的氏族，自秦汉以来“家”和“国”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紧密，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总是和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呢？
  “家国一体化”之间存在着“家国同构”的思想，这是联系两者关系的真正基石。传统中国人把整个“天下”视为一个大宇宙，而“个人”以及“家族”则是和大宇宙具有相应结构的小宇宙。这种同构思维是汉儒政治哲学的基础，并在朱子理学中得到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和强化。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不但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也都是天理的体现，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两者间还具有特殊的符应关系。在家国同构思想指导下，家族和国家之间不只是单纯的单位组成关系，家族是国家的缩小体，是具有相似结构、会交互影响的一对同构体。“家”的放大就是“国”，因此，皇帝被视为“父”，而地方官员被视为“父母官”。家国同构思想让移孝做忠成为可能，加强了封建统治的力量，而成为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
  金观涛先生在其“超稳定系统假说”中，分析了儒家学说对于维持封建大国社会稳定的作用。他认为透过儒家学说的指导，中国社会建立了一个“超稳定系统”，由儒家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了文化、政治、经济三个子系统，构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维持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政权，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之间是绝无仅有的。儒家的政治学说是维持稳定的关键，它是克服分裂割据的重要意识形态－团结了每一个个人，指导着各阶层组织的行动纲领，将松散的组织整合成向中央集权整合的结构。①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宗法的家族、家庭观念是重要的中间层。然而宗法血缘家族往往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容易形成割据的封建势力，不利于建立广大地域性的国家。而家国同构思想却可以维持政治、文化、经济三个子系统的协调稳定，把国家和个人很好地协调起来。②
  “家国同构”思想让强调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也是忠君、爱国的基础，让移孝做忠成为可能，进一步强化封建统治的力量。在两者的同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家族礼制观念强化了儒家的国家学说，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家庭伦理思想当中。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加强宗法制度，家庭不但是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单位，族长还承担地方自治、教育、道德规范的责任，在严密的宗法礼制之下，俨然是一个小型社会。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交互关系。
  3．严格的继承者教育
  在“家国同构”思想的观念下，家族是一个和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系统。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家族的社会地位，个人的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家族的因素。因此，家庭伦理就和政治、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封建贵族之家而言更是如此，“齐家”与“治国”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性与紧张性，其中的国主或家主更扮演了关键角色，辅以严格的继承者教育。
  儒家的观点认为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力，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影响的层面比普通人还要深远，是以需谨言慎行，应带头自我修养，做人民的表率。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③此外，治人者与被治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①成为儒家的基本观点。为了日后能有良好的治理能力，君主的养成教育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私领域的事情，而是关系着政治的国之大事。根据《大戴礼记·保傅》的记载，太子年幼时，身旁须设有太保、太傅、太师、少保、少傅、少师六名近臣，严格掌管太子的生活教育。太子年纪稍长后，须入小学、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太学六学，学习行政管理的知识。“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彻膳，不彻膳则死”，对于太子所犯的过错，必须详加记录以备查考，并以撤去饮食作为惩戒。这些严格的教育工作，甚至应该从胎教开始。②君主执政后，身旁需安排“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拂天子之过者也”。③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大学》可看到儒家传统包含了修己与治人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而“盛德的君子”则是其中的枢纽。家国同构以天子为中心，把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族，组织成以天子为中心的互相关联的大网。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地修正自身，成为君子（要治人则要先成为君子），成德之教或君子之学便成为儒家教育的理想，构成家庭伦理重要的纲领。
