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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为何能藏，而如何可藏的讨论，根据笔者的理解，其实应分以下数点予以讨论：
  （一）理解性善之进路：《太极图说》
  首先是朱子对于“性”的理解问题。朱子对于“性”生成本有的接受，是从濂溪处进行消化的，濂溪《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①
  在朱子的理解，理和气的关系是不离不杂的。理与气当然是不同的（不杂），但却需要有气才能得以彰显实现（不离）。故朱子除了认定“性只是此理”①外，由于“性则纯是善底”②，且“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③、“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④，及人之所以生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⑤，这是朱子承袭《中庸》、《易传》和濂溪发展出的理解。是以《玉山讲义》第二段文字曰“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按韩愈所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一句，乃出自其《原性》。该句本作“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⑥，就是以仁、礼、信、义、智等为性之内容。故可知人之五常之“性”，亦即本有而立。
  （二）“五常”与两种“四德”德性范畴间的转置互通
  不过这里随之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仁义礼智、仁义中正两种“四德”之间的相配问题。我们先以仁义礼智为主来看这种问题。本来孟子原先就只以仁义礼智说心性之善，且若以五常言性，“信”德显然就无法统合。这点《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中也有提及。其曰：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⑦
  原来理（性作为朱子思想体系中终极的存有，无论由何种角度（由事随感而发显）切入，此中之理皆同体于一。且五常间也无所谓特定的分别次序可言，是“浑然不可分”的。朱子甚至说：
  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且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⑧
  如此则只要将最终价值及归趋指向理／性，其实无论以何种道德范畴为出发点，皆无害于进德工夫。不过，“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①“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②“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③，且“性是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④，性／理中之万理，终究可归摄入仁、义、礼、智四大范畴之内，进而回归于以仁包四德（以专言言仁），如是则性之为体则显然可知。是以“信”之理便由肯定其为实有加以融摄：
  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⑤
  亦如上一节朱子所答第三段文字所说的：“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
  如此便能顺利将五常之“信”收摄至四德上，甚至是全然肯定性理之真实无妄上。且最终之理乃通同为一，亦不须在德性分类间多绕工夫。
  然而我们所需注意的乃是智之为德的关系。承《太极图说》所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本来理本是一，在“理”的层次上强分彼此是无意义的，但在“事”的层次上，总是有所差别。盖“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⑥，所以关于仁义中正与仁义礼智的辨析，还是有其必要性，《语类》中于此有言：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何不曰仁义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说，当初某看时，也疑此。只要去强说，又说不得。后来子细看，乃知中正即是礼智，无可疑者。”⑦
  又曰：
  “中正仁义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义中正而已矣’，以圣人之心言之，犹孟子言‘仁义礼智’也。”①
  原来“中正”就是“礼智”，那为什么要以“中正”代替“礼智”呢？朱子认为“中正”二字不仅“较有力”②，且能更为贴近说明并确实描述该德性：
  问：“周子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礼智说得犹宽，中正则切而实矣。且谓之礼，尚或有不中节处。若谓之中，则无过不及，无非礼之礼，乃节文恰好处也。谓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谓之正，则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实也。”③
  依照《玉山讲义》的理解，上文第三段文字曰：“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第四段文字则曰：“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且专以智本身来说，智本身所代表的是先天赋予人所本有，保证人能知觉且分别是非的道理。暂且先就能分别是非的标准来说，当然是要能知亲爱、别善恶，也就是能知其“正”，以做出最符合当下情况应有的判断。而此标准不是靠什么外在的环境或条件去影响，“正”当然也是同出于智的，故“知是非之正为智，故《通书》以正为智”④。《语类》亦有问答记曰：
  问：“智与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见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唤做智了。”问：“只是真见得是，真见得非。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⑤
  就如同“中”之于“礼”一样，“正”在此其实指的不过是智德本有且应有的标准罢了。因此“中正”终究不能将“礼智”的地位替换过来。不过朱子认为“正”之所以成为智之标准，还有其他的原因：
  问：“‘中即礼，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于四德属贞，智要正。”⑥
  问：“中正即礼智，何以不直言‘礼智’，而曰‘中正’？”曰：“‘礼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实。且中者，礼之极；正者，智之体。正是智亲切处。伊川解‘贞’字，谓‘正而固’也。一‘正’字未尽，必兼‘固’字。所谓‘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
  所以‘正’字较亲切。”①
  如同第一小节所言，朱子对性善的理解乃直承濂溪《太极图说》而来。因此，天命直接下贯善性于四时万物，天之四德“元亨利贞”与四时“春夏秋冬”及人之四德“仁义礼智”间便有一秩序性的比配关系，因而成为《仁说》以来至《玉山讲义》一贯的观点，也是智之所以能藏，即智藏说之得以成立的直接理据所在。
  （三）天人四时四德的相合与智藏说的成立
  依《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且阴阳互为其根，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最后生成人类、四时及万物，这点上文已经反复述及。朱子甚至说：“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②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种理解的进路对朱子之于四端的看法有着什么影响。
