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性体心用”为谢良佐心性论的代表观点：
  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①
  而朱子在乾道年间与何叔京的书信中，即曾指出：
  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识而体之尔……性、心只是体、用，体、用岂有相去之理乎？②
  而在《答张敬夫》第三十五书③，也提出：
  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④
  以上所引朱子二书，显示出朱子在接受谢良佐性体心用说的基础上，与得自李侗的未发、已发说相结合，提出了以性为未发、心有未发的心性论思想。而其思想的实质内涵，仍然是谢良佐的性体心用说。这显示出朱子对谢良佐义理的把握，已从以道体本然为主的忠体恕用说，转向了心性论层面的性体心用说，从而奠定了乾道丙戌之悟有关中和旧说的心性论基础。陈来先生已敏锐地指出“程门中谢显道即主性体心用，朱熹29岁时（引按，实际为30岁）编定《上蔡语录》，故朱熹性心体用思想与谢氏当有一定关系。……他对谢氏这一思想是十分熟悉的”。⑤不过直接将性体心用与30岁时第一次编订联系起来，其实忽略了朱子接受谢良佐思想的动态历程。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朱子在整理《二程遗书》的过程中，于乾道四年戊子（1168年）再次编订了《上蔡语录》定本。这次修订主要是收入了谢良佐与胡安国手柬。
  以上通过以两次编订《上蔡语录》为中心，分析朱子的忠体恕用说和性体心用说，我们可以发现从谢良佐到胡安国、曾恬、朱震，经由胡宪传承至朱子的一条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