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朱子获得括苍吴任写本的时间，吴任于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年）在莆田孔氏家任私塾教授，是年朱子曾为其作《跋孔君家藏唐诰》一文。①束景南先生据此认为“吴任以其《上蔡语录》写本示朱熹当在同时”。又以曾恬为泉州人，认为朱子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来泉州后，从曾氏之家得吴中版本。②但是综合韩元吉为曾恬子曾崇所撰行状，卫泾为曾恬孙曾耆所撰墓志③，曾氏一族的曾恬后人，已经迁至常熟，不居泉州。另外，根据朱子早年书信中对谢良佐的记述来看，朱子精读《上蔡语录》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夏以后，其获得《上蔡语录》的时间也不可能早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
  其实，在朱子留下的早年材料中，有两处可以确证朱子读《上蔡语录》的时间。
  首先，是朱子早年有关忠恕问题的讨论，朱子前期未得到上蔡忠恕说，其后与范如圭书信中以上蔡谢良佐之说为自己忠恕一贯说佐证。由此可以推出朱子读《上蔡语录》的大致时间。
  朱子从同安主簿离任，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出发，至二十八年春到达崇安后，即往延平拜见李侗问学。三月归来后，朱子与范如圭、胡宪等书信往返讨论“忠恕”之道（同时还有李侗、刘玶、吴耕老等人），但自己的说法始终得不到范、胡二人的认可。《朱子语类》记载：
  曾子说忠恕……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惟侯氏、谢氏晓得。某向来只惟见二程之说，却与胡籍溪、范直阁说，二人皆不以为然。①
  据此可知，在这场讨论的初期，朱子尚未得知谢良佐关于“忠恕”的说法，未能引以为证，也就是此时尚未获见《上蔡语录》。按，谢良佐关于忠恕的意见，分别见《上蔡语录》卷上第3条（胡本），卷中第10条（胡本、曾本都记，曾本较详细）以及卷下第17条（曾本），另有一段见《论语解》②。朱子在编订《论语精义》时，在“一以贯之”章，先后分别收入了谢良佐《论语解》，《上蔡语录》卷上第3条和卷中第10条（未录曾本）。朱子在《与范直阁》第二书③“伏丰赐教获闻”一书中说：
  若夫曾子所言发明“一贯”之旨，熹前书一再论之，皆未蒙决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盖“忠恕”二字，自众人观之，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盖既曰一贯，则无小大之殊故也。犹天道至教，四时行，百物往，莫非造化之神，不可专以太虚无形为道体，而判形下者为粗迹也。此孔子所谓“吾无隐乎尔”者，不离日用之间。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隐，则是正以道为无形，以日用、忠恕为粗迹。故曾子于此指以示之耳。此说虽陋，乃二程先生之旧说，上蔡谢先生又发明之。①
  此信写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戊寅五月，朱子见“与范如圭久论不谕”，又引新说，并以二程、上蔡为据。盖此时因思考忠恕问题，正苦读《上蔡语录》。前述朱子四月二日《与范直阁》第三书里，只援用二程为说，未谈及上蔡。《语类》也记载朱子起初未见上蔡说，而此信却明确以上蔡为据，可知朱子定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五月间获得《上蔡语录》，赖以熟读。
  其次，《语类》有一条材料也详细的指示了朱子苦读《上蔡语录》时间必在绍兴二十八年。
  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②
  本条是余大雅所记。大雅所录在淳熙五年（1178年）以后，上推二十年，正好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束景南先生认为此条所记当上推二十余年在绍兴二十六年（丙子，1156年，朱子27岁）前后③，束先生臆朱子从泉州曾氏家族得《上蔡语录》，故有此误。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知，同安期间朱子并未得到《上蔡语录》详阅，且曾恬这一分支已外迁常熟，并且吴中板刻本很可能刊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春夏间，朱子不可能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就已读到。因此，束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盖朱子沉思《论语》“一以贯之”章的忠恕问题，乃在同安最后一年时因官闲之余，阅读十数家《论语》注而来。同安归来正式问学延平门下后，受道学正传，而忠恕一贯章的主旨就是“夫子之道”，所以朱子必致意苦心思考这章。因此，朱子从《上蔡语录》中获得明道、上蔡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与自己苦思若有所合，不免欢欣鼓舞，益加用功，以至数次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