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元学案·序录》云：“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高平学案》把韩琦、欧阳修列为“高平同调”，把富弼、张方平、李觏等列为“高平门人”，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刘牧的易学、刘敞的经学、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等，都与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蜀学为例，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①
  观此可知，庆历新政对当时的士人发生了广泛重要的影响，乃至偏处四川眉山乡校尚为七八岁童子的苏轼，亦受其感召。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所颂者十一人，而“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并为人杰，是当时士人所争以为师者。三苏的蜀学初被张方平所赏识，继而得到欧阳修的推荐，故《宋元学案》将苏洵列为“庐陵学侣”，而苏轼、苏辙则在“庐陵门人”。当苏轼、苏辙在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时，范仲淹已于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苏轼以不识范仲淹为“平生之恨（憾）”。而在范仲淹死37年之后，仍愿“自托于门下士之末”。
  再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例。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经友人曾巩的引荐，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举，故而《宋元学案》将曾巩和王安石都列为“庐陵门人”。当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时，王安石作《祭范颍州文》，首言“呜呼我公，一世之师”，这与欧阳修在《祭资政范公文》中说“举世之善，谁非公徒”是一致的。王安石又评价范仲淹“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王安石对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也给予高度评价：“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关于此书与庆历新政的联系，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所附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
  荆公之学，原本经术，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后卒以新法误天下，而为当时所排击。后世所口实，则非公所学之谬，谋国之过也。……公有志于任天下之重，在于变更法度，慎选人才。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又论明黜陟，必三载考绩；精贡举，必先策论而后诗赋。此皆为公书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①
  此处说王安石的《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未免夸大其词。但说《言事书》主张“变更法度，慎选人才”，这在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已先言之”，却是符合实际的。嘉祐初年，胡瑗管勾太学，声望甚高，王安石作有《寄赠胡先生》云：“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吾愿圣帝营太平，补葺廊庙枝倾颓。……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构架桷与榱。”②从此诗可看出，王安石当时亦极力推崇胡瑗。但是在宋神宗即位的熙宁元年（1068年）以后，王安石逐渐附从神宗的意旨，将改革的方向转变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③，因而有熙宁变法，乃至引起新旧党争。
  当然，更重要的应讲明范仲淹、胡瑗等与理学家的关系。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之开山，在《宋元学案》中被列为“高平讲友”，但未说何据。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比范仲淹小28岁，将其列为“高平讲友”实在有些勉强。然而周敦颐与范仲淹确实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且其早年当亦受到范仲淹的影响。据茅星来《近思录集注·附说》，景祐四年（1037年）周敦颐21岁，“母郑氏卒，葬于润州丹徒县龙图公（郑向）之墓侧。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服除，授洪州分宁县主簿”。也就是说，1037—1040年周敦颐在润州（今镇江）丹徒县为其母守墓三年。而范仲淹在景祐四年（1037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今绍兴）。周敦颐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润州，就范仲淹在当时的地位、声望及其在润州建郡学而言，周敦颐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的④。庆历四年（1044年），周敦颐改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两年后，二程受学于周敦颐。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⑤这一“孔颜乐处”的话题在宋明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发其端者实为范仲淹。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即范仲淹中进士的前一年，他就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①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亦教导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②。当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③嘉祐二年（1057年），胡瑗在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胡瑗、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当都源自范仲淹，而“孔颜乐处”正是宋代新儒学为士人提供的一个有别于佛、道二教的儒者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④。
  《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庆历二年（1042年），张载作《庆州大顺城记》，记述范仲淹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筑大顺城，击败西夏军。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张载约有三年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西北前线。⑤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是正确的。
  从宋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宋学的主流毕竟是以二程之洛学为主的“伊洛渊源”（此“伊洛渊源”至朱熹而集大成，从而有“濓洛关闽”的理学谱系）。但如黄震所说：“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亦如黄百家所说：“（安定）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⑥将“伊洛渊源”上溯至“宋初三先生”，进而明确此三先生乃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这符合宋学发展的实际。朱熹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程颐）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业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⑦
  按，“皇祐二年”时，胡瑗尚未居太学，此应为“嘉祐二年”之误①。当时程颐25岁，“上书阙下”，即写了《上仁宗皇帝书》，这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早一年。由此两书可见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改革思想的延续。程颐上书“不报”，于是“闲游太学”。当时胡瑗“主教导”，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②。《宋元学案》将程颐列为“安定门人”，又将二程列为“濓溪门人”，这也应是正确的。
  周、张、二程虽然与范仲淹、胡瑗等有着学术源流和思想上的联系，但他们毕竟是“新儒中之新儒”。他们比范仲淹、胡瑗等所更“新”者，是建立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开山就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义”，以及对二程“性即理也”和张载“心统性情”等的阐发，遂有了“濂洛关闽”的理学谱系，又有了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的新经学体系。这就是“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也就是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
  明确了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的关系，我想对“理学”的理解也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宋代“新儒学”之初起，是要“改革政令”，也就是要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仍延续了先秦儒学的“内圣外王”之旨。虽然“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但是理学家仍不失“内圣外王”的抱负。他们后来的“内向化”，形成“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局面，实是因为在熙宁变法之后受到了种种政治形势和政治制度的限制和束缚，如他们提出了以“格君心之非”为治世的“大根本”，但实际上“君心”并不是他们所能“格”的③。
  （二）宋代“新儒学”先有了“孔颜乐处”的价值取向，有了儒家所区别于佛、道二教的安身立命之地，然后才有了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价值优先仍然是理学思想体系的重点或宗旨。如作为理学之开山的《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讲起，推衍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而其归结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就是要确立最高的价值标准。
  （三）宋代“新儒学”虽然是以“理学”为思想理论的主流，但是庆历之际也有多种“学统”兴起，在“理学”内部也并非只有“濂洛关闽”一条线索。因此，对宋代新儒学的学派多样性和思想内容丰富性也应有新的理解。
  （四）“明体达用之学”乃是“宋儒所以自立其学”者，宋代的理学家虽然较专注于“内圣”，但是对“明体达用之学”也是给予肯定的。特别是朱熹晚年的《学校贡举私议》，其旨义更符合“明体达用之学”。反思元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只设“德行明经”一科，后又以八股文取士，这应是元代以后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曾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作为改革的依据，这也不是偶然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