  （二）现代家庭伦理观的产生及其特征
  1．五四批判精神的影响
  “家国同构”的伦理思想，让移孝做忠成为可能，成为传统封建统治的基石。然而影响是双方面的，封建统治的政治思维也渗透进家庭伦理中，表现出强烈的父权专制色彩。这让传统的家庭观在近代面临严重的冲击，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表现更为激烈，五四青年普遍认为传统的家庭宗法观念束缚了个人和个性的自由。当时，个人主义逐渐抬头，取代传统家族本位主义，如陈独秀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④傅斯年和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视为压制个性发展的“万恶之源”。①
  五四时期是新旧意识形态更替的重要阶段，在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三方面同时出现整体性的变化，并对传统伦理秩序等级产生一种全盘价值逆反的态度。②传统儒家是以“仁”和“家庭伦理”作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深层结构，具有井然有序的伦理秩序。五四运动拥护“平等”的新价值，很多人主张废除伦理等级尊卑的约束，例如陈独秀就把纲常名教看成是阶级制度的拥护，违反平等的精神。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表达了对传统伦常礼教的指控，认为满篇的道德仁义都是吃人礼教。伦常等级的解构不只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他们主张家庭伦理的规范也应该一并消除，许多五四青年从家庭中出走。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对家庭伦理的质疑，文中说：“易卜生的剧本《娜拉》（或译《玩偶之家》），把家庭看成是虚伪、假道德的猴子戏戏台。易卜生所描述的家庭，有四种大恶德：自私自利，倚赖性、奴隶性，假道德、装腔作戏，懦怯没有胆子，妻子如同丈夫的玩偶……”胡适在白话诗《我的儿子》中认为父母于子女无恩，本不应居功，更不能随意索取。五四思想主要集中在家庭伦理尊卑等级的质疑，尤其是父权专制思想的批判。
  2．社会变迁、政治改革运动与现代家庭的面貌
  五四运动是传统中国朝向现代化转化的关键，但它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启蒙，具体实践还必须仰赖整体社会条件的成熟。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改革运动，则是这些近代思想的具体实现。除了整体大环境的变迁以外，政治上的社会改革运动把五四以来的现代化思潮，透过妇女解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表现出来。从家庭伦理的问题来说，人民公社运动取消了家庭的组织形式，“文化大革命”则进一步试图消灭人伦关系的思想架构，这些都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分解。这些实验或许并非都能成功，但是对于现代家庭的形塑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妇女解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直接改变了现代家庭的面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政策也构筑了现代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
  政治改革配合整个大时代的社会变迁（例如民主政治的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朝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都市化的现象等时代的巨变），不但使传统家庭生态急遽转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也有了极大的不同，迎来20世纪全新的家庭生活面貌。现代家庭有着以下几点特征以及独特问题：
  （1）家庭结构由大家族变成小家庭。在改革开放、工商业经济兴起之后，人口朝都市集中，传统以农立国、集体农耕生活的社会形态改变，与之相互适应的传统大家族结构也迅速崩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直系血亲为主的小家庭结构。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家庭的结构更加小型化，三口之家成为现代家庭的主流。不但家庭结构由繁变简，规模由大变小，家庭的职能也由多变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伦组成关系。传统的家庭伦理乃是为了庞大的家族组织而制定的规范，放到现代化的小家庭之中，往往显得臃肿不堪。
  （2）女性角色定位的改变。女性拥有受教权以及就业的保障，让现代妇女不再需要完全依附家庭，拥有知识与经济的独立。双薪家庭日益普遍，妇女除了家庭之外，也走向了社会，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空间。这让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思想受到质疑。此外，现代妇女也面临到家庭、事业－蜡烛两头烧，难以兼顾的问题。这些实际需求都让现代化的家庭伦理建设成为必要。
  （3）家庭的轴心从父系家长制转变成以夫妻双方为主。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被工商业经济取代，农业生产的没落促使传统宗法家族的消失。土地的继承不再以农耕为主，这让传统传子不传女、嫡长子继承制等避免土地分割的措施松绑，使得宗法家族制度不再具有那么强大的约束力。教育的普及，让子女辈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而在知识上、经济上更具优势，职业的选择和社会阶层流动变大，这也是家长制权威变弱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政策和都市化的影响，家庭结构小，人口单纯，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经济责任，共同进行决策成为常态。传统以父系为主的家庭轴心，转变成以夫妻双方共同做主的家庭轴心。这么一来，夫妻关系是否融洽，就成了家庭功能是否健全的关键问题。
