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获得三种底本《上蔡语录》的时间先后分别是括苍吴任写本《上蔡先生语录》，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胡宪处获得胡氏家传本《谢子雅言》。其中对朱子影响最大的是胡氏本，最终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月以胡氏本为基础，编成《上蔡先生语录》，请并胡宪为之作跋。以下分析朱子苦读《上蔡语录》的源委，并通过编订《上蔡语录》的过程，讨论胡宪、李侗对朱子的不同影响，借以说明朱子早年思想的另一侧面。
  （一）朱子初读《上蔡语录》时间考辨
  关于朱子获得括苍吴任写本的时间，吴任于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年）在莆田孔氏家任私塾教授，是年朱子曾为其作《跋孔君家藏唐诰》一文。①束景南先生据此认为“吴任以其《上蔡语录》写本示朱熹当在同时”。又以曾恬为泉州人，认为朱子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来泉州后，从曾氏之家得吴中版本。②但是综合韩元吉为曾恬子曾崇所撰行状，卫泾为曾恬孙曾耆所撰墓志③，曾氏一族的曾恬后人，已经迁至常熟，不居泉州。另外，根据朱子早年书信中对谢良佐的记述来看，朱子精读《上蔡语录》的时间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夏以后，其获得《上蔡语录》的时间也不可能早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
  其实，在朱子留下的早年材料中，有两处可以确证朱子读《上蔡语录》的时间。
  首先，是朱子早年有关忠恕问题的讨论，朱子前期未得到上蔡忠恕说，其后与范如圭书信中以上蔡谢良佐之说为自己忠恕一贯说佐证。由此可以推出朱子读《上蔡语录》的大致时间。
  朱子从同安主簿离任，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出发，至二十八年春到达崇安后，即往延平拜见李侗问学。三月归来后，朱子与范如圭、胡宪等书信往返讨论“忠恕”之道（同时还有李侗、刘玶、吴耕老等人），但自己的说法始终得不到范、胡二人的认可。《朱子语类》记载：
  曾子说忠恕……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惟侯氏、谢氏晓得。某向来只惟见二程之说，却与胡籍溪、范直阁说，二人皆不以为然。①
  据此可知，在这场讨论的初期，朱子尚未得知谢良佐关于“忠恕”的说法，未能引以为证，也就是此时尚未获见《上蔡语录》。按，谢良佐关于忠恕的意见，分别见《上蔡语录》卷上第3条（胡本），卷中第10条（胡本、曾本都记，曾本较详细）以及卷下第17条（曾本），另有一段见《论语解》②。朱子在编订《论语精义》时，在“一以贯之”章，先后分别收入了谢良佐《论语解》，《上蔡语录》卷上第3条和卷中第10条（未录曾本）。朱子在《与范直阁》第二书③“伏丰赐教获闻”一书中说：
  若夫曾子所言发明“一贯”之旨，熹前书一再论之，皆未蒙决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盖“忠恕”二字，自众人观之，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盖既曰一贯，则无小大之殊故也。犹天道至教，四时行，百物往，莫非造化之神，不可专以太虚无形为道体，而判形下者为粗迹也。此孔子所谓“吾无隐乎尔”者，不离日用之间。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隐，则是正以道为无形，以日用、忠恕为粗迹。故曾子于此指以示之耳。此说虽陋，乃二程先生之旧说，上蔡谢先生又发明之。①
  此信写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戊寅五月，朱子见“与范如圭久论不谕”，又引新说，并以二程、上蔡为据。盖此时因思考忠恕问题，正苦读《上蔡语录》。前述朱子四月二日《与范直阁》第三书里，只援用二程为说，未谈及上蔡。《语类》也记载朱子起初未见上蔡说，而此信却明确以上蔡为据，可知朱子定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五月间获得《上蔡语录》，赖以熟读。
  其次，《语类》有一条材料也详细的指示了朱子苦读《上蔡语录》时间必在绍兴二十八年。
  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②
