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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家训》中要求“怨者以直解之”，其意出于《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中“以德报怨”一语最早见《老子》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出于谦下处柔、无为不争的理念，主张以德报怨。但在孔子看来，若以德报怨，将以何报德？这无法体现应有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朱熹在《论语集注》卷七中就指出：
  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仇，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
  在朱熹看来，以德抱怨其实是出于刻意为之的私心，有违大义。他对此曾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然不济事，于大义都背了。”②最关键的是，以德报怨会导致“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是“以私害公”“以曲胜直”，因此必须“当报则报，不当则止”，不得妨害“公平忠厚”③。
  清人刘宝楠则在《论语正义》中引吴嘉宾的观点说：
  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乐其直者，至于有怨，则欲使之含忍而不报。夫含忍而不报，则其怨之本固未尝去，将待其时之可报而报之耳。至于蓄之久而一发，将至于不可御，或终于不报。是其人之于世，必以浮道相与，一无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报怨，凡直之道非一，视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报之直也，既报，则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报之，亦直也。虽不报，固非有所匿矣。怨期于忘之，德期于不忘，故报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无余怨也。报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余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胜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胜也。直之反为伪，必若教人以德报怨，是教人使为伪也，乌可乎？
  此说是从怨恚心理的合理解决的角度出发，认为“怨期于忘之”，而“吾心不能忘怨”。人若有了怨恚，是无法轻易放下的（当然，能自行放下也是好的），要妥善解决怨恨，就必须使之适当地发泄出来，不至于“匿怨”。因为让怨恨久藏于心中，一来会有失控的危险，二来会让人变得虚伪，贻害不小。
  另据《礼记·表记》载：“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论语》说“以直报怨”，和《礼记》讲“以怨报怨”仍有不同。以怨报怨固然能让“民有所惩”，因而“戒于树怨”，然而一旦坚持以怨报怨，终将引起怨恚的恶性循环，自然不是止怨的最好办法。至于以德报怨，孙希旦说：“以德报怨，则天下无不释之怨矣。虽非中道，而可以宽容其身，亦仁之一偏也。”①但皇侃则认为：“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②可见无论如何，以德报怨都不是消除怨恚心理的好办法，至少不是符合中道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只能是“以直报怨”。
  那么究竟什么是“直”呢？从《论语》中有关“直”的论述来看，“直”在不少场合都与率性、坦直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关。③朱熹则释“以直报怨”之“直”道：“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④“直”就是指大公无私。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大公无私是在“爱憎取舍”这一人人皆有的普遍性的情感欲望之中的“无私”，并非超越于情感之外。儒家的“无私”绝非“无情”，只是强调公义之下无偏私不当之情而已。另在《论语·子路》中，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答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朱熹对此评论道：“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①在朱熹看来，父子相隐既是天理之当然，也是人类普遍情感的必然。这一举措完全合乎天理与普遍之人情，自然是“至公而无私”的。今人亦认为：
  孔子的“直”有主、客观两层蕴涵，其在客观视角上有公正、无私或正当之意；主观视角则关涉个人的私德，意为正直、坦直。从内在心理动机和情感层面看，“直”既有正直坦率且公平的品格，也包含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的情感反应内容，其胜处在于它的非功利性或非工具目的性之转折思量。“直”作为真纯素朴的人格构成“仁”的基础性要素，而所谓的“礼”之“质”也在于此。②
  而无论“直”是指公正无私或正当，还是正直、坦直，孔子和叶公的“直”事实上都应包含了这些伦理意涵，真正的区别只是在于各自针对“直”的价值判断所依据的理论背景不同。
  孔子所论之“直”的理论依据显然是礼。如孔子论“以德报怨”仅为“宽身之仁”③，郑玄注道：“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怨，非礼之正也。”孔颖达进一步疏释说：“‘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抱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④郑玄与孔颖达明确将“以德报怨”与“以直报怨”纳入礼学范畴，显然“直”“应受到礼俗的规导”。⑤并且“以直报怨”的“报”象征着强调对等性原则的“礼尚往来”，原本也就是礼的基本要素。⑥而礼的产生与发展则缘于“人情”，朱熹就说：“先王制礼，本缘人情。”①这在《礼记》中也早有体现，如《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以及《礼记·礼运》：“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等等，都充分说明在儒家这里，“人情”是圣王关注的重心，用来顺应和修治“人情”的，则是礼（乐）。但在所有的情感关系中，父子亲情又最为根本，是一切“人情”的起点和基础。有鉴于此，孔子就当然要主张父子互隐了，并认为这才是本然的正当与公正。其所依据的就正是儒家以宗法血缘为中心的礼，即符合人情世事普遍之理的社会规范。在这一前提之下，个人也就可以坦直地表达情感而自然具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
  与之相对应的是，叶公一任于法，其或为申、韩一系的法家式人物。这一系的法家注重刑名法术，轻视人之情感需求，反对礼教，不仅与儒家大相径庭，也和重礼的管仲一系的法家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便是韩非子的“计算社会”论。韩非子认为所有的人伦关系全是出于利益的算计，即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不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②可谓“无情”至极。正如东汉刘观等人所撰之《东观汉记·卓茂》所说：“律设大法，礼从人情。”很显然，礼顺人情，而律不容情。在社会治理中，强调概循律例“无情”的法家不会给予人的情感行为以道德意义的理解。因此，当儿子面对父亲的“攘羊”行为时，叶公必然要主张严格按照律令“证之”才是真正的正直与公平。可见孔子讲“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所“异”的是他依循的为礼，叶公依循的是法。
  综上可见，孔子讲“以直报怨”，这个“直”就绝非简单的冲冠一怒、直抒胸臆，而是情理交融中的“当报则报，不当则止”，“当”与“不当”的标准便是礼。换言之，儒家的“以直报怨”也就是以礼报怨。朱熹在《家训》中主张“怨者以直解之”，同样是基于此。而无论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法，都是指明确的行为规则，“以直报怨”中的“直”对“礼尚往来”式公平正义的追求，所体现和强调的也正是严格的规范或规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