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今通行朱子编《上蔡语录》共三卷，据朱子《谢上蔡语录后序》所云：
  熹初得友人括苍吴任写本一篇，题曰《上蔡先生语录》。后得吴中板本一篇，题曰《逍遥先生语录》，陈留江续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孙少卿伋及天隐之子希元者”。二家之书，皆温陵曾恬天隐所记。最后得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于公从子籍溪先生，题曰《谢子雅言》。凡书四篇，以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下篇四十七章，与板本、吴氏本略同……独板本所增多犹百余章。然或失本指，杂他书……亦颇刊去，而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①
  可知朱子所据以编《上蔡语录》的底本有三种来源，分别为括苍吴任抄写本（即“吴本”）《上蔡先生语录》一篇，胡氏家传写本（即“胡氏本”）《谢子雅言》二篇，吴中版本（即“曾本”，主要由曾恬记录，在吴中锓版刊刻）《逍遥先生语录》一篇。在这四篇中，以胡氏本上、下二篇为底本，即今《上蔡语录》卷上、卷中。其中卷上为胡氏本独有。卷中即《谢子雅言》下篇，内容与其他二本略同。但胡氏整理者以雅言文体损益曾恬记述形成，篇幅较为精约，所以在卷中各条下以曾本、吴本参校。括苍吴任写本，源出曾本抄录而成，今偶见于卷中校注语，但已不得其原貌，无法确知篇幅多寡。最后，以吴中版刻的曾本相较其他二本，又多出百余章，经朱子删订其中误入者，余下三十多章，即今传本卷下。
  朱子所编《上蔡语录》，主要记录者是胡安国、曾恬二人，而括苍吴任写本其实是抄录曾恬所记。但由于朱子编《上蔡语录》时采用的三种底本彼此之间差异较大，加上朱子在编校时所刊去章节又多，形成了今传本《上蔡语录》复杂的文本结构。既然三底本《上蔡语录》都出自胡安国、曾恬所记，下面以胡安国、曾恬问学谢良佐的活动为中心，来分析三种底本《上蔡语录》记录、抄写、刊刻时间与形成过程。
  （一）胡氏家传《谢子雅言》
  首先，考证胡氏本《谢子雅言》，即今本《上蔡语录》卷上的记录时间。
  胡安国稍早于曾恬问学上蔡，胡本的记录约在崇宁四年（1105年）至大观初年（1107年）间。据《朱子语类》载：
  （胡安国）后为荆门教授，龟山与之为代，因此识龟山。因龟山方识游谢，不及识伊川。自荆门入为国子博士，出来便为湖北提举。是时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从龟山求书见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书与上蔡。上蔡既受书，文定乃往见之。……既入县，遂先修后进礼见之。毕竟文定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满于游杨二公。①
  又据朱子作《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云上蔡“尝宰是邑（应城县），南阳胡文定公以典学使者行部，过之”。②可知谢良佐为湖北德安府应城令时，胡安国因杨时书拜见于上蔡门下。据胡安国子胡寅所作《先公行状》，崇宁四年（1105年），拟差胡安国河北路学事提举。安国以奉亲便启奏，遂改差湖北路。③杨玉成、李根德两位先生据此胡安国于该年从学谢良佐，钟彩钧先生推断《上蔡语录》上卷约记录于此时。④但行状此下又云“到官，改使湖南”⑤，胡安国此年未在湖北路久任，遂改提举湖南学事。因此，此次与上蔡会见，安国应还未及详细问学，以《语录》上卷记录之夥，似不可能仅在此时间记录。
  又据胡寅撰《先公行状》，胡安国在“（崇宁）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八月，所罢司官仍旧”，可知崇宁五年（1106年），胡安国仍在湖南做官。但据《宋史》本传，安国再任湖南学事司后，不久后即因举荐与元祐党人有关人士得罪蔡京，“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⑥约于大观初年除名落职⑦，此后居于荆门侍亲多年。根据胡宪回忆，是时朱震也在荆门⑧，朱震早在建中靖国谢良佐兼西京竹木务时已及上蔡之门。那么此时既然同在湖北，必与胡安国一起问学上蔡门下。此外，《伊洛渊源录》载：“谢公尝语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①康侯即胡安国字，谢良佐所言“困厄如此”，应该就是指胡安国大观初年陷狱事。由此也可旁证，谢良佐大观初年仍在湖北，在朱震向其问学时，讨论胡安国落狱事，并对安国之人格表露欣赏。胡安国后来曾与朱震讲：“某之出处，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虽定夫（游酢）、显道（谢良佐）诸丈人行，亦不以此谋之。”②盖亦出于此。因此，胡安国、朱震约于崇宁四年、大观初年时期（约11051107年稍后）在谢良佐门下同时问学。胡安国在此时记录谢良佐的语录形成了编撰《谢子雅言》的基础之一，并且卷上皆以“胡子”称呼胡安国，可知其本人尚不是最后的整理者，不过已经很难确定是谁最后整理了胡氏家传本《上蔡语录》。无论如何，胡安国记录的《谢子雅言》上篇大约记录于崇宁四年（1105年）时访上蔡以后，至大观初年后（约1105年起，至1107年稍后）罢官侍亲期间。
