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乞修三礼札子》有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②
  此条理由亦被四库馆臣所采纳③，因此一般学者把上述理由作为朱子编撰《通解》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但是朱子所言的内容并不完整，至少缺漏
  了王安石《三经新义》中有《周官新义》作为科举书目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朱子故意遗漏了王安石废罢《仪礼》是顺从重视《周礼》《礼记》的学术思潮，这可于与王安石政见水火不容的司马光之言论及废置王安石变法的元祐朝的科举制度可以获得确证。司马光说：
  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才，敦厚风俗也。①
  司马光在政治上与王安石水火不相容，是新旧两派阵营的首脑，但是司马光在掌权之后对王安石的异议只有两条：一是反对王安石把《三经新义》颁为科举教科书，二是反对设置明法一科。元祐四年（1089年），宋代朝廷对神宗时期的科举政策进行了修改，《宋史·选举志》载：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②
  在元祐四年（1089年），新旧两党政权更替已经四年，而元祐朝恢复了《仪礼》的经学地位，被列入中经的地位，虽与神宗朝“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③不同，但是仅被置于中经地位，且通过“愿习两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大经与中经的地位。由此可见，《仪礼》在宋代士大夫心中的地位较《周礼》《礼记》为低则可定谳。
  因此，不管王安石、司马光的政见有何分歧，他们均认为《仪礼》的重要性远低于《周礼》《礼记》。可见《仪礼》在宋代的传播不广的情况，才会有王安石废罢《仪礼》之举。但是朱子批评王安石废罢《仪礼》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个人意气用事，而是有其内在的深刻目的性。我们反观南宋初年，占据科举考试教科书指导思想地位的不是北宋的二程洛学、苏轼蜀学，而正是王安石的新学。①其他学术流派则处于陪衬地位，由此朱子特地把王安石的科举主张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司马光恢复了《仪礼》，但是仅被置于中经的地位而已，与《礼记》《周礼》作为大经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元祐年间的科举制度是司马光改革王安石科举考试而成，但是这个科目设置并不是客观反映当时学术潮流，而是带有司马光本人的学术偏好，因为司马光礼学的代表作品《书仪》，属于《仪礼》类的作品，且司马光本人也是《仪礼》学专家。《答陆子寿》曰：
  窃以为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孔子之言万世不可易矣，尚复何说？况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为允惬。但其节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礼则有《仪礼》之书，自始死以致祥禫，其节文度数详焉。故温公《书仪》虽记孔子之言，而卒从《仪礼》之制。盖其意谨于阙疑，以为既不得其节文之详，则虽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从者耳。②
  此书作于丁酉年（1177年）③。由《仪礼》专家的朱子详细论定司马光《书仪》采用《仪礼》内容，当无可置疑之处了。正是在司马光精通《仪礼》内容的背景下，司马光在主政期间亦只能把《仪礼》恢复为中经而已。由此可见，《仪礼》被学术界重视的程度远低于《周礼》《礼记》二经。由此亦可反证废除《仪礼》一经的科举考试科目地位，虽是经由王安石之手完成，但事实上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再者，如果《周礼》在宋代尚有王安石利用《周官新义》一书广泛传播新党的变革思想，成为熙宁变法的政治性文献，并借助宋代政治斗争而产生巨大影响，那么《礼记》一书则未获得王安石全力推崇，依旧可以在新旧党争中牢牢占据大经的地位。由此可见当时学术界的对《周礼》《礼记》二经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仪礼》，当可定谳。
  正因当时学术界注重《周礼》《礼记》二经，而忽视了《仪礼》的经学地位，朱子以批判其时代最大权威的王安石经学思想入手，扭转时代思潮，意在树立《仪礼》的经学地位，而《通解》正是为其落实《仪礼》为经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