  本条是余大雅所记。大雅所录在淳熙五年（1178年）以后，上推二十年，正好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束景南先生认为此条所记当上推二十余年在绍兴二十六年（丙子，1156年，朱子27岁）前后③，束先生臆朱子从泉州曾氏家族得《上蔡语录》，故有此误。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知，同安期间朱子并未得到《上蔡语录》详阅，且曾恬这一分支已外迁常熟，并且吴中板刻本很可能刊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春夏间，朱子不可能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就已读到。因此，束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盖朱子沉思《论语》“一以贯之”章的忠恕问题，乃在同安最后一年时因官闲之余，阅读十数家《论语》注而来。同安归来正式问学延平门下后，受道学正传，而忠恕一贯章的主旨就是“夫子之道”，所以朱子必致意苦心思考这章。因此，朱子从《上蔡语录》中获得明道、上蔡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与自己苦思若有所合，不免欢欣鼓舞，益加用功，以至数次精读。
  （二）从胡宪处得《谢子雅言》
  另外，根据与胡宪有关的材料，我们还可以推测出朱子从胡宪处获得《谢子雅言》的时间。那么朱子具体何时从胡宪处获得《谢子雅言》呢？据朱子《后序》所记，朱子从胡宪处得胡氏《谢子雅言》在三底本中时间为最后。根据朱子《与范直阁》第三书：
  四月一日，领所赐教帖……又得胡丈来归，朝夕有就正之所，穷约之中，此亦足乐也。迫于亲养，夏末须为武林之行，计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①
  是书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月二日。②胡丈即指胡宪，书中云“又得胡丈来归”，由此可知，胡宪在绍兴二十八年四月前不在崇安。范如圭时在江西，以朱子信中语气来看，胡宪此行必是久出远门，如是寻常出行，朱子必不会如此琐碎。按，胡寅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冬十月卒于衡州③，胡宪此次出行极可能是前往衡州。以衡州与崇安距离计算，胡宪应当是在二十七年（1157年）春左右接到讣告，前往衡州吊唁胡寅，并在衡州胡氏居住了一段时间，在二十八年（1158年）春开始返回。三月末抵达崇安，朱子即急切前往请教。
  胡宪居衡州期间，与朱子曾有书信往来，讨论忠恕。朱子《与范直阁》第一书云：“胡丈书中复主前日‘一贯’之说甚力……熹窃谓此语深符鄙意。”④该信中云“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知作于绍兴二十八年三月间。其中提到的“胡丈书中复主前日之说”，见于朱子《答吴耕老》一书，书云“胡丈昔年答黄继道问‘一贯’义云……”⑤追述胡宪早年答话。盖朱子此时沉思“忠恕”，记忆昔年问学胡宪时的场景，由此致信衡州问安，并顺便向胡宪请教“忠恕”问题。胡宪答信约写于离开衡州出发前，朱子三月从延平回来，刚好收到来信。胡宪在此次衡州之行获得胡氏家传《谢子雅言》写本二卷。
  由此，我们推测，朱子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从同安离任回崇安的路途中经过莆田，从吴任处获得《上蔡语录》写本。但由于一回家即前往延平李侗处问学，还未仔细阅读吴任提供的写本。此后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五月以后获得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并成为他思考“忠恕”问题的一个重要契机。约在同时稍后，胡宪见朱子对《上蔡语录》如此感兴趣，遂将从衡州带回的胡氏本《谢子雅言》交由朱子整理。由于胡氏本对谢良佐思想的记录最为提纲挈领，启发了朱子对忠恕的思考，朱子在三本中最为推崇胡安国所记的《谢子雅言》。最终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以胡氏本为底本，初编成《上蔡语录》三卷，并请胡宪作跋。以这次编订为中心，谢良佐、胡安国到胡宪的这一条道学脉络对朱子早年的影响，得以彰显出来。（三）李侗赠朱子《上蔡语录》抄本源委
  朱子编订《上蔡语录》作为生平第一项活动，主要是在胡宪的指导下，与李侗的关系不大，甚至由于对初编本不完全满意，未向李侗谈及此事。讨论《上蔡语录》与李侗的关系，可以客观地看待李侗在朱子早年思想扮演的角色。
