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初三先生”在宋代新儒学中的地位早已得到承认，如全祖望所作《宋元学案·序录》云：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学案》。
  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石介），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学案》。
  考《宋元学案》的这两段“序录”，其实是本于黄百家所引黄震所说：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②
  这条引文是出自《黄氏日抄》卷四十五。而黄震之说实又是本于上述朱熹所论的“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差别只是缺少了“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黄震对范仲淹并不是不了解，如他也曾说：“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①但他可能不太熟悉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故他在讲“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时没有把范仲淹放在前面。这一忽略致使宋初的一段学术史不明，乃至《宋元学案》在《安定学案》《泰山学案》之后才是《高平学案》和《庐陵学案》。全祖望《序录》说：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述《高平学案》。
  这一顺序的颠倒，以及把范仲淹作为“安定、泰山而外”的一支，其误在王梓材的“案语”中已经点明了：“高平行辈不后于安定、泰山，而庐陵亦当时斯道之疏附也。谢山以梨洲编次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故以高平、庐陵次之。”（《序录》案语）梓材又云：“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高平学案》案语）、“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四先生皆在文正门下”（《泰山学案》案语）。王氏所说《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当即指胡瑗曾为程颐所尊敬的老师。他所说“宋初三先生”及李觏“皆在文正门下”，是本于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所云：“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②这才是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真实关系，即“宋初三先生”及李觏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引文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所引《杨公笔录》（宋杨延龄撰），全祖望谨按：“此段稍可疑，宜再考。（泰山）先生婿于李文定公时，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长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对于全祖望所疑，王梓材已加辨正：“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实长于泰山三岁。”按“端拱三年”为“端拱二年”之误，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孙复生于992年，范比孙确实年长三岁。全祖望疑孙复“稍长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此亦全氏之疏误，意在否认孙复之学本于范仲淹。而上述史料不仅见于宋代的《东轩笔录》和《杨公笔录》，而且亦被朱熹编入《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故其当确信无疑。
  《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进士不第之时。他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的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的“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授以《春秋》”。在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石介“躬执弟子礼，师事之”①。其间，范仲淹与孙复有书信往还，《范文正公集·尺牍》中有给孙复的信，《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等等。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胡瑗生于公元993年（比孙复小一岁），13岁时是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13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已通过孙复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②。