  （4）家庭生活重心集中在子女身上。少子化的现象让子女受到特别的关爱，家庭生活的重心几乎环绕在子女的照顾和教育问题上。过多的关注容易偏于溺爱，加上过度强调升学考试的价值观，常常养成许多抗压力低的小公主、小王子。因此，家庭的教育功能虽然受到普遍重视，却也有许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下文将以朱子的家庭教育观来回答这个问题。
  （5）家庭伦理从家长制转向强调民主与平等。传统的家庭伦理比较强调家长权威以及男性主导权，这在五四运动以及近代以来的政治改革中都有许多反省与改变。当代的家庭已经较少是权威专制的家庭气氛，大多是比较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对待。在少子化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父母和子女之间也较少是权威压制的教育，比较尊重子女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夫妻关系方面，实现了婚恋自由、婚姻自主，女性也拥有独立地位与较高的尊重。
  在传统家族礼制的约束下，过去的现代化思潮着重在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但是对当代社会而言，个人主义和家庭义务或夫妻关系之间的冲突矛盾，可能是更为迫切的问题。离婚率的居高不下是当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家庭危机，进步国家情况更为严重，都市又比乡村严重。过去的社会改革思潮以及政治改革运动，常常沿袭了五四以来的一味批判传统的惯性思维，缺乏对传统文化以及现代化问题进行更深层、更合理的思考。在破旧的同时，未必能建构出相应的家庭伦理观，而导致许多家庭问题。
  二、朱子家庭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功能
  （一）朱子的家庭伦理思想
  1．家庭伦理的本质与和谐思想
  传统的家庭伦理观虽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具有浓厚的封建文化色彩，但是这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没必要因此而加以全盘否定。讨论朱子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可将政治因素的介入从中卸载，回归家庭伦理的本质。随着时代的推移，“修、齐、治、平”这一蕴含“家国同构”思想的指导方针和现代社会的现状已有所不同，“齐家”与“治国”被视为不同的实践领域（公领域和私领域），其间的联系未必那么紧密。现代人可能不会将“齐家”视为“治国”的准备工作，“家国同构”的关系可能被看成是细胞与身体的关系——家庭的和谐有益于国家的稳定。排除政治因素的干预，回归家庭的本质。家庭是以夫妻之间的结合和亲子间的孝慈为主，它是人际组成的最小单位。家庭伦理则在于调适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使其成为一个和谐、美满的理想生活样貌。朱子的家庭伦理强调以和为贵的和谐价值，家庭伦理的本质在于和谐。
  家庭由不同的成员组成，彼此有不同的个性和需求，隐含了诸多潜在冲突因子，处置不当就容易产生纷争。这事古今皆然，所以有“百忍堂”①的故事流传下来，强调家庭和谐的维系需要一个“忍”字。但凡有家庭组织形式存在的一天，这种内在冲突因子就会存在，古今可能有不同的形态，但本质是一样的。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主义，不稳定因子更多。面对这些矛盾因子，可能有不同的态度。过度强调个人主义，会激化家庭的矛盾。但是过度的压抑，又容易牺牲个性的发展。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点，是古今家庭面临的共同课题。
  2．不诚无物与反求诸己
  维持和谐是家庭伦理的本质，但是和谐的代价往往需要牺牲个人自由，不合理的压抑就会变成易卜生《娜拉》一剧所描述的“玩偶之家”那样，成为维持表面和谐的虚伪道德。尺度的拿捏除了中庸之道的把握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诚”，《大学》“修身”“齐家”之前还有“正心”“诚意”。缺乏真诚的心念，所有的伦理规范都将沦为伪善，所以儒家说“不诚无物”。
  《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它的含义是：事情做不成功，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就要反躬自省，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维持家庭和谐，不是拿来作为一种规范去强制别人，而是一种价值认同，要能够做到凡事“反求诸己”，透过自我调适与改变，促进家庭的正向发展。
  3．朱子的家庭教育思想
  反求诸己就凸显出“修身成德”的必要性，这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修身成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关键时刻，要予以细心的照料和引导，为将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幼儿启蒙的开始，大人的言传身教，是儿童建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参照体系。朱子对家庭教育极为重视，除了《朱子家训》《朱子家礼》《古今家祭礼》之外，还著有许多专为儿童编写的启蒙读物和日常规范，如《童蒙须知》《训蒙绝句》《论语训蒙口义》。朱子的家庭教育思想除了上述著述，还可以从下列两类文章获得：专门教诫子辈的短文和书信，如《训子帖》《与长子受之》《戒子塾文》《与长儿书》。与师友门人通信中所提及家庭教育的内容，散见于《朱熹集》《续集》《遗集》等。
  朱子相当重视家礼的建设，编有《朱子家礼》，将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在当时流行的《司马氏书仪》①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使行止有一合宜的规矩可遵循。对于冠、婚、祭、丧等礼节都有详细的规范。具体的礼节规范要有仁爱的精神作为核心，否则就成了一个空壳子。家庭主要在培育人的德行，使其仁心得到充分发挥。家礼是依止的方式，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践履，是外在形式，而仁心则是更为重要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朱子家礼》：“凡父母、舅姑有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务。疾已，复初。”子女对于父母应当悉心奉养，这些行为必须是发自内心情感的自然表达，不是应付外在规范的虚伪做作。《朱子家礼》中还有许多关于“尊老爱幼”“夫妻和睦”的描述，这些也都是要以诚意作为核心，朱子则是将理想与原则加以提示。