  根据《延平答问》记载，在朱子初编《上蔡语录》后二年（1161年），李侗曾向朱子提供一种抄本《上蔡语录》。可是朱子既已亲自编得语录，延平为什么要抄录一本赠予朱子呢？其中源委有待考证。
  李侗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八月七日书中云：“谢上蔡语极好玩味……今抄得一本矣。谨以奉内，恐亦好看也。”①可知李侗曾经抄录《上蔡语录》一本赠给朱子。此事因《延平答问》辛巳八月七日书时间记录之误，实际乃发生在壬午年（1162年）八月七日。其中曲折颇多，陈来先生认为：“按此辛巳八月书（绍兴三十一年），乃承壬午六月书（绍兴三十二年）。故二书之年必有误，疑辛巳八月书本为壬午八月书。”②将该信系年于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年）③，顾宏义先生也持同样观点。④
  束景南先生将此书分为五书，并认为有四书非作于辛巳。其中“（《上蔡语录》）今已钞得一本矣。谨以奉内，恐亦好看也”一段，束先生认为此札必作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月朱子编《上蔡语录》之前，否则李侗不必抄本奉内。①束先生并据此认为朱子编《上蔡语录》乃在李侗、胡宪二人共同指导之下，二人均曾向朱子提供版本。②束先生之说未免失之赘，盖有误。其实朱子编订《上蔡语录》与李侗无关。李侗晚年因二子之请，入江西铅山，由此获得江西或者盗印朱子初编《上蔡语录》，一读之下，对上蔡之学甚为赞叹，由此抄录一本赠送朱子。以下详考。
  据朱子撰《延平行状》记载：
  晚以二子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先生不得已为一行。自建安如铅山，访外家兄弟于昭武，过其门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归。③
  李侗长子李友直任铅山县尉，次子李信甫任建宁府建安县主簿，延平晚年因二子之请，曾至建宁、江西一行。那么李侗此行始于何时呢？
  据《延平答问》录辛巳五月二十六日书“某村居，一切如旧”，知五月底尚未起行。辛巳中元后一日书云“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谨俟凉爽，可以来访”，此信十分简短，应是路途中所作。因此，李侗七月中在从延平至建安的路途之中。又据《延平答问》辛巳（实壬午）八月七日书云“某归家，凡百只如旧……家人犹豫未归”④，由上可知，李侗晚年建安、江西之行始于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七月，至壬午（1162年）八月才回。
  其中朱子应李侗邀请，在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年）春至建安向李侗问学。⑤朱子此次问学近一月，此后李侗即往江西铅山长子处。李侗与朱子书信中，第一次谈及《上蔡语录》出现在壬午年（1162年）六月十一日书，其中有云“上蔡先生语，近看甚有力”①，推测是时李侗在江西铅山新得《上蔡语录》。按，《延平答问》中只有壬午（1162年）六月十一日、壬午（原误辛巳）八月九日二书数次谈及《上蔡语录》，李侗在信中所引用谢良佐语共5次，均出自今传本卷上（即原胡氏本《谢子雅言》上篇）。胡氏本此前属于胡氏家传，在朱子编人初订本之前，不太可能外传。朱子在乾道四年（1168年）所作《谢上蔡语录后记》云：
  顷年校定《上蔡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愚意每恨焉。②
  由此可知，朱子对初编本其实尚未满意，还未定稿，未经同意就被人传刻于江西。从《延平答问》收录的书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壬午年以前，在延平与朱子的书信中从未谈及上蔡，这是又一旁证。既然朱子对自己初编尚不满意，自然不太可能向李侗汇报初编事情。结果，李侗却在江西铅山县长子处闲居时，偶然获得了或者在江西的盗刊本，所以延平特抄录一本赠与朱子。这就是李侗抄录本《上蔡语录》的始末。
  以上的分析显示，朱子编《上蔡语录》这项学术活动与李侗之间的联系不大，甚至初编完成后也未与李侗谈及。这次编订主要是出于朱子自身对忠恕问题的兴趣，还有胡宪所提供胡氏家传文献的材料基础。这也告诉我们，即使在同安归来以后，朱子在问学李侗之外，也保持着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并且也不能忽略胡宪在这一时期对朱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