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贬抑浙学，吕祖谦及其学术首当其冲。不论在吕祖谦在世时，还是去世后，朱熹的立场一直未变，可见其根深蒂固。吕祖谦在世时，朱熹在给双方的好友刘清之（子澄）一信的末尾，曾归结说：
  今世学者，语高则沦于空寂，卑则滞于形器，中间正当紧要亲切合理会处，却无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说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后来见得此事如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无由面论，徒增耿耿。①
  朱熹在此信中，对“今世”的学者是既攻“高”又击“卑”。他这里虽未明言所谓“高”“卑”都是指谁，但由于朱熹是围绕吕祖谦治学发议论，针对浙学的学风是无疑的。不论“高”或“卑”，都是割裂了二者的关系。所以朱熹要上下开弓，并谴责正是由于这些或高或卑的学术的偏差，导致了儒家之道的不明不行，甚至是邪说暴行肆虐。
  朱熹要求学者留意的“中间正当紧要亲切合理会处”，自然是朱熹自己坚守的由卑到高一以贯之的学术道路。此一道路，他也称之为“中间事物转关处”。学生问“如何是转关处”？朱熹的回答是：“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会道理。”②所谓“就事上理会道理”，就是要在“事上”与“道理”之间转关，这既有从上往下转，也有从下往上转。在前者，“理会上面底，却弃置事物为陈迹，便只说个无形影底道理。然若还被他放下来，更就事上理会，又却易。只是他已见到上面一段物事，不费气力，省事了，又那肯下来理会”③！致知、格物无疑都需要要觉察上面一段“无形影底道理”，但问题在能否“放下”，于事物之中去理会，即需要转上到下。如果无下、不穷物理而只尊德性，缺乏入圣之阶梯，就只能是“空底物事”。这自然是批评陆学。但吕学的问题刚好相反，即“只就下面理会事，眼前虽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间只见得利害。……这般道理，须是规模大，方理会得”④。在朱熹眼中，吕祖谦学术虽表面“有用”，但不能够由下转上，超越日常用度和利害关系，以成就起有规模的自身“道理”。换句话说，吕学既然不能由卑上达，结果就只能“滞于形器”了。尽管朱熹此时尚希望吕祖谦能调整自己的治学路向。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吕祖谦事实上并不缺乏对天理、本心一类“理学”问题的追寻和探讨，朱熹为什么还要说他是“卑则滞于形器”呢？从根本上讲，就是在朱熹眼中，吕祖谦因被历史陈迹和实用利益所陷溺，执着于实用的层面，故而不能由具体物事上升到天道性命这一形而上的“大本”。这也是朱熹批评吕祖谦学术最根本的原则。
  后来，全祖望对于朱、陆、吕三家学术有一个经典的评论，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①。但若按朱熹的逻辑来理解这个“兼取其长”，结果反而是否定的。因为泛观博览而兼取各家，在朱熹的学问进路中属于由“分殊”而会归“理一”，“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②。“兼取其长”的博学多识固然重要，但最后的“归约”毕竟是目的，重要的是能归纳提炼出“一贯”之理。如果醉心于收纳各家，在学问的广博上固然有其价值，但若因此而流荡无归，以致失去了自身学术的鲜明主旨，则显然是得不偿失③。而从朱熹本来的意图讲，正确的道路应当是通过格物致知去明心——先泛观博览然后归之约，或者道问学以尊德性。那么说吕祖谦“卑则滞于形器”就容易明白：即“明心”这一大旨被吕祖谦立足于实事、实利的“格物致知”所滞塞，这或许可以说是从反向意义去理解的“兼取其长”。
  从正面“道理”来看，吕祖谦及以他为代表的浙学无疑都是重实的。吕祖谦在其名篇《太学策问》中，陈述了他“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也”的“实学”观，强调“立心不实，为学者百病之源”①。他批评当时的士子，虽然笔写口说，郁郁可观，却是“骛于言而未尝从事所以言者耶”？今人比之古人如孔门弟子，对于孔子教诲的认知可能更为准确，但离开了亲身切己的实践体验，就无助于实用。故谓“古之人，其为己不为人如此。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哉”②！从吕祖谦所述来看，他从古人为己之学的质朴出发，要求士人结合自身实际的操守和举止去求实理之所在，而批评务于讲诵词章的无用空学。
  因此，吕祖谦治学，重点在倡导“有用”。他针对当时读书人的弊病指出：“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③六经是儒者安身立命的基本经典依据，吕祖谦自己便有《易》《书》《诗》等经学研究的专门著述。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之重视经典，其实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专注于探求和发掘经典蕴含的性命义理，而在于它对人有用。换句话说，就是世间的老成人之语，远不如六经所载的圣人之语有用。基于这一立场，他评价孔门弟子说：
  孔门诸弟子，若论趋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见用，却恐未必有管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④
  吕祖谦所谓的“趋向”，当指孔子弟子修德求仁的路向和进阶。由于其前提或动机是志道、据德、依仁，故在出发点上非管仲一般人可比。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出发点或动机再好，也只是一种愿望，根本上还是要看效果，即管仲所造就的事业。所以在吕祖谦，读古人之书，最要紧的是要关联效果，看它是否有用。这不止是吕祖谦个人的观点，也是与朱熹正面展开辩论的永嘉、永康学者的思想，所以朱熹批评吕学是“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①。由此可见，浙学都有注重实用的趋向。
  当然，这样讲并非意味着朱熹治学就不重实。事实上，朱熹也是强调他自己的学说是“实学”的，申明他所追求的性命义理都是实性、实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就绝不同意“卑则滞于形器”。吕祖谦的务实不能得到肯定，就在于他不能像朱熹那样，从万事万物中追溯，抓取根源性的“大本”。朱熹说：
  只看圣人所说，无不是这个大本。如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不然，子思何故说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说？是乃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人若能体察得，方见得圣贤所说道理，皆从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②
  朱熹从《礼记·乐记》中引来的孔子之语，说的是天地礼乐流行的大本③，它的实质是突出了儒家的仁义内核，在子思则被阐释为《中庸》的天性和因此而来的循性修道之教。朱熹作《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已被解释为“性即理”。因此，天地万化所得以生成流行的大本大根，实际就是朱熹自己的性理本体，也就是《论语》中通过子贡之口道出的“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朱熹治学的宗旨，可以说是“体察”这个因为“净洁空阔”而不可得闻的性理本体，这就是圣贤所说，也是朱熹想要阐明的超越性的“道理”。
  在朱熹，理学的“道理”是“皆从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的，即要求自己循性立本，体验和发明内在的仁义性命。仁性充实于内，然后再发扬推广于外，实现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之中。可是吕祖谦的务实，不但是滞于形器，而且往往关系着时事利害。后者实际才是朱熹反对吕祖谦学术更主要的原因，因为这在朱熹，根本就不是正确的治学之路。孟子当年游说梁惠王，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将仁义与时事利害——利吾国、利吾家直接对立了起来。理学家通常号称接续孟子，因而大都站在了孟子严辨义利的立场上。人当体察的天地万化的“大本”，进入伦理的界域，便成为“义以为上”的义利之辨的基本原则。这在与吕学形成对应而“语高”的陆九渊心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