  在朱子，“生之理谓性”③，朱子定稿于四十四岁（乾道九年，1173年）④的《仁说》之首二段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仁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⑤
  故可知朱子取元亨利贞比配春夏秋冬，并以此说解仁义礼智之思路于其中年时即已成形，可说是其一贯的理解。此段文字依李明辉先生的分判，朱子于此列举了四组不同的秩序，分别是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仁义礼智）及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爱恭宜别）。其中爱恭宜别是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等四端的另一种说法。此外，复将第一组秩序（元亨利贞）与第二组秩序（春夏秋冬）视为理气关系，而第三组秩序（仁义礼智）与第四组秩序的关系则是性与情的已发未发关系，且性情关系是理气关系的特殊化①。朱子之《元亨利贞说》则更能简洁地把这个部分说清楚：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②
  此中朱子以元亨利贞属性，生长收藏属情。而根据《仁说》所言，万物之所以生长收藏，是因为仁之生气贯穿于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现象所致，如此则元亨利贞自与春夏秋冬在“生”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程序。是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③且朱子又言：“‘元亨利贞’，其发见有次序。仁义礼智，在里面自有次序，到发见时随感而动，却无次序。”④
  而仁义礼智则是“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⑤，是可知两者的关系是建立在由元亨利贞与仁义理智“里面”“生时”的内在秩序上。且智于存有论的秩序（元亨利贞）比配下，乃是保证理中之所以能知觉善恶，并因此做出正确判断，且能长留于心（即“贞而固”）之理。故前引《玉山讲义》第四段文字曰：
  “‘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故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如此，“智则仁之分别”就是“冬则生之藏”，“智”与“藏”的关系便因此而建立。是则智之所以能藏，盖因其配同于四时之“冬”。也就是说，因为冬者有敛藏的意思，为使春日再行发散生物，生意到此依理自然翕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冬之所以敛藏，并不是在气上说，而是在理上见其事：
  问：“‘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元亨是春夏，利贞是秋冬。秋冬生气既散，何以谓之收敛？”曰：“其气已散，收敛者乃其理耳。”曰：“冬间地下气暖，便也是气收敛在内。”曰：“上面气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来，却不是已散之气复为生气也。”①
  故可知智所表现者，由宇宙论的秩序（春夏秋冬）来看，乃理中能敛藏之理。是以《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末段，也就是上引文中的第六段文字即扩充此意曰：“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
  智由宇宙论所理解的敛藏之理，本由四时化生循环可见，故言“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然而于此“藏”尚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无迹”，即“藏迹”之意。为什么智相较于仁、义、礼等三德，“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呢？原来：
  “仁礼属阳，属健；义知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②
  关于阴阳健顺的分际，第三节所引、智藏说文献基础之第五段文字，即《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曰：“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自四而两，自两而一，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此是发挥《玉山讲义》中“礼又是仁之著，智又是义之藏”句而来。
  为何仁义礼智又可归摄至仁义二德下呢？首先关于仁与礼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曰：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①
  原来仁礼同是“敷施出来底”，在总体发生及形之于外的意义上就是作用处，代表阳德、属刚。然而为何不是仁属柔、义属刚呢？袁机仲便曾以此请问于朱子，朱子答曰：“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②故不仅在发用和敛藏关系上可见阴阳刚柔，四时替换亦可见阴阳刚柔。这便是体现《易传》天、地、人三才同一的意义。且这里所谓仁、义、礼的作用，便是四时春、夏、秋中之生、长、收，也是人之四德仁、义、礼中“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更是四端中之恻隐、辞让、羞恶。因为朱子于此将智之彰显发用定义得相当明白，“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当然，这里的“更无作用”乃是相较于内外发用而言，并不是全然的身外长物。
  此外，“伊川常说：‘如今人说，力行是浅近事，惟知为上，知最为要紧。’《中庸》说‘知仁勇’，把知做擗初头说，可见知是要紧”。贺孙问：“孟子四端，何为以知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见，到一阳初动，这生意方从中出，也未发露，十二月也未尽发露。只管养在这里，到春方发生，到夏一齐都长，秋渐成，渐藏，冬依旧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终始’亦见得，无终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生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①
  关于朱子于此理解孟子因循环而列智于四德之末，以及智藏有仁、义、礼另三德的看法，未必符合孟子原意，此待下文论及。但我们注意到，当智之理藏迹在知觉判断后，随即交由仁、义、礼等三德发用，如“问：‘有节文便是礼，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②。故曰：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为宾主，然仁智其总统也。‘恭而无礼则劳’，是以礼为主也；‘君子义以为质’，是以义为主也。盖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要在人默而识之。”曰：“说得是。”③
  “四德未尝相离”，即是上文朱子所谓“发时无次第”。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时机点，四德各有以之为主的发用处，此就是“性之四端，迭为宾主”。但回过头来，若无仁之生意贯穿四德，非“一阳初动”，四德便无以为用，是以最终仍是归摄而言“仁智其总统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论的比配上，智藏的重要是在于循环意义及终始意义上。不仅仁义礼智本身以仁为总摄而循环，智本身同时也是“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更是天地化生中“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的固然之理。且使人默而识之，又可以说是智之理应有的工夫论展现。故朱子赞以“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可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