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①深入探讨协商民主的“根”“源”，尤其是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中庸中道、和合文化、民本意识、忠恕仁和，“理一分殊”蕴含的协商民主思想内涵，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理一分殊”是朱子创新哲学原则，也是朱子理学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在朱子视野里，“理”是道理，是事物的本源和规律。“理一”是指作为本原的天理只有一个，“分殊”指万事万物各自有理。“理一”与“分殊”是对立的统一，“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②、“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③。“理一”表现在“分殊”上，“分殊”体现“理一”。“理一”具有内在性、唯一性、稳定性、持续性，“分殊”具有外在性、多样性、多变性。每个事物各有一个理，都是“理一”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讲“分殊”时，维护“理一”的不可分割性，在“理一”与“分殊”的相互印证中阐明宇宙之秩序。“理一分殊”有助于理解协商民主构建的哲学本体框架和背景。
  一、“理一分殊”，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礼记》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治理天下的权力应该具有普遍性公共性。这是中国古代比较早的从政治层面强调公共性全民性意义的经典表述。朱熹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朱子继承孔子思想，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代表“理一”，为了达到“理一”，实现“天下为公”就要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担任社会管理者。这样才能实现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为了治理好社会，必须选贤与能。同时整个社会都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共同建设人民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既是共有，就要协商，经过协商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几千年来，我们古代先贤一直怀抱这样的理想，不懈追求，不懈努力。
  社会通常是由不同利益人的行为组成的，不同利益的人一定有不同的想法。为避免各方力量作用方向的不同，必须通过协商机制才能完成。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①
  二、协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公共道理”
  学界曾认为，“公共性”是现代性的表现，是西方首创。从思想源流看，“天下为公”这种“公共性”，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的社会治理先后出现的禅让制、举孝廉、九品中正制、朝议制、廷议制、君臣共治制，民间的乡村自治的历史，都体现国家社会治理的“公共之理”，包含协商民主的因素。朱子认为：“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得于己。”“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常有异，只是代代有一个人出来作主。作主，便即是得此道理于己，不是尧自有一个道理，舜又是一个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别是一个道理。”①朱子认为尧舜、文王、周公、孔子关于社会治理的道理，一以贯之，体现了“理一”。这个道理，“古今共由之理”“亘古今未常有异”。朱子肯定的“尧之德”“舜之德”等都体现了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需要以社会教化作为基础。从古代典籍来看，主张社会教化的观点比比皆是。如《易·贲卦·彖传》记载：“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要求尊重自然规律；“观乎人文”要求重视当地的历史文化，包括习俗，要求顺应这种文化习惯，用协商的方式来治理社会。《易经》强调做事情要遵循“元、亨、利、贞”的原则，选择有利的时机办大事，就是为了循“理”。“天理”与“人理”是合一的。历史证明，华夏先贤始终关注人与天地、人与人的关系，重视天人合一，重视协商民主，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本主义协商民主治理模式，闪耀着协商民主的光辉。同时很早就关注教育，关注社会教化，关心人才培养。
  三、协商民主应立足于“理一”“求同”
  朱子认为“天理是本原，世间万物统一于理”。朱子讲“理一分殊”时既重视“分殊”，又重视“理一”。据记载：“或问‘理一分殊’，曰：‘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②就是说，只有认识了具体的事物的现状和规律，才能真正领会天理，才能领会“理一”。协商对话就是民主过程的本质，是一种参与性共同性的政治，它鼓励和尊重个性，尊重差异性。在民主协商中，只有了解方方面面的现状与需求，才能找到利益的交汇点和融合点。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整体系统，每一个部分都不能缺少，各自的功能是互补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舍此，社会整体系统就无法健康运行。协商民主为的是把握社会治理规律，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朱熹反复强调：“要知道理只有一个。”①协商民主参与主体需要共同遵守有共识的程序与规则，充分尊重和考虑所有利益主体的要求。坚持求同存异、理性包容，在民主协商中“求理”，在贯彻中“循理”，切实提高协商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四、协商民主要尊重“分殊”，广泛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和主张
  “理一分殊”，从“分殊”上说，万物各具之理既是一理之“分殊”，又是一理之“全”，是分和全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理一”必须经过“分殊”表现出来，“分殊”的具体事物构成了“理一”，有“分殊”才有“理一”。朱熹认为：“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②分殊即万物之间的差异，不仅不妨碍其一体、一本，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分殊成全了理一，使万物共处于一体之中。这用朱熹本人的话说就是：“分得愈见不同，愈见得理大。”③在这里，一体、一本是原则，一体之中有分别、有不同，一而万、同而殊的等级秩序就是和谐。换言之，和谐的前提和根基是万物源于理的统一性、一体性，但是万物之间的统一性和一体性的具体表现不是平等而是秉性表现不同。这不仅从形而上的高度说明了和谐、一致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神圣性。因此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决策民主不同，它一般不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和决策，而是按照民主协商原则，通过充分讨论，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就协商的重大问题增进共识。周恩来曾指出，“和谐一致不是大家都说一种相同的话，而是大家说出不同的话，然后取得一致。这是最有力的一致，是最有力的团结”。④
  五、协商民主应立足实践，持续深化
  在朱熹哲学视野里，“理一分殊”与“格物致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一分殊”侧重从总体上认识万事万物的规律，“格物致知”侧重于具体到一般，从“分殊”中认识“理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①“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②。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接触有形的事物而认识无形的事物之理。我们知道，作为具体事物来说，是有其形体的，而作为事物的一般规律来讲，是没有形体的，看不见摸不着，他只能通过有形体的具体事物的运动体现出来。因此必须通过接触具体事物而认识事物之规律。经过量的积累，当“格”到一定程度就能“豁然贯通”，求得“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从更深一层说，朱熹“格物的目的最终要达到对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的了解。所以然和所当然都是指理，‘所以然’主要是指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所当然’主要指社会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协商民主重在基层，基层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切身利益。大量决策和工作发生在基层。要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协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协商民主是个过程，持续推进协商民主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健康稳定运行和长治久安的最行之有效的机制。
  六、协商民主与协和万邦
  古代典籍《尚书》《荀子·议兵》等提出“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理念，主张国家友好。“协和万邦”“四海一家”体现了“理一分殊”。“理一”代表天下整体，表明万物出自一体，本乎一源，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分殊”说明一体之中的万物具有不同的特性，应该和平友好，平等相待。“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因，展示了中华民族处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博大胸怀和东方智慧，更是表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讲求睦邻友好的国家。天下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各国之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就能展现“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的憧憬和追求。“理一分殊”的思想，有利于认识多元文化，协商协调多元文化国家之间的关系。

①习近平：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②朱熹：《读大纪》，《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65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9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9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06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 ④《理论研究》，《中国政协》2018年第2期。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2页。 ②朱熹：《癸未垂拱奏札》，《朱文公文集》卷一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