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初次编订《上蔡语录》的直接动机，是整理诸说以获得对道学的正确理解。在得到吴任写本、吴中板本后，又从胡宪处得到胡氏家传本《谢子雅言》，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版本。但是诸本之间差异较大，不仅在记录上有繁简之别，而义理上更是精粗错乱，甚至诋毁二程以助佛氏。在诸说之间，何去何从，朱子不免茫然。由此，朱子通过整理《上蔡语录》，因而启发了早年两个对重要问题的思考。
  （一）初次编订与忠体恕用
  初次编订前夕，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初《答刘平甫（前日奉闻）》书中，已经向刘玶（字平甫，1103—1185）直言自己整理旧书的目的：“恐众说纷纭，未能自决，即且整理旧书如何？”①从中可以看出朱子此时面对众说无从去取的心态，整理旧书即成为朱子整理道学和决断诸说去取的一种方法。
  前考朱子受谢良佐的忠恕说启发而苦读《上蔡语录》，其中记载明道、上蔡的观点：
  问：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其心？曰：“昔有人问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谓之恕心？”先生曰：“充扩得去则为恕心。”如何是充扩得去底气象？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充扩不去时如何？曰：“天地闭，贤人隐，察此可以见尽不尽矣。”②
  问忠恕之别，曰：“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③
  朱子与范如圭讨论忠恕，苦读《上蔡语录》，在二程、上蔡的启发下，最后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五月向范如圭提出自己当时的总结看法：
  忠恕则一，而在圣人、在学者则不能无异。此正犹孟子言“由仁义行”与“行仁义之别”耳……熹之言亦非谓忠恕为有二也。但圣贤所论，各有所为而发。故当随事而释之，虽明道先生见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为一也。……此说虽陋，乃二程先生之旧说，上蔡谢先生又发明之。④
  对比明道、上蔡与朱子关于忠恕的看法，显然是有距离的。上蔡谢良佐认为忠恕犹如形影，朱子虽苦读上蔡书，但将忠恕析为一体二用，认为忠恕在本体上一致，都属于天道，但在为学工夫上，却将圣人、学者的工夫一分为二。
  不过数年后，朱子《答柯国材》一书中进一步补充了自己的忠恕说：
  示谕忠恕之说甚详，旧说似是如此。近因详看明道、上蔡诸公之说，却觉旧有病。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忠体而恕用，然后“一贯”之语方有落处。若言恕乃一贯发出，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晓，且以明道、上蔡之语思之，反复玩味，当自见之。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敬笃钦”以下，尤不干事。彼盖各言入道之门，求仁之方耳，与圣人之忠恕道体本然处初不相干也。①
  柯国材，即柯翰，乃朱子官同安期间结识，是书约作于乾道元年（1165年）中。②在这封信里，朱子对明道、上蔡书再次详细阅读，“忠恕便是道之全体”与上述朱子旧说无异，但否定旧说中将圣人、学者一分为二的说法，认为旧说只是求仁之方，并非道体本然处。朱子经数年思考忠恕，并最终提出“忠体而恕用”，实为早年思想重要的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朱子对上蔡谢良佐的推崇甚至超过了杨时。隆兴元年（1163年）《答汪尚书（癸未六月九日）》一书中云：
  谢子虽少鲁，直是诚笃……惟其所趣不谬于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闻。而其所闻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语录》《论语解》之属详考即可知矣。……龟山却是天质粹美，得之平易。③
  一直以来的研究，普遍认为朱子在此时正逐渐接受从龟山到延平的道南一脉。但是以《上蔡语录》的编撰为中心，我们却发现了朱子对谢良佐的认可程度并不低于杨时。而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来评价谢良佐力行所得的思想，正好显示出朱子这一时期的义理倾向。这使得他逐渐在忠体恕用说的基础下，走向了上蔡的性体心用说。
  （二）性体心用与再编《上蔡语录》
  “性体心用”为谢良佐心性论的代表观点：
  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①
  而朱子在乾道年间与何叔京的书信中，即曾指出：
  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识而体之尔……性、心只是体、用，体、用岂有相去之理乎？②
  而在《答张敬夫》第三十五书③，也提出：
  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④
  以上所引朱子二书，显示出朱子在接受谢良佐性体心用说的基础上，与得自李侗的未发、已发说相结合，提出了以性为未发、心有未发的心性论思想。而其思想的实质内涵，仍然是谢良佐的性体心用说。这显示出朱子对谢良佐义理的把握，已从以道体本然为主的忠体恕用说，转向了心性论层面的性体心用说，从而奠定了乾道丙戌之悟有关中和旧说的心性论基础。陈来先生已敏锐地指出“程门中谢显道即主性体心用，朱熹29岁时（引按，实际为30岁）编定《上蔡语录》，故朱熹性心体用思想与谢氏当有一定关系。……他对谢氏这一思想是十分熟悉的”。⑤不过直接将性体心用与30岁时第一次编订联系起来，其实忽略了朱子接受谢良佐思想的动态历程。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朱子在整理《二程遗书》的过程中，于乾道四年戊子（1168年）再次编订了《上蔡语录》定本。这次修订主要是收入了谢良佐与胡安国手柬。
  以上通过以两次编订《上蔡语录》为中心，分析朱子的忠体恕用说和性体心用说，我们可以发现从谢良佐到胡安国、曾恬、朱震，经由胡宪传承至朱子的一条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