  （二）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的重建
  1．重建和谐的两性观
  现代社会把夫妻结合的动力——爱情给绝对化了，出现了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以及个人情感，让家庭伦理对于两性关系的协调功能丧失）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功能健全的最大保障，两性观是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问题。当然，过度压抑个人也并非理想的家庭形态，两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需要家庭伦理的重建。
  朱子“男尊女卑”这句话一直被很多人诟病，其实，我们可以从《易经》阴阳调和的思想来理解朱子对于夫妇问题的看法。除了爱情的媒介之外，夫妻关系本来就是异质元素的结合，在激情退去之后，更本质的部分就是调和互补的工作。这个部分是需要双方共同付出和努力的。传统的家庭伦理观要求男性负责物质和经济的责任，对于女性强调顺从和情感上的忠贞。这种观念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现代人可能不太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主张双方都应该有对等的道德规范（情感忠诚和家庭责任）。西方文化把人与人、社会与社会，看成是相互冲突的矛盾体系。阴阳互补的两性观，把人与人的组成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协同架构，共同实现和谐的理想而互相配合。这种阴阳互补、强调和谐思想的两性观，对于家庭这种重视情感的地方而言，可能更加适合。
  2．家庭的道德教育功能
  现代伦理学比较强调公领域的道德原则的讨论，忽略了个人修养和道德自觉的问题。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的人，能够无私地实践道德行为。因此，儒家把家庭伦理视为人类道德的起点，是道德形塑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在升学主义的影响下，现代家庭的教育重心过度偏重升学考试，这种情况和古代士子热衷科举进士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样的教育成为一种谋求个人利益的功利教育，不但无益于社会进步，也是道德风气败坏的根源，朱子对此也提出过强烈的批评。
  朱子批评他们当时的官方教育已经丧失了儒家修身成德的教育理想：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①
  太学成了争名逐利的地方，造成“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②的现象，导致学术水平低落、社会风气败坏。他在书院教育理念中确定了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白鹿洞书院揭示》）③在《朱子家训》开篇也载明了“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以伦理道德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
  道德教育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健全人格发展的必要条件。道德重建与社会风气的改变，家庭教育是关键，需要为人父母者能够深切地体认并且以身作则。朱子的家庭教育强调的是德性的教育，和当今社会普遍重视的升学教育不同。朱子的家庭教育思想和家庭伦理规范，对于建立现代化家庭伦理教育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朱子编有很多蒙学教育的书，也是很好的家庭教育读本，如果可以每个星期抽出固定时间进行亲子共读，不但是家庭学习时间，也是珍贵的亲子互动时间。透过这些德育问题的沟通与讨论，树立正向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也可以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避免代沟的产生。
  3．家庭的情感功能
  家庭是每一个人精神的港湾。在工商业社会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下，人们面临很大的精神压力。家人间的情感支持与互相倾诉，有助于抗压以及情绪平稳，可以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以及青少年暴力倾向。家庭生活对于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影响，在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比较容易学会感恩与付出；在缺乏情感照顾环境长大的人，往往性格忧郁，甚至容易发展成反社会人格。
  4．孝道伦理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老龄化是中国已经开始面对的社会问题，老年的照顾不能全部依赖社会福利①，还是必须以家庭照顾为主。老年照顾不只是物质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居家生活照顾以及精神生活的问题，这些都必须仰赖家庭生活而完成。重振孝道伦理，让孝道成为重要的社会道德，得到普遍重视，是老年问题的根本解决。
  中国有句老话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是对老年人智慧的肯定。一个懂得孝道伦理的家庭，老年的照顾就不会被看成是家庭负担，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互相关怀与照顾，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和年长者共同生活，也能从中得到生活经验和智慧的传承，对于子女的道德教育和感恩的教育，更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三、结论
