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滞于形器”的吕学对应的，是“语高则沦于空寂”的陆九渊心学一系。陆九渊虽不是浙人，但他乾道八年（1172年）因春试入浙，并停留了不少时间，杨简等一批浙人向陆九渊请益，从而使陆氏心学也成为浙学的组成部分。其兄陆九龄曾在给学者的书信中说：“子静入浙，则有杨简敬仲、石崇昭应之、诸葛诚之、胡拱达才、高宗商应时、孙应朝季和从之游。其余不能悉数，皆亹亹笃学，尊信吾道，甚可喜也。”①陆九龄谓九渊门生的“不能悉数”，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其皆“尊信吾道”的评价，反映了他兄弟倡导的心学已在浙地生根，因而带给了他们无尽的喜悦。朱熹后来亦曾有“如今浙东学者多陆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的感慨②。
  “语高”所以是“沦于空寂”，可从朱熹批评陆九渊的“专以尊德性为主”及其“先立乎其大”等观点获得解释，朱熹也因此讥陆九渊之学为“禅学”。后来王阳明为陆九渊辩诬，以为“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堕于禅学之虚空’”。而“先立乎其大者”“孔子孟轲之言也，乌在其为空虚者乎”③，即在王阳明看来，陆学走的是尊崇德性的孔孟正道，所以绝不可能是空寂之学。
  在朱熹这里，他固然贬陆九渊之学为“禅学”，但相较于吕学，或包括永康、永嘉等在内的浙东本土学，陆学反倒有更多合理的因素。譬如朱熹称：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伯恭门徒气宇厌厌，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之必至销歇。子静则不然，精神紧峭，其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旦异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先生出示答孙自修书，因言：“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
  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①
  在朱熹看来，吕学的不足，既是吕祖谦自己的问题，即大不成学问而失之多，又是吕学门下的分裂问题，而这将导致学派的衰微。朱熹的论断应当说还是有一定预见性的。全祖望后来固然称“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但这并不涉及吕学的哲学价值。而且参考王梓材的补充，东莱后学虽然“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却是建立在“皆兼朱学”②的基础上，在哲学上已不构成为一个专门的派别。与吕学对应，陆九渊学术所以“失之寡”而得到朱熹的相对肯定，缘于陆氏的学说分明，能变化人，即重点在陆学的教人“做个人”上。
  其实，作为对朱熹这一评论的呼应，永康陈亮在与朱熹的论辩中，如何“做个人”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可以用作这里的参考。陈亮云：
  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管仲尽合有商量处，其见笑于儒家亦多。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消，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非专循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③
  在陈亮，学为“成人”而非必“成儒”。历史上，管仲以其功业名扬后世，后儒虽然多有讥刺，但在陈亮眼中，管仲却正“是个人”。因此才能得到孔子的赞许。陈亮强调，自己并不是一定要求取管仲那样的规模事业，而是希望将仁义与功业融合为一地“做个人”，这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在这里，“适用”成为判定人是否成就的根本标志。
  对于陈亮的观点，朱熹全然不能认同。反驳说：
  观其所谓“学成人而不必于儒，搅金银铜铁为一器而主于适用”，则亦可见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有非辨说所能文者矣。……正如搅金银铜铁为一器，不唯坏却金银，而铜铁亦不得尽其铜铁之用也。……孔子固称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礼乎？“人也”之说，古注得之，若管仲为当得一个人，则是以子产之徒为当不得一个人矣。圣人词气之际，不应如此之粗厉而鄙也。①①
  陈亮的“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的融义利为一，在从动机出发看问题的朱熹这里，是完全“一”在了功利一边。因为“以适用为主”，根本是从效果出发，在立心之“本”上就已经偏了。至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固然肯定了他的功业。但就整个人来讲，孔子明言管仲之器小而不知礼，如何会赞许？孔子要赞许谁，言语中决不会有“人也”这种粗鄙的词气。朱熹认为汉唐人注疏其实已经说清楚，孔子就是感慨管仲“这个人”罢了。孔子真正赞许的，是惠爱百姓的子产而非管仲，子产才是真正“当得一个人”。
  从朱、陈之辩返回到前面朱熹对浙东学人的评价，朱熹所以指斥吕学和永康、永嘉等事功学，肯定陆九渊能“做个人”，根本点就是在坚守作为“儒”之内核的义利之辨上。“东南三贤”中，朱熹所以推崇张栻，也正因张栻在义利关系上，从内心意向的“有所为”和“无所为”角度，系统地阐发和强化了义利之辨，朱熹称赞这是“扩前圣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欤”②！径直将张栻与孟子相比。而陆九渊同样是在这方面深得朱熹的赞许。陆九渊应朱熹之邀，登白鹿洞讲席，所讲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陆九渊的立场与张栻相似，即从义与利的“志之所向”辨君子小人，要求“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倘能由此而赴科举、进仕途，“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③！陆九渊的演讲使朱熹及其弟子深为感动，朱熹不但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以提撕警醒弟子，还在给其他未知此讲义的弟子的信中强调，陆九渊说得“义利分明，是说得好”。因为他对一心求功名官位的当今士人痛加针砭，指出其“自少至老，自顶至蹱，无非为利”，故“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④。陆九渊终究维护了儒家义利之辨的根本立场，所以得到了朱熹的认同。
  因此，朱熹虽也指斥陆学，但在他眼中，功利之学比陆氏禅学更可怕：“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理学家都是从禅学“转”出来的，而禅学正是向“高”处去。尽管朱熹对于语“高”和语“卑”各家都不能理会“中间”道理，一并给予了指责，但从他心底来说，还是“高”远比“卑”强，“高”其实并不“可忧”。正是因为如此，曾遭朱熹深诋的张九成之学，结果也被网开一面：“因说永嘉之学，曰：‘张子韶学问虽不是，然他却做得来高，不似今人卑污。’”②所以朱熹觉得禅学并不可怕，因为到最后自觉无所收获时，自然会转出。而功利之学不一样，因为它助长的是人的利欲之心，再加上可以预期的效果，最终将导致泯灭天理的可怕场景，所以必须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