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1043—1044），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这一改革的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沉潜了近二十年，比较典型的表述是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①。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就是要整饬吏治，所谓“慎选举，敦教育”就是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两条的关系，前条是要罢免一批不合格的官员，后条是要培养并选拔一批“明体达用”的新儒，以取代那些不合格的官员。
  范仲淹的教育实践，始于他在天圣五年（1027年）丁母忧期间应晏殊之邀，执掌应天（睢阳）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②《宋史·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所谓“自殊始”，实即自范仲淹始。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如能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③
  他所说的“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已经包含后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之意。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知苏州，奏请立郡学。当时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④。胡瑗在苏州“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⑤，可见当时苏学之盛。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在陕甘抗击西夏，其“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是在此年。而胡瑗被“辟丹州推官”⑥，遂成为“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⑦。不久，胡瑗丁父忧。服除后，应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之邀，往湖州任教授。《安定学案》载：
  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胡瑗之“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又称“苏、湖教法”，实际上是贯彻实践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而且是范仲淹提供了这种教育实践的机会。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始行庆历新政。在此期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①。正是因为庆历新政，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才以朝廷政令的形式在全国得到推广。
  钱穆先生曾论“明体达用之学”的意义：“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②这里说的“宋儒所以自立其学”，当就是宋代的“新儒学”，尔后宋代的“理学”或“道学”也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