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文所述朱子从对待文献的态度及治学方法进行了大胆创新，但是正如钱穆所言：“一面极具传统性，另一面又极具开创性，而朱子尤为其代表。”②故在破坏宋儒治经传统之时，《通解》朱子编撰部分继承了郑玄注、贾公彦疏的文献内容。③但是又始终无法逃脱宋代的文化烙印，《通解》中采纳了《大学》《中庸》二书正是其证。我们对《通解》的朱子按语有详细统计，但是并未纳入《通解》中的《大学》《中庸》二篇的按语，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篇文献直接采自《四书章句集注》，而与《礼记正义》有显著差异，亦与“《通解》并未‘全录’郑《注》”“节录《贾疏》”的体例完全不同。①
  但是在学术史上，《大学》《中庸》在北宋已成为宋代经学的重点研究篇目。到南宋，经朱子的传承与阐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已然成为新的儒家经典。《朱子语类》载：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②
  此为袭盖卿甲寅以后所闻录（1194年）。细观此条语录，朱子强调四书已经统摄了各书的道理，亦具备了做事的所有道理。因此朱子已然把四书中所含的道理作为事物衡量标准。他说：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③
  正因为四书成为新的儒家经典，所以朱子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纳入《通解》中。但是朱子并未以四书代替六经，他说：“四子，六经之阶梯。”④朱子在此确立了四书与六经之间的关系，但是此处的判断标准并非是他们之间所包含的天理数量的差异，而是从文献简易程度来安排研习的顺序。这可由朱子对六经、《语》《孟》与史书杂学之间的关系获得证据。《朱子语类》载：
  浩曰：“赵书记云：‘自有见后，只是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其说谓买金须问卖金人，杂卖店中那得金银。不必问也。”曰：“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书那有不可读者？只怕无许多心力读得。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要有主，觑得破皆是学。”①
  此为邵浩丙午所闻记（1186年）。我们在此文献中看到朱子高度推崇六经，认为其全是天理，而三代以下书虽有得失，但是并不影响天理的存在情况，关键是阅读者要有足够的修养，识得其内在天理，而剔除非天理部分。而此中的涵养过程，正是从四书到六经，逐步提高探究天理能力的过程。
  正因四书有如此重要的经学功能，朱子在《通解》中全部引入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且置于《通解》的学礼之中。这亦符合朱子历来对四书与六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论断，而朱子采取此种安排的内在意图尤显关键。《篇第目录·序题》曰：
  《小戴》第四十二篇，专言古者大学教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为孔氏之遗书者也。秦汉以来，儒者既失其传，故其旧文舛错为甚，而训说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既绪正之，仍别为之章句。读者宜尽心焉，则圣贤之学可渐而进矣。②
  《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为孔门传授心法。而其书成于子思，其言大抵与《大学》相发明。故熹闻之先君子，尝以为《大学》者此篇之户庭，而此篇则《大学》之阃奥也。然道既失传，说者类皆不能得其微旨。今亦本程氏别为章句，读者熟复而深味之，则圣贤传付之密旨，庶乎其有以自得之矣。③
  前者为朱子对《大学》的提要，后者为《中庸》的提要。这两种提要的共同点是阐述程朱道统内容，即道已失传，故采纳二程观点，别为作传。更为重要的是二书被置于“学礼”中，这完全符合二程对《大学》《中庸》“古者大学教人之次第”与“孔门传授心法”的定位。而实质上，朱子把此两篇单独置于《通解》中，且采用《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其理由虽有如其《序题》所言，但其客观效果却是突显了程朱学派的权威性。而这一权威性开始由理学领域渗透到传统经学领域，并由此确立了朱子学派以理学思想来指导六经解读的最后理论形态。当然，此形态的确立过程在朱子编撰《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实已开始，只是在《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尚显隐晦而已。朱子采纳具有宋代理学典型特征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两文，而非汉唐注疏传统中的小戴《礼记》作品，正是朱子在创立新经学传统过程中所烙下的深刻宋代印记，也是朱子“绾经学理学为一途”①的学术特征。
  综上所述，《仪礼经传通解》是在朱子学术思想高度成熟之时发起，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代表朱子晚年学术思想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