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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因天理”的第二层意义是因具有“亲近”之意，引申为国法，作为天理的支撑而必须维护天理。自宋以来，通常“天理、国法、人情”连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书判中大量出现“实情、事理、国法”，黄宗智认为“不管儒家的理想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是道理、实情、律例三者”②。宋明理学将天理作为最高范畴，是国法与人情依据，故而“天理与国法、人情”处于不同层次上，天理处于高一层次，人情与国法并列同属于天里的从属层次。由此，经常以“准情用法”“情法两尽”，或“情法两平”并列说明司法运用，国法与人情共同成为天理的支撑。
  宋明理学以“国法”作为天理的支撑，维护着“天理”。可以通过对于法的定义、作用以及法律目标的考察作为反映。
  首先，从义理之法定义看，宋明理学对传统法律的定义有自己新的高度概括与更多阐发。
  法为理。“法字、礼字，实理字”“法者，天下之理”③，这是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独创性的一面。虽然早在《礼记·乐记》就有“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礼不动”的说法，但《乐记》之“理”仅仅只有“道理”之意义。孔颖达疏：“礼谓道理，言礼者，使万事合于道理也。”而宋明理学的理既是道理之理，也是治理、条理之理，更是天理之理。宋明理学也有“法者，道之用也”④。如此之提法，将法上升到“天理”之意义的高度。
  以“法为理”为统领，宋明理学继承传统法律，将法视为“刑法”的理路，训“典刑”很明确：“法不用则为法，法用则为刑；民不犯则为法，民犯之则为刑。”①真德秀则认为“制定于平昔者谓之法，施用于临时者谓之罚。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已矣”②。明确概说了“刑者，天讨有罪之具”③。
  同时，宋明理学的法为礼。宋儒认为“礼者，圣人之法制也”④“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⑤。以“礼”入“法”，强调的是礼的规范性的一面，“盖礼与刑，二者出此则入彼。立典于此而示民，以礼节之所当然，而又象刑于彼而示民，以法禁之所必然。所当然者，祀典之常制。所必然者，有司之成法。降下其典于民，使其知必如此。则为合于礼，不如此则为犯于刑。启其善端，遏其邪念，折而转之，使不入于刑，而入于礼焉”⑥。而礼本身就是天理意义，“礼者，理也。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⑦、“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⑧。而且程朱理学将礼谓“天理之节文”、“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⑨，视为通识。礼是源于天理的高度创制，礼是内蕴天理的“制度”“节文”，具有天理之“用”属性。
  从宋明理学对“法”含义的概说，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走过了一条从法为刑，到法为礼，直至法为理的发展轨迹。宋明理学释法为理，理以礼的规范实现法的内容和目的。
  其次，宋明理学围绕天理，将法的作用归纳以下四方面：一是明理防范，这是法的预防作用。用刑以防奸，这是古今通义，“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①。这是对《大戴礼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禁畏，这是法的警示作用。程颐指出“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以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留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②。三是明刑以弼五教，这是作为天理维护者法的教化作用。“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各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③。四是“以刑去刑”，辟以止辟。这是法的惩戒作用。朱熹指出“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严其中”④，仁爱之实是天理的要求。理学家认为以法用刑是符合“自然之理”，丘濬说：“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⑤。对于天理伦理秩序的侵害，就应当予以处罚，惩罚犯罪当然也是符合天理的内在要求。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对法的作用有以概论：“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所以叙彝伦、正名分、定民志、息祸乱，为万世法者也。”⑥国法因“天理”而产生，以“天理”为指导，维护传统社会纲常之“天理”便是国法之重任。
  最后，国法的理想目标在于息讼。宋以前传统社会以伦理法为属性，“无讼”的理想法律目标，带有原始空想性特征成分，这一美好理想始终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宋明理学则是将“息讼”作为其理治社会的理想法律目标。“息讼”观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法律诉讼现实存在，对于国法的合理性给予了认可。
  二程认为“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国法之“讼”是符合天理中正性要求的，“讼者，求辩其曲直也。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①、“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②，直接承认了争讼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能够较为理性地“无讼”目标，更多的是接受了孟子“省刑罚”理念，反映了从先秦儒家“和为贵”到宋儒“理而后和”、“和而解”理论演化发展，由“无讼”的理想走向更具有务实性的“息讼”。“无讼”目标最主要是在于防讼，而息讼则要求止讼、限讼与利讼共存。就诉讼理念而言，司法不再将诉讼视为民间细故，甚至“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为达到维护天理，就必须采取适应社会生活的积极司法措施，日益细化诉讼规则，“情理兼顾”和“情法两尽”，顺应“天理、国法、人情”一体的现实追求。国法的内涵、作用以及理想目标必须符合天理的规定性，国法是维护天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