  （二）曾恬记《逍遥先生语录》
  其次，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曾恬记录部分，这部分今传本卷中每条都附录曾本。
  据韩元吉为曾恬之子曾崇（字希元，1115—1180）所撰墓志铭：
  虞部之子讳恬者，君父也，字天隐。方崇宁、大观间，天下学者趋时好，溺王氏新书，以弋声利。奸臣擅朝政，至禁锢诸儒之说，俾不得传。而天隐独欲探性命之理，从上蔡谢先生、龟山杨先生游，以讲明圣人之道，善类至今称之。③
  可知曾恬约在崇宁、大观年间问学于谢良佐和杨时门下，那么极可能是在湖北从学谢、杨。上考已知，谢良佐在崇宁年末、大观初年任湖北应城令。又据《龟山先生年谱》，杨时在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赴荆州教授任，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荆南府，二十六日与上任教授胡安国交割。杨时在荆州做官至崇宁五年（1106年），中间尝至京师一次，十月二十日离荆州赴余杭县任，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才到余杭。④据行状所云，曾恬问学谢、杨时间在崇宁、大观之间，可知卷中曾本的部分也记录在湖北。另外，由于胡氏本《谢子雅言》的上篇为胡氏本独有，而下篇却包含了曾恬所记的语录。可知曾恬未曾见过胡安国记录部分，因此，其问学时间应比胡安国稍后①，约在杨时离开荆门后，即大观初年三月后，曾恬改而问学谢良佐门下。
  又今《上蔡语录》卷中（胡本、曾本共有）所录的对话，有“朱问”“石问”“朱曰”“黎云”“二人初见请教”等，可知同时在谢良佐处问学的除曾恬本人外，还有数人。由于朱震此时也在谢良佐处，其中“朱问”“朱曰”，很可能即指朱震。“黎云”可能是指胡安国的弟子黎明（字才翁），黎才翁是长沙人，盖与胡安国在崇宁四五年间典学湖南时结识。②
  另外，今本《上蔡语录》卷中所录的文本，并非全都是曾恬记录的。卷中的通行体例是每条先录胡安国精简过的语录，再以完整的曾恬语录附下。凡胡安国与曾恬完全一致的地方，皆省略曾本不录。但实际上，卷中最后所列第41条“诚是无亏欠”条，至48条“四十万人死于长平”条，这部分应是胡氏本所独有的。理由有二：第一，这八条单独列于最后，后面皆不以吴本、曾本校注，说明这八条可能是属于同一母本；第二，这八条语录中，凡有谢良佐出现，皆以“谢子”敬称。今按，胡氏本原名《谢子雅言》，卷上凡胡安国本人记录谢良佐语，多数以“谢子”敬称谢良佐，而可见的吴中版本曾恬记录中绝无此称呼。曾本题名《逍遥先生语录》，涉及谢良佐答语，或不记录称谓，或以“先生”称之，即逍遥先生之谓。据此可以判定，《上蔡语录》中凡出现以“谢子”称呼的数条，必出自胡安国记录，属于胡氏本独有。
  以上我们可以推定，今本《上蔡语录》卷中的曾本（括苍吴任写本，吴中版本部分），也是由曾恬于大观初年间（1107年后）在湖北记录的。但今传本卷中所录，并非全部出自曾恬记录，最后第41条至第48条是胡氏本独有的。
  （三）《逍遥先生语录》杂他书百余章
  今传本卷下的部分，源出吴中版本《逍遥先生语录》，相较胡氏本《谢子雅言》多出来百余章。据朱子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初编时对卷下的描述：
  独板本所增多犹百余章，然或失本指，杂他书，其尤者五十余章。至诋程氏以助佛学。……故窃不自知其固陋，辄放而绝之，虽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辞也。其余所谓失本指、杂他书甚者，亦颇刊去，而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①
  朱子将吴中版本多出来的百余章分为三部分：（一）刊去诋毁程氏以助佛学的五十余章；（二）刊去或失本指、杂他书甚者，约二十余章；（三）余下的三十余章，即今传本卷下部分。
  在乾道四年（1168年）所作《谢上蔡语录后记》，对其中诋毁程氏以助佛学的五十余章做出说明：
  因念往时削去版本五十余章，特以理推知其决非先生语，初未尝有所左验，亦不知其果出于何人也。后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学者吕祖谦得江民表《辨道录》一篇。读之，则尽向所削去五十余章者，首尾次序，无一字之差。然后知其为江公所著，而非谢氏之语益以明白。②
  可知多出来五十余章即抄录者误将江民表的《辨道录》抄入。其中籍溪先生入都，指绍兴三十年（1160年）六月胡宪入京赴馆供职。吕祖谦在此年六月至八月间向胡宪问学。③胡宪从吕祖谦处得江民表《辨道录》，确证下卷所删去五十余章乃江氏所著。据此，胡宪应该将朱子所编订本并其删去者携带入京，很有可能于此时交予吕祖谦一份。此后，吕祖谦教学者时，多令人看《上蔡语录》，以启发学者向学之心。④
  对于所窜入的江民表《辨道录》一事，朱子在《语类》中还有说明：
  《上蔡语录》论佛处，乃江民表语。民表为谏官，甚有可观，只是学佛。当初是人写江语与谢语共一册，遂误传作谢语。唯室先生陈齐之有辨，辨此甚明。⑤
  又据《宋元学案》卷二九所记：
  《上蔡语录》多佛语，先生读之，知其为江表民语，凡若干条。当时有钞上蔡、民表语合为一帙者，遂并以为上蔡之书而人莫知也。①
  今存陈长方（字齐之，1108—1148）所著《唯室集》《步里客谈》都是《永乐大典》辑佚本，其“辨论”一文已佚，无法得知其辨中细节。但由于陈长方卒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我们可以知道吴中版本混入江民表的错误，在其抄写过程中就已经存在，而且此误必在绍兴十八年之前。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曾恬在绍兴十八年（1148年）“通判台州将终更”，期间曾“行县至黄岩”。既而为秦桧所诎免职，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以主管台州崇道观终。②又根据《泉州府志》所记载，曾恬“绍兴中仕至大宗正丞，秦桧当国，恬自守不为诎。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寓常熟僧刹，有《上蔡语录》二卷。”③因此可以知道，曾恬自落职后，晚年居常熟僧刹。由此也可看出，曾恬的学问已经落入禅学，与佛教有密切往来，在他的记录被人传抄的过程中，混入江民表的佛语，也不足为怪了。
  另外，据朱子引述，陈留江续之所作的《逍遥先生语录序》“云得之先生兄孙少卿伋及天隐之子希元者”④，吴中版本的来源除曾恬之子曾崇外，还有属于谢伋（字景思，1099—1165）的一部分。谢伋父亲谢克家，为谢良佐从子。谢克家为南宋初相，与秦桧恶，自从秦桧再相以后就落官，谢伋侍父居黄岩，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始外迁任职。⑤曾恬应该是在这次行县黄岩的期间，拜会了谢伋，并从谢伋处获得了部分谢良佐的语录，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部分当即今传本卷下所剩余的三十余章。另外，据嘉靖《常熟县志》所记，江续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至常熟任县丞⑥，吴中版本的正式刊刻时间应在此年，曾崇（字希元）为曾恬守丧期间所刊刻⑦，并请江续之作序。
  至于括苍吴任的写本，只能确定其出于曾恬记录本。但由于吴任的资料流传甚少，其抄写始末已经无法确定。
  （四）张拭跋本《上蔡语录》
  以上我们分析了朱子编《上蔡语录》所采用的三种底本。尽管如此，在朱子所收《上蔡语录》系统之外，南宋前期还流传有其他谢良佐门人记述的《上蔡语录》。张栻曾作一篇《跋符君记上蔡语录》：
  符君生于远方，及游京师，乃能从上蔡谢先生问学，得先生一语，随即记录。今传于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谓有志于学矣。予谓当表而出之，以为远方学者模楷。故附志于兵部侍郎胡公铭诗之后，使来者当有考焉。①
  胡公者，指胡铨（字邦衡，1102—1180），胡铨与张栻父张浚有深交，绍兴末、隆兴间与张栻有两封书信往来②。据《宋史》本传，胡铨隆兴二年（1164年）除权兵部侍郎，“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为工部侍郎”③。张栻此跋以兵部侍郎称胡铨，殆作于隆兴二年（1164年）。是年张栻与朱子初识未久，由于朱子对初编本不甚满意，张栻应该不知朱子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编订《上蔡语录》一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一有《答符君俞》书信一封，以“某白解元符生”抬头，讨论“中庸之道”等儒学话题，可见符君俞是胡铨弟子辈。④又《诚斋集》载有杨万里与符君俞、胡铨子胡季永等人的和诗⑤，也可证符君俞乃胡铨子侄辈。而谢良佐最晚卒于宣和三年（1121年），符君俞不可能来得及在京中从游谢良佐。符君俞当即张栻《跋》中所谓符君传于家中的后人，因向胡铨问学，特出示家传《上蔡语录》，请胡铨作铭诗纪念。张栻因胡铨之铭诗而作跋，但对符君名号不甚了了，因而未详其名。无论如何，张栻所跋本《上蔡语录》今已失传，且未入朱子编订系统之中，这是明确的。
  以上通过对胡安国、曾恬、朱震、符君等人从学谢良佐的分析，揭示出谢良佐作为程门主要弟子，在传授二程道学思想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也进一步勾勒出二程后学的发展脉络。而胡安国、曾恬所记录的谢良佐问答语录，也使得谢良佐的思想以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形成了朱子借以编订《上蔡语录》并上溯北宋道学思想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