  家庭伦理建设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重建社会价值的重要工作。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下，我们面临了重整家庭伦理的需求。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是否适用于当代社会，一直是备受讨论的问题。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是在“家国一体化”以及“家国同构”思想下产生的，适用于古代社会以大家族为主的家庭生活模式，套用于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小家庭规模，不管在理论指导或是伦理规范方面，都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一味地坚持传统或全面批判，都不是理性的态度。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要掌握家庭伦理的本质，剔除其中受到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部分，重新考虑当代的价值取向，并配合当代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
  朱子的家庭伦理思想强调和谐的价值。笔者认为和谐是家庭伦理的本质，对于和谐价值的肯定与追求，是传统文化具有的深刻内涵。家庭由个别的成员组成，不同的角色定位、不同的性格和立场，本来就很容易发生摩擦。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容易激化矛盾，过度的压抑又不利于家庭成员的适性发展，当中的权衡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彼此间的自觉与反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和谐的维护是必须透过自我要求而建立的，不是作为外在规范去宰制任何人。面对家庭问题，朱子肯定“修身”的重要性，认为“修身为齐家之本”。而修身的前提是要能够“诚意”“正心”，否则就容易沦为维持表面和谐的伪善。
  现代的家庭伦理主要面对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夫妻关系的问题。家庭规模的缩小，夫妻关系的品质对家庭功能和家庭氛围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在朱子的学说中，夫妻是阴阳两极的结合，是创造力的根源。这种具有和谐思想的学说，主要在于强调互相调适与互相配合的智慧，对于当代日趋紧张的两性关系而言，具有深刻的意义。另一个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在当代家庭中，独生子女成为整个家庭的生活重心。虽然子女的教育普遍受到重视，但是在升学主义挂帅的社会氛围下，以升学考试为主的教育模式，非但限制了子女的适性发展，对于道德教育的问题更是有所欠缺。除了完整的教育思想，朱子还著有许多蒙学教育的书籍，可以作为家庭教育的素材。
  朱子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在混乱的社会风气下，很多青少年面临了价值迷思、精神生活空虚的问题，这些可以透过家庭伦理和家庭教育的重建改善。离婚率偏高、老龄化社会来临等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的家庭伦理中获得养分。朱子的家庭伦理思想不仅具有现代意义，对于当代社会而言，更是具有补偏救弊的积极功能。

①谭嗣同：《仁学·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①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59页。 ②《左传·桓公二年》。 ①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1～34页。 ②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50～54页。 ③《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礼记·缁衣》。 ②《大戴礼记·保傅》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 ③《大戴礼记·保傅》。 ④陈独秀：《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 ①傅斯年：《万恶之源》，《新潮》创刊号；李大钊：《万恶之源》，《每周评论》第30号。 ②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81～184页。 ①百忍堂是唐代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个郓州人曰张公艺，九代同居，竟和和睦睦，相安无事。唐高宗甚是好奇，便问其故，张公取出一张纸，写下了一百个忍字。唐高宗十分赞誉，便赐号“百忍堂”。从此各地张姓大都以“百忍”为堂号，并列为祖训。（《旧唐书·张公艺传》） ①《司马氏书仪》是由宋代的司马光所编订，内容大多围绕家庭礼仪和具体规范开展，在当时流传甚广，朱子也相当认同。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古礼与俗礼编订了《朱子家礼》。 ①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17～218页。 ②朱熹：《信州州学大成殿记》，《晦庵集》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663页。 ③邓洪波：《朱子的书院实践与理学书院观》，张品端主编：《东亚朱子学新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6页。 ①全面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耗费庞大的社会资源，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下，可能难以支撑这样的福利政策。加上农村以及都市低收入人群，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享受完整的社会福利保障，但是恰恰